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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吉死後，政治由被稱為五大老的有力大名的集團指導體制下施行。這個五大老的政治領導，是以在朝日軍的撤退命令的形式發動的。另外，增封在撤退時在泗川之戰中與明朝大軍二十萬為對手奮戰的薩摩島津義弘五萬石時，也發給了五大老的連名狀。這個體制，由於德川家康領導力的發揮而逐漸地變得虛有其表。慶長四年(1599)三月，由於擁有和家康同等聲望的前田利家的過世，政制便一舉轉移到家康的獨裁體制上去了。
　　此時，家康的指示被認作「公儀」，例如在慶長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家康要求島津義弘留守伏見城時，受義弘咨詢此事的周圍眾人「公儀候條，御下知次第仕候可然」的回答中這一點便典型地表現了出來。家康的要求即是「公儀」的要求。
　　回顧信長的時代要說「公儀」，即指將軍足利義昭，並且在義昭反抗信長時，便被表現以「公儀就御逆心」。在秀吉時代，一直到義昭落飾為止亦稱他為「公儀」，「公儀」作為豐臣政權法的主體而時常被使用的時間段則是從秀次關白任官起，起到了未使秀吉同秀次政治意志上的矛盾明顯化的作用，在文祿四年(1595)秀次事件之後「公儀」一詞更加積極的被給予了其相應的位置。在文祿四年的時間段上「公儀」被強調的原因，如籐井的主張，大概是謀求秀賴地位的安定化。但是，如今從無法具備政治人格的三代幼王秀賴處游離出來的「公儀」，就被作為這個「公儀」的構成員的有力大名和奉行利用了。從秀吉死去不久到關原會戰之間，兩股勢力圍繞這個「公儀」進行著對抗。從慶長四年三月到第二年五年六月為止的「公儀」雖由家康掌握，但是家康為進攻上杉景勝離開京畿之後，與家康對抗的其他大老便號稱「公儀」了。
　　慶長五年七月，石田三成對家康揚起反旗，擁戴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輝元為大將，稱身為西軍領導層的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二大老為「公儀」。例如，八月朔日發給島津忠恆的二大老連名狀中便命其「御人數國中不殘召連，上洛」，並稱「玉藥、御兵糧等之儀者，從公儀被仰付之條」。這裡的「公儀」明顯指西軍，它正是以秀賴為王的豐臣王權。
　　高木昭作將「公儀」規定為「超越了秀賴個人乃至其主從關係，具備著諸大名的聯合關係的意義，而且是通過這點得到維持的領主的土地所有」，無法想像在這個歷史階段能有這樣抽像的思考。這個時期的「公儀」，還是認為是漠然地對豐臣王權的稱呼為好。秀吉死後，秀吉創造的無人格的豐臣王朝即為「公儀」，西軍也好家康也好，為了掌握這個「公儀」而在軍事上一決雌雄。
　　家康在關原會戰中取勝，「公儀」便再次歸於家康掌中。家康對沒有參戰的松浦氏送去了一封寫著「今度上方眾逆心之刻，同心不致忠節之段，祝著候」的直書，這裡將上方眾(西軍)的行動定性為「逆心」十分有趣。家康的正當性乃是通過把「公儀」抬到表面而成立的。雖然家康在這個時候已經能夠作為「公儀」而呼風喚雨確實沒錯，從公儀的性質來看的話，這樣下去的話家康便不能從豐臣王朝的宰相的地位中脫身了。換言之，便只是停留在豐臣家的「奉行」上。不久等到秀賴成人，就不得不交還「公儀」，家康為了脫離這個立場而選擇的手段即將軍職的獲得。
　　關於家康的將軍宣下的原由，在大道寺友山的《落穗集》中被寫成了是諸大名的勸進以及天皇頒下的內敕。雖然從這個史料的性質看，此說並不能輕易採信，但是可以認為在實際上自朝廷的勸說是有的。為什麼呢？是因為從豐臣政權末期開始，便存在著伺候家康的公家，在這個時期公然支持家康的一派公家也是存在的，預計他們為了實現對家康的將軍宣下而積極行動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因為他們熟悉朝廷的慣例，避開一度被給予了豐臣家的關白，選擇了作為匹敵關白的官職——將軍也是自然之事，將軍職由於鐮倉、室町兩幕府(王朝)的先例，被認知為武家王者而居的官職，這一點於家康也是非常的有利。
　　在這裡，家康便確立了新的武家王朝的王的地位。和信長、秀吉不同，對於家康來講，正因為之前的豐臣王朝尚擁有一定的領地而存續了下來，將軍職的利用價值還是相當之大的。但是，就像在與家康將軍宣下的同時，秀賴也受到了內大臣的宣下那樣，秀賴的地位依然同家康不分伯仲，對於受恩秀吉的大名而言只有秀賴才是應當成為武家王朝的王的存在。另外在京都，風傳秀賴關白任官的流言。作為豐臣王朝正統的繼承者，秀賴在將來成為關白，再次成為武家王朝的王是具有相當的蓋然性的。在這裡，家康選擇的下一步棋，乃是將將軍職讓給兒子德川秀忠。這樣一來便向天下宣示了將軍職將由德川家世襲，家康的政權即德川王朝。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名們雖然通過參勤江戶及駿府對德川王朝表示恭順，但依然不改臣從秀賴的姿態。
　　家康一受將軍宣下，便要求別人稱自己為「公方」或「公方大人」。根據籐井讓治的見解，此後，大名雖呼家康為「公方大人」、「將軍大人」，在朝廷內部卻不稱「公方」，而被稱為「右府」、「將軍」、「大樹」等(籐井1995)。這是當然之事，因為在朝廷內若說「公方大人」或「公儀」則指天皇，當然不可能稱家康為「公方」。天皇王朝的王是天皇，橫亙整個江戶時代天皇都保持著強烈的君主意識。
　　但是，這一點相反卻顯示了家康將作為武家王朝的王的自己給予了相應的位置。朝廷主持的將軍宣下一件則意味著對德川家創建王朝的許可。家康將將軍讓給秀忠並不是出於朝廷的建議，而是家康個人的戰略(山本1999)所帶來的，將軍職並非只由某個個人擔任，而應由其子孫世代相繼這一暗中的共識的存在。在這一慣例中，家康得以自由地與奪王位。
　　在慶長十二年之後，家康的居處駿府，成為了全國政治的中心。江戶的將軍秀忠雖然分擔著統治東國大名的任務，但是無論在政治、軍事還是外交上，駿府都是最高的政府。筆者已經闡述了家康通過將軍宣下，成立了德川王朝。在這個成立了的德川王朝下，進行了基於德川王朝獨自的邏輯的更代儀式。秀忠雖然自朝廷受將軍宣下成為了德川王朝的二世王，但是被稱為大御所的初代王家康卻掌握著實權。這和豐臣王朝的二世王秀次不具備為王的實權是一個道理。而且，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也是雖受將軍宣下而未成為實質性的王，由於大御所秀忠的死，才執行了上京、重發領知朱印狀、制定武家諸法度等作為王的「御代始之法度」。相反在四代家綱的情況下，因為家光已死，他在受將軍宣下之前就成了德川王朝的王，也就是說，在二代之後的王，作為即位典禮的將軍宣下已經不重要了，是傳承了將軍家血統的繼承者才是重要的。
　　若將王權定義為「經過正當的手續而就任，作為其國正統的統治者並被大多數被統治者承認的權力」。在這裡「子孫作為王的血脈的保持著被廣泛地承認」這一條件有著重要的意義。這麼來看，可以感覺到慶長期還有另一位王，他就是秀吉的遺子秀賴。秀賴當時雖然還不是關白，但是具備著作為豐臣王朝的繼承者之不易輕易否定之權威。注意到這個特點的笠谷和比古，將德川、豐臣並立體制定義為「二重公儀」。
　　若以秀賴未有在慶長十六年的三條誓詞上署名為根據，說「豐臣家和受家康指揮的一般大名不同，是立於其上風的存在，擁有著與家康對等，乃至於更具優勢的權威」。筆者大體贊成笠古論，秀賴確是尚保得命脈的豐臣王朝的王，當然不是「一般的大名」。因為作為王的秀吉的血統和權威，不僅對豐臣大名，乃為全國大名所認可，在家康死去的情況下，秀賴做上關白，站在將軍秀忠之上的可能性也並非一點不存在。
但是筆者卻不能認同家康在西國配置豐臣系武將是像笠谷所說的那樣「期望著將對西國方面的諸大名的管理委於豐臣家與秀賴的意思」。家康命令西國大名參勤江戶、駿府等，作為德川王朝的王已明確指向了全國支配的意圖。是不會採用讓秀賴積蓄實力的方策的。
　　在慶長期，業已有了僅限定於朝廷這一政體的舊王朝的王=天皇與德川王朝的王=家康，加上之前的豐臣王朝的王=秀賴，存在著三位王。秀賴雖然不過只在攝河泉擁有領地，尚被很多大名承認其作為王的血統，家康也有著本是豐臣王朝宰相的缺陷。在這個意義上，家康秀賴確實具備著與家康對等或在其之上的權威。但是，作為國家的日本政府，徹底是駿府政權，將之看作笠谷主張的那樣的「二重公儀」便大有問題。
　　這種兩個武家王朝的並存的情況，經過大阪之陣豐臣家的滅亡而畫上了句號。元和二年，家康過世，德川王朝二世王秀忠掌握了實權。之後，秀忠在元和三年、五年、九年、寬永三年多次上京、參內。這只有是秀忠對天皇的參勤。這個行動從以下幾點可以得到說明：
　　(1)、秀忠對舊王朝的崇敬之念。
　　(2)、室町幕府、豐臣政權等武家王朝的傳統首都在京都。
　　(3)、為了在由秀吉創造的以朝廷為中心的秩序中統合諸大名，上京之舉是有效的
　　秀忠打算通過順從既存的秩序，來擔保德川王朝的正當性。秀忠將統治權及外交權等政治的權能基本掌握在手。但是，正因為這個王權是由站在豐臣王權宰相的立場的人所建立的，其正當性不得不從將軍職中尋求，有必要將朝廷的權威抬到更高於以往的程度上。
　　由秀吉、家康樹立以來的日本武家王權，在統合周圍的戰國大名的同時，有必要吸取之前的王權的權威，或給以否定。無論選擇哪一邊，為了做到這點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得到自古代以來的王權朝廷的承認。也就是說，新的權力通過從朝廷給予特定的官職，得到保證王朝創始的正當性的共識。像至此所說的那樣，關白宣下與將軍宣下的儀式，正是王的即位典禮。這樣的新王權認證法，給日本的歷史點上了特徵。
　　德川王朝的三世王家光，在寬永十一年上京之後就再不上京。之後，到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上京為止將軍上京便不被推行了。幕府置首都於江戶，具備了作為王權的實質，成功地將朝廷封印在殘存於京都的舊王朝的地位上。但是天皇在御所這一被極限化了的世界中，一貫以來都是「公方」=王。
　　家光死後，十一歲的家綱繼承了將軍職。如筆者在別文中指出的那樣，幕府連將軍宣下的期日都指示到了。另外在家綱以來，再無在將軍宣下時上京之例。德川王朝的王已經沒有必要將成為將軍一事在國內四處宣傳了。但是將軍宣下自家綱以來各代作為所謂成為王的即位典禮而繼續進行。這一點從江戶時代成為官學的朱子學的名分論來講，乃是因為將軍處在天皇臣子的位置，這雖然孕育了幕府王權意識形態上的弱點。但是從當時的政治課題來說這樣做已經完全足夠了。事實上，這也實現了之後橫亙二百年以上的幕府統治的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