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fred

古代對官員私生活實行嚴密監管。官員隨便喝「公酒」、送「公酒」，會丟官；嫖娼一旦被察覺，永不錄用。

官員嫖娼被捉終生不得錄用

在明朝，官員嫖娼被捉，是要丟官，並且永遠都不能錄用的。明代對官員的私生活管得很嚴，禁止使用官妓，禁止嫖娼。而且明太祖還現身說法，勸導官員不要為「聲色貨利」所惑、所累。

他在《明大誥》中寫道：「破武昌，滅了陳友諒，將其妾帶回，送入後宮。朕忽然自疑，於斯之為，果色乎？豪乎？智者監之。朕為保身惜命，去聲色貨利而不為。蓋為慕聲色貨利者數數，朝興暮敗。」

他認為，將陳友諒之妾「沒收」歸己之後，自己也懷疑這種做法。究竟是好色呢？還是氣魄大？智者自可明察。汲汲於「聲色貨利」的人，「朝興暮敗」，敗亡肯定來得很快。

明代陸容《菽園雜記》說起明朝超過前朝的幾大方面，其中之一便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

明代王錡《寓圃雜記》寫到唐、宋、元官妓之害：「唐、宋間，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勝國時，愈無恥矣。我太祖盡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其風遂絕。」

唐、宋官妓害政，元朝尤其如此。官員使用官妓，官妓往往給官員吹「枕頭風」，於是官員就暈暈乎乎了，勢必要被官妓牽著鼻子走。明太祖革除官妓，而且規定官吏嫖娼，罪下殺人一等，雖然遇到大赦，也終生不得使用。由於明朝以嚴刑峻法治理嫖娼，一時竟也「風清弊絕」。

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南京禮部尚書姜寶(字鳳阿，說起來還是筆者家鄉那個村子的先賢)，曾在南京禁止嫖娼：「姜鳳阿先生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幫嫖之人，責而示枷。」宿娼者一旦被捉，宿娼一夜，罰銀七分，該銀用於緝拿「幫嫖之人」。不但如此，還要帶枷示眾，多丟面子的事情。

明代余繼登《典故紀聞》一書記載了官員嫖娼被懲處的典型事例：明英宗正統年間，廣東海南衛指揮使到北京上奏章，此人在海南衛可能放縱慣了，在京期間，仍不加檢點，竟然宿娼。事情敗露，被「謫戍」威遠衛，即遣送威遠衛擔任守衛。這個處分不可謂不重。

喝公家的酒 能喝出罪來

古代公家的酒，官員們不是想喝就能喝，不是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不是想喝「極品」就能喝「極品」，不是想送人就能送人。有的官員貪杯，而又公私不分，就會喝出罪來。有的官員借花獻佛，公酒隨便送人，也會觸犯法網。

宋代王銍《燕翼詒謀錄》一書記載了公酒私用犯罪的事例：宋初定下的規矩，所謂「祖宗舊制」，規定州郡官庫貯存的公酒，是專門用來饋送往來的官員，與上任、罷任的官員，供他們換成銀錢，充作旅費。官員們若要講「睦鄰之好」，拿公酒送給鄰州鄰郡的官員，鄰州鄰郡的官員回贈以公酒，都是可以的：「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苟私用之，則有刑矣。」

互相送公酒，一手送出去，一手收進來，收到公酒後，若是以為是送給自己享用的，那就大錯了，那仍然是公家的酒，務必要交還國庫。

宋朝治平元年(1064)，鳳翔府知府陳希亮就是在公酒問題上栽了大跟頭。他向有關部門自首，承認曾私自喝掉了鄰州饋贈的公酒。朝廷對其處理是貶為太常少卿。朝廷再次嚴令禁止私自喝別的官員贈送的公酒，重申收到的公酒必須全部上交國庫。

據悉，有個名叫祖無擇的官員，因為私自將300小瓶公酒送給了親戚，被免去直學士的職位，以「散官」(有官名而無固定職事的官員)安置。

宋朝文學家蘇舜欽也是因為喝酒喝出了悲劇。據《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傳》，蘇舜欽當時擔任集賢校理、監進奏院(進奏院是藩鎮即節度使的駐京辦事機構)之職。一次進奏院祭神之後，他與劉巽把公家的廢紙賣了，將所得的「公錢」用來買酒招待賓客，還招來樂妓奏樂、唱歌。這事為蘇舜欽的丈人、宰相杜衍的對手御史中丞王拱辰打探到。王拱辰乃指使手下人彈劾蘇舜欽及劉巽。朝廷以「自盜」的罪名革去蘇舜欽及劉巽的官職。

蘇舜欽因喝酒成了「放廢」之人，即放逐罷黜之人。因參加這次聚會而被趕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10多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就此事在京城造成的影響寫道：一時間，「都下為之紛駭」。韓琦對宋仁宗說，蘇舜欽不過「一醉飽之過」，給一個較輕處分就可以了；革去其官職，不至於有這麼大的罪過吧。

用賣公家廢紙的錢喝酒，竟然喝出這麼大的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