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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獵人之死

海豹獵人之死

我的眼前常浮現那個愛斯基摩人的影子,覺得他也是該受保護的可憐人。

三十年前,畢業旅行到蘭嶼。在那個「很難」出國的年代,能夠搭小飛機,飛過浩渺的煙波,到一個與世隔 絕、景觀完全同的小島,真是令我興奮極了。

更興奮的是見到蘭嶼的原住民,穿著丁字褲,推著兩頭尖尖的船,夜裡,在海上點起火把,來飛魚。

黑黑的夜色中,海上火把的光亮閃爍,風吹來,浪打來,站在海邊的感覺真美。

最難忘的,是我班上一位女生收了個蘭嶼的女孩做乾妹妹。 雖然才認識幾天,那小女孩卻體貼地對「乾姐姐」說:「回去多穿一點衣服吧, 西風起了,受涼的。」

我更永遠忘不了,她那無邪的臉孔,和她說的:「姐姐,你知道嗎?我們蘭嶼人都好窮、好短命,日本人以前把我們隔離起來, 故意不教育們,拿我們當原始人類的櫥窗,害我們到現在還這麼落後……」

二十多年前,到台灣南部一個城市。經過一條路,路中間居然有口井。

「這是一口井,被保護的文物,」當地的朋友對我說,「可是這麼多年來,它在 這兒,真不便,也真危險,已經有好幾個人,夜裡騎機車,因為撞到這口井,死了。」

十幾年前,到台灣北部的一個小鎮。 鎮上有所著名的廟宇,香火鼎盛。

廟旁是條老街,走在其中,如同進入歷史。

「真美,」我說,「保護得真好。」

「可是你知道嗎?因為是古蹟,政府規定要保護,不准改變,」當地的人對我笑笑說,「結果子愈來愈老、又陰又濕,住在裡面很多人得了風濕和氣喘。尤其害怕的是,哪一天,地震來,百年老屋垮了,我們全得壓死在裡面。」

前年,在「讀者文摘」上看到一篇「海豹人之死」。

在加拿大北極小村裡住了一家獵人。男主人皮泰圖靠獵取環斑海豹為生,每張海豹皮可以賣到十一美元。

但是一九七五年秋天,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一驚心動魄的新聞影片。那是「綠色和平(Greenpeace)」組織帶著記者團去拍攝的,拍下愛斯基摩人獵取海豹的「殘酷鏡頭」。

新聞媒體大力炒作,電影明星和歐美的政治人物也加入保護行動。綠色行動組織的總裁羅勃特.亨特提出警告:「如果不禁獵,格陵蘭海豹將在五年內絕種。」

這個號稱「心靈炸彈」的新聞爆發開來,一九八三年歐洲議會在輿論的壓力下終於宣布禁止幼豹皮在歐洲出售。

不賣幼海豹皮,整個海豹的皮毛市場都崩潰了。沒有人再買海豹皮衣,獵海豹者被看成劊子手,雖然───

加拿大野生動物基金會會長說:「我們並不擔心格陵蘭海豹會絕種。」受委託調查的人道機構,也發現獵殺海豹的方法並非不人道。

加拿大北極圈的獵人斷了生計,十一年內有一百五十二人自殺。

皮泰圖有一天離開家,揮手向妻子道別,這是他結婚以來第一次這樣道別。皮泰圖沒有再回來,他死在一片碎冰之間。

不久前,看電視上的專題報導。

孟加拉的街頭,衣衫襤褸的人,衣衫破舊的孩子,對著鏡頭,在清瘦的面龐上,張著無助的大眼睛。旁白說,聯合國保護兒童的組織,指責孟加拉的企業,僱用幼小的童工,使孩子受到傷害。

於是小童工們被解僱了。

他們流落街頭,有些淪為雛妓。聯合國兒童福利組織不得不回頭,做讓步和補償的措施。

跟昆蟲學家陳維壽老師聊天。

「你知道嗎?以前台灣靠蝴蝶賺了多少外匯?」陳老師說,「單單在黃蝶翠谷一年就能抓五六千萬隻。」

「這不是違反生態保育嗎?」我說。

「錯了,」他笑笑,「後來經濟不景氣,蝴蝶出口沒落了,黃蝶翠谷的蝴蝶被抓得少,數量反而減少。因為十天內,那裡就能產生一兩千萬隻蝴蝶,沒人抓,數量太多,把樹芽都吃光了,後來的,就餓死了…… 」

看台大研究所學生關孫知寫的文章「人與大自然的矛盾」。

雲貴高原的初春,農民開始播種,但是種子才播好,就可能被由青康藏高原飛來的黑頸鶴吃掉。黑頸鶴是保育類動物,政府規定,誰殺一隻,就要被關七年。

農民只能用各種方法驅趕。只是,才趕走一批,又飛來一批。

令人心驚的是,在保育人員的宴會中,端上一盤又一盤的大菜,關孫知算算,一共十八道,大多為雲南特產,甚至還有穿山甲……

當一隻全世界只剩幾隻的猛獸,對人撲過來時,如果你手上有槍,你是打死那野獸,還是任牠去咬死人?

「全世界有幾十億的人,死一個人算什麼?」你會不會這麼想?抑或,你會毫不考慮地射殺野獸?

這個世界不是人類所專有的,我們要尊重地球村裡的每一員。

但是,當我們高唱入雲,當我們舉著牌子站在百貨公司門口,高喊不准屠殺動物、獵取毛皮的時候,我們有沒有為貧苦山村的獵人送上冬衣?

當我們在保護一口井,為那古蹟請命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想移走古井、更改道路的方法?還是任它在那兒傷害我們的同胞?

當我們高喊這世界的物種,正以空前的速度在減少時,我們有沒有想想自己造成的污染,正是最大的禍害?

當我們高唱保護雨林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好好利用每一張紙,使這界上能夠多留一棵樹?

我們可以打扮成仁者的樣子,打著領結,舉著香檳,參加保護古蹟和野生動物的募款餐會。看山珍海味一道道上來,卻聽不到山巔海濱一聲聲的哀歎。

做為美國自然歷史物館和世界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資深會員,我常想,當我搶救一朵小花的時候,是不是踐踏了無辜的小草?我也常想,文明世界的人,是不是做了許多偽善的事。

我的眼前常浮現那個愛斯基摩人的影子,覺得他也是該受保護的可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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