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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之變與唐朝宦官歷史
　　“甘露之變”是中國歷史上宮廷中最為慘烈的流血事件，一日之內600多名朝臣被殺，皇帝也被宦官軟禁。尊貴的、至高無上的皇帝怎麼會被家奴們玩弄於股掌呢？從唐穆宗以後到唐亡，8個皇帝之中，有7個是由宦官擁立的。皇帝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結、縱容宦官，如宦官楊復恭以擁立昭宗有功，自稱“定策國老”，罵昭宗為“負心門生”，昭宗也無可奈何。“甘露之變”就發生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
　　被皇帝稱之為家奴的宦官，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下的必然產物。早在秦漢時期，尤其是東漢後期，宦官勢力的發展曾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豪強政治的發展，士族豪門領袖與皇族共同執掌朝政，外朝擴大，內廷縮小。在豪強勢力制約下，宦官小社會也隨著內廷職責的縮小而迅速萎縮，在政治舞臺上基本上處於配角地位。此後的歷朝中，只有唐、明兩朝還出現過宦官弄權的現象，並都導致了這兩朝的衰落和滅亡。但是仔細比較東漢、唐、明三朝，宦官勢力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並能夠完全左右朝政、使皇帝成為傀儡的，首推唐朝。
　　唐代宦官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漢代以來的少府與大長秋宦官系統，被統一歸為內侍省。中唐以後，宦官掌握了中央禁軍，出任地方監軍，形成了一張從地方到中央的宦官監軍網。同時，設立樞密使，由宦官出任，樞密使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國家決策。內侍省、神策軍中尉制、樞密使制，並稱唐代三大宦官制度，使得唐代宦官干政達到了一個歷史高峰。唐代宦官集團興盛一時，高級官員的任免、甚至皇帝的廢立，盡操諸宦之手，宦官的經濟、社會地位也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
　　從唐太宗到唐睿宗時期，是唐朝宦官勢力開始抬頭的階段。唐太宗在位時期，鋻於前代宦官干政的歷史教訓，對宦官限制非常嚴厲，宦官只是“門閣守禦，庭內掃除，廩食而已”，稍有不軌便遭到嚴厲的懲罰。武則天執政時，集權於內廷，以牽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內官用事開始增多。不過，武則天不像東漢時期的那些女主們，要憑藉宦官成為自己和男性大臣溝通的橋梁，這一階段宦官沒形成什麼勢力，品級也都很低。
　　中宗復位後，韋后當政，為了擴大內朝權勢，發展閹人勢力，並授予宦官品爵，人數增至3000多。中宗還派宦官外出監軍，開唐代宦官監軍的先河。同時，各派宮廷政治勢力為了窺測上意，探聽消息，紛紛巴結拉攏宦官。當時李隆基為了消滅韋后勢力，就曾利用過宦官高力士等人，這說明宦官勢力已開始抬頭，力量不可忽視。
　　從唐玄宗到肅宗、代宗3朝，是宦官勢力迅速發展的階段。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內廷宦官激增至3000人，官至五品以上的即達三成。像玄宗寵侍高力士更是顯赫一時、貴盛無比。當初李隆基發動兵變，討平韋后逆亂，高力士立下首功，被提升為內給事；後來又在誅殺太平公主一事中立下功勞，被提升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成為宦官中的第一人。
　　李隆基對高力士極為信任，“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即地方上報的書信、文件、奏章，高力士閱後揀重要的讓玄宗過目，而一般的政事可以由高力士自行決定、處理，不必報知，這就開啟了宦官處理國家政務的先例。
　　當時，高力士可謂權傾朝野，皇太子李亨稱他為“二兄”，其他的親王、公主稱高力士為“阿翁”，李隆基經常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將軍”以示尊寵，其他人可想而知。不過高力士雖然顯貴，但是權勢還不是很大，朝政始終還是掌控在皇帝和大臣的手中。
　　唐玄宗李隆基為了防止宮廷內外大臣、將領、外戚交相結納，採取了進一步削弱外朝、集權內廷的政策，並開始任用身邊親信宦官預政領軍。如開元初，他就曾派宦官楊思勖領兵征討安南之亂，功成後封楊思勖為輔國大將軍。
　　“安史之亂”是宦官發展的重要轉捩點。“安史之亂”發生後，唐肅宗李亨因強藩作亂、險亡其國而開始對武將妄加猜疑，宦官則大受寵信，開始內掌軍隊，外監諸將，其權力從內廷向外朝逐步延伸，從間接向皇帝進言干預朝政到直接把持軍政要職，最終形成了專權格局。“安史之亂”中，肅宗李亨在宦官李輔國支援下即位，對李輔國特別寵信。
　　李輔國官兼數職，權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樞機要大權，因他排行為五，貴族王公見了尊稱其為“五郎”。代宗即位後，又因李輔國擁立有功，更加寵信，稱為“尚父”。李輔國竟也大言不慚地對代宗說：“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處分。”可見朝政大權已全在他手。後來，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殺了過於專橫跋扈的李輔國，又將皇室防衛力量的禁軍交由程元振典掌，結果使程元振的權勢又超過了李輔國。程元振之後是大宦官魚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成為當時討伐“安史之亂”的唐朝大軍實際上的統帥，代宗還讓他掌管了中央警衛部隊的“神策軍”，權勢氣焰又高出一等。後因其居功自傲，挾兵脅迫皇帝遷都，被賜死。這一時期宦官勢力發展十分迅速，但當皇帝不滿宦官跋扈時，還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勢力予以抑制和清除。
　　德宗與順宗二朝，是宦官監軍和專典禁軍制度化的階段。魚朝恩之後，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領兵、相二權，宦官也不再掌握禁軍。但德宗年間發生“涇原兵變”，宦官竇文玚、霍仙鳴因率領宦官及親王左右保駕有功，被起用為禁軍統領，又于貞元十二年(796)任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直接統帥指揮禁軍。
　　此後，設神策軍護軍中尉二人、中護軍二人，全由宦官充任，統率左右神策軍、天威軍等禁軍。宦官掌握禁軍便由此成為定例。本來皇帝是想用宦官來監軍，控制武將，避免尾大不掉的情況再生禍亂，但沒想到的是，宦官監軍卻帶來了新的災禍。由於宦官典軍制度化，使其勢力達到左右朝政、制馭百官的程度。如順宗時“二王”改革，改革派想奪取宦官兵權，宦官乾脆迫使支援改革的順宗退位，並罷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員。
　　從唐憲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專權的鼎盛期，這股依附於皇權的惡勢力，對它所依附的皇權構成嚴重的威脅。“二王”改革失敗後，幾乎所有宦官都參與朝政，廣泛深入到當時政治生活的許多重要領域。如大批宦官進入政府，擔任諸司使職；掌握宮中全部機要，出納王命；干預吏選，監視外朝官員；掌握書院、國子監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領域。
　　由於朝中文武大權基本落入宦官手中，朝中制定國策、進退將相大臣，以至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縱在宦官手中，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後操縱的傀儡。憲宗以後到唐亡的9個皇帝，除敬宗乙太子身份即位外，其餘的都是由宦官廢立。唐文宗哀嘆自己還不如周赧王、漢獻帝，他說：“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皇帝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結、縱容宦官，如宦官楊復恭以擁立昭宗有功，自稱“定策國老”，罵昭宗為“負心門生”，昭宗也無可奈何。連皇帝的命運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還有誰敢跟他們作對呢？
　　“甘露之變”就發生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