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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歷朝歷代的人們，做官之後可得到很多「權力性獲益」，所以從古到今很多人都爭相當官，而入仕最直接、便捷的途徑，除了「科考」就是「買官」了。
　　 說起賣官鬻爵的由來，據研究成果表明，主要是兩種原因所致：
　　 其一是封建政府為充實「國庫」，以資揮霍所需的國家行為。 自秦漢開啟惡劣先例後，不少朝代的政府，在遇到財政危機、或因戰爭而軍費告絀，或因災荒而財政拮据，為換取足夠的財政收入，都曾採用公開標價的方式賣「烏紗帽」。這種做法發展到清代，竟變成稱為「捐納」的做法，躋身於選官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封建政府為解決燃眉之急而賣官鬻爵，或許出於無奈，但它畢竟開啟了標價賣官的惡劣先例，成為吏治腐敗之源。其示範作用影響深遠，那就是上行下效。正如《明史·李俊傳》所言：「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
　　 其二是封建官僚為聚富斂財、結黨營私的私人行為。 這種現象也非明朝獨有。東漢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慫恿靈帝賣官鬻爵，時任九卿的崔烈以500萬錢買了司徒之位；唐代的王播以巨資賄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宋代的劉逵、余深、薛昂等人賄賂蔡京而得到超拔。只不過明朝時期這般現象更為嚴重、更為普遍。
　　明英宗時的宦官王振權傾天下，凡是想當官者，一律「攫金進見」。
　　 明世宗時專權亂政的嚴嵩，既以買官得以陞遷，又以賣官聚斂錢財。史載，嚴嵩曾以「千輛資財，用以遺貴近」，終於當上了內閣首輔。其賣官，「官無大小，皆有定價」，如文官州判300兩，吏部官售價最高，郎中、主事開價3000兩，後又猛增至1.3萬兩。嚴嵩敗落後，抄其家所得淨金、金器重3.4萬餘兩，淨銀、銀器重203.9670萬兩，其他珍寶、字畫、房地產不計其數。
　　 而到了晚明奸臣馬士英買官鬻爵的醜行就更為朝野所切齒。他在明崇偵17年9月取消了童生制，打破了朝廷詮選制度，使買官鬻爵惡行愈演愈烈，甚至公開半公開地給許多官職定了價，連朝官也不能倖免。
　　 林林總總，實在難以概括，只好掛一漏萬、點到為止了。
　　 形成買官鬻爵愈演愈烈的根源，主要有四：一是明朝社會存在著買官賣官的政治經濟環境；二是明朝社會蔓延著厚重的「官本位」觀念折射；三是明朝社會瀰漫著色彩濃烈的「人治」用人機制；四是明朝社會官場風氣已經徹底腐化。
　　 我們知道，在社會所有腐敗現象中，危害最烈，為人們所深惡痛絕的莫過於吏治的腐敗，而賣官鬻爵則是最嚴重的典型的吏治腐敗現象。因此，今天探討這個問題，就很具有現實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