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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丑條約》簽訂後兩月，心力交瘁的李鴻章溘然辭世；近兩個月後，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啟超完成了李鴻章傳記。是年二十九歲的梁氏，以通緝在案的維新派流亡領袖身份，為七十八歲的在朝洋務派領袖作傳，其間大有深意焉。維新運動是洋務運動的繼續，兩者有著血脈上的傳承關係，如果將洋務運動視為經濟改革，則維新運動當然是政治改革。兩者的失敗皆有其歷史之必然性。梁啟超自稱：「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與流亡臣子的孤憤，溢於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這一年，梁啟超先後創辦了《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除撰寫李鴻章的傳記外，他還為老師康有為寫了《南海康先生傳》，並開始自號飲冰子。以飲冰自勵，為洋務派和維新派的兩位先進作傳，可視為對1860年自強運動至庚子之變四十年間歷史的冷靜反思。梁氏視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
　　洋務派冀望利用西方先進的技術維護專制統治，改革以不觸動封建制度為限，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技治主義思維。對此，梁啟超問道：「謂李鴻章真知洋務乎？何以他國以洋務興，而吾國以洋務衰也？」在歷數李鴻章所辦洋務各案後，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吾敢以一言武斷之曰：「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其於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此近日舉國談時務者所異口同聲，而李鴻章實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輩也。是所謂無鹽效西子之顰，邯鄲學武陵之步，其適形其醜，終無所得也，固宜。」。
　　儘管如此，梁啟超仍認為：「李鴻章之識，固有遠過於尋常人者矣」，他列舉李氏奏折中對國家前途的種種深憂切慮，肯定李鴻章固知今日為三千年來一大變局，固知狃於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嘗有意於求後千百年安內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醫新症，固知非變法維新，則戰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習不除，則事無一可成，甚乃知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以中國之大，而永無自強自立之時；同時，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歷史局限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恆發自下而非發自上」。他批評李鴻章「不學無術」，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響力，推動歷史潮流，歎息李氏「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倡導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為己任，這一任務歷時百年仍未完成。歷史常有輪迴，當此大國崛起雄心萬丈之際，民族主義甚囂塵上，那種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時髦的說法已變成了「公僕」)當盡之責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學必然無術，身處晚清變局百年後的學習型社會，社會轉型仍未完成，學習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李鴻章謗滿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師覆滅，繼之以外交連連失敗，以賣國賊之罪名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為時已逾百年。而梁啟超記述李氏之軼聞中，談及「李鴻章與外國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儈，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這倒很像阿Q的精神勝利法，可為中國人的國民性做一註腳。
　　對李氏之外交風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讚譽，但梁啟超持相反評價，稱之為小狡獪之外交家：「夫手段狡獪，非外交家之惡德。各國並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試觀列國之所稱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獪得名哉。雖然，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後也。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國策之思想，橫於胸中焉... ...」。
　　上述判斷可謂切中要害，李鴻章式的中國外交，無非承襲兩千年前的縱橫家故智，既昧於世界大勢，又無長遠堅定之立場，惟偏重於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縱橫捭闔為能事。在漢語詞彙中，賣國賊與漢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為有一定的被動性，主要對其後果負責；而後者則有較強的主動性，意味著徹底的賣身投靠。中國士大夫飽讀聖賢之書，無不知曉春秋大義；縱觀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晚清名臣，個個算得上一時人傑。但形勢更比人強，列強環伺，兵臨城下，不簽字畫押割地賠款，僅僅靠玩弄戰國策式外交伎倆，是過不了關的，李鴻章逝世前一小時，俄國使節還來催逼在密約上簽押。弱國確無外交，強時未必有之。梁氏云「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確為灼見。清代出賣的國家權益，國民政府時代已開始收回，但被強鄰陸續侵佔的國土，如今已是徹底交割，永無回歸之日了。
　　李鴻章以一介詞臣入幕，平發捻、辦洋務、創海軍、主外交，位極人臣，其見識才具，遠超同僚之上。但觀其一生功業，論武功，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論洋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論外交，則喪權辱國莫此為甚。一言以蔽之，輸在其背後的專制政治體制。梁啟超指出：「李鴻章所居者，乃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而又當專制政體進化完滿，達於極點之時代也」；「李鴻章所居者，乃滿洲人入主中夏之國，而又當混一已久，漢人權利漸初恢復之時代也」。上述視角，切中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滿漢民族矛盾最終演變為排滿革命之根由。
　　關於「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梁啟超從春秋戰國說起，下至兩漢魏晉唐宋元明，歷數中國封建社會由貴族政體演變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之流程，指出：「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故權臣之權，迄今而剝蝕幾盡。」他將歷代權臣分為貴族、豪傑、布衣、佞臣四類，「要而論之，愈古代則權臣愈多，愈近代則權臣愈少，此其故何也？蓋權臣之消長，與專制政體之進化成比例，而中國專制政治之發達，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於教義之浸淫，二由於雄主之布劃。」
　　梁啟超認為：「貴族柄權之跡，至漢末而殆絕」。有關中國封建社會之定義及分期，學界歷來眾說不一。中國秦代以後形成的封建主義，與馬克思看到的西歐封建主義是不同的，西歐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貴族領主制基礎上的，而中國的封建制度則是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帝制，形成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西歐有地方自治的歷史傳統，像英國《大憲章》就是貴族聯合起來限制王權、改革法律和司法的範例，由此也在一定範圍內確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保障了教會不受國王的控制。而中國則沒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中央集權的帝王專制形成之後，皇帝口含天憲，權力不受制約，專制壟斷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時至今日，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依然任重道遠。
　　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來，雖然接受了漢族的文化並沿襲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權力的內圈仍為親貴覺羅，世代靠錢米俸祿吃飯的八旗子弟則是其外圍，形成了一個靠族群血緣維繫的特殊利益集團。二百餘年歲月的消磨，令這個弓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盡失，同光以來漢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導的改革，不斷觸發他們對統治特權及既得利益的疑慮和危機感。
　　錢穆先生認為清代「可以說是全沒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據著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裡，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這種私心，可以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一切由滿族政權的私心出發，所以全只有法術，更不見制度」；「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也不是元清兩代每一個皇帝能掌握整個政權的。在此兩代，其政權之後面，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於是蒙古人滿洲人便是此一政權中之特殊階級或特殊分子了。此種政權，我們則稱之為部族政權。不論蒙古也好，滿洲也好，他們都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掌握政權。這種政權，當然是私心的，所以在這一政權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種法術，一種控制此政權之手段。」
　　余英時先生指出：清王朝為「少數民族的一族專政」(或曰「族天下」)，並有著八旗制度這種嚴密的組織系統。他認為戊戌變法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間的衝突」，「圍繞著戊戌變法的激烈政爭決不可單純地理解為改革與守舊之爭。最重要是當時滿族統治集團本能地感覺到，決不能為了變法讓政權流散於被統治的漢人之手。開國會、立憲法則必然導致滿人不再能控制政權，他們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和既得利益便將從此一去不復返了」；他徵引據梁啟超的記述，指出「當時最有力的反對口號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長折中『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這句話」。
　　由是觀察，滿清王朝不僅承襲了漢族歷代王朝之制度積澱，更兼有狹隘自私的部族政權特性，前期雖經歷過康乾盛世的輝煌，但一旦與挾堅船利炮而來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頓時捉襟見肘。對外既無力保中國，對內豈能保大清？這種部族政權的私心，越到危殆時刻越患得患失，越發認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組成以滿清貴胄為主的皇族內閣，即是私心與法術的迴光返照，令立憲派乃至北洋將士率與朝廷離心離德。武漢首義槍聲一響，滿朝親貴束手無策，拱手讓漢族權臣袁世凱坐收漁人之利。
　　關於個人品格才具，梁氏斷言李鴻章乃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也，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彼非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然彼彌縫偷安以待死者也。彼於未死之前，當責任而不辭，然未嘗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為中國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儘管如此，舉朝二品以上之大員，五十歲以上之達官，無一人能及彼者。他預見到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十年後，清王朝最終難逃覆滅的命運。鑒往知今，學習洋務皮毛、改良經濟而不改良政治的結局，是一面歷史明鏡。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轉型期的中國正面臨著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社會動盪。縱觀三十年來新一輪的歷史大循環，不見了隨亡國滅種危機而來的改革緊迫感，經濟建設已有長足進步，政治體制改革卻步履蹣跚。一百多年過去，中國仍未建成一個民主憲政的公民社會，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現之前，永遠不會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