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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十分重視其教化與實用的功能。但到了魏晉時代，文學的方向卻有了極大的轉變，逐漸趨向於唯美主義而將文學的實用性棄之如敝屣，專心在雕琢文字的本身。

魏晉南北朝的駢儷文體在純文學上是很美的，但卻忽略了文學也有指導人生、提昇理想的能力，甚至可以有朝政提出批評的政論型文章。只注意形式的美麗和音律的和諧，而捨棄了人生的理想與社會的實用，這類文學很容易被批評為雕琢做作，甚至淫靡虛誕。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由神秘玄虛的浪漫文學而漸發展到空前所未有的唯美文學，實際上是受了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掌權者浮燥不安，一天到晚擔心有人想奪權，想陷害人入文字獄是極其容易的，而文人過於文弱的習性，又無法打破既有的限制，因此，文人只得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或者是完全只表現虛幻空靈的感受。
　　
當時劉勰（音「協」）著作「文心雕龍」，當時文學的好處是藝術形式的進步，弊病是過於虛幻，缺少了原本應有的使命。他認為技巧與內容要調和兼顧，才是文學的最高理想。所以他在文心雕龍采情采篇中說：「鉛黛所以飾容，而盻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劉勰的主要觀念是要一面節制文采的過度以防內質的貧弱，同時又要防止內質的過度以防文采的枯弱。他並沒有儒家對道德觀念的執著，也沒有唯美主義者藝術至上的偏激。不過，在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潮流中，唯美文學仍屬主流。

隨後當隋文帝建立了隋朝，樸實愛民的他認為南朝政治的腐敗和國勢的不振，其根源即在於靡靡柔弱的豔體文學，便希望改革文風。李諤上書給文帝，痛斥南朝文學的墮落淫靡，有周政治人心，應該通令禁止，違者嚴加治罪。文帝對李諤的意見大表讚同，但政府怎能以一紙命令而改變文風？於是文帝將李諤的奏章頒示天下，只表示了皇帝對文風的態度，希望全國士人能改變作風，並沒有使用強制的手段。然而隋文帝的願望未能達成。隋書中說：「高祖（文帝）初統萬機，每念斲雕為樸，發號施令，鹹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可見長期的文學風尚是很難迅速加以改變的。文帝以後的煬帝頗有文學才華，可惜煬帝在文帝在世時雖然表現地敦厚謙恭，進退有理，頗具帝王之風，但登基後便露出馬腳，生活淫侈，連帶地也喜好浪漫的文學，於是隋文帝「鹹去浮華」的一點點用心也被煬帝弄得無影無蹤。

　隋代學者王通所著的「中說」已經開始提出了文以載道的觀念，中說王道篇說：「言文而不言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事君篇說：「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遊也。」天地篇也說：「學者博誦雲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雲乎哉，必也濟乎義。」這些論點都反映出文章應重於教化倫理實用的觀念，已露出「文以載道」的端倪。 　　

唐初修史之士對於六朝文風，多表不滿，在北史、陳書、隋書等史的文苑傳或文學傳序中，加以強烈的抨擊，且倡文學宜重教化與實用的主張。不過，唐初仍然盛行駢儷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駢文著名，號稱唐初四傑，尤其王勃的「滕王閣序」與駱賓王的「討武氏檄」最為膾炙人口，其後有李嶠和蘇味道齊名，時人稱為蘇李；又有沈佺期和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為沈宋。

　　唐初雖然仍流行駢儷文，但從武後時開始已掀起了一個新的文學潮流，那就是古文運動。最早提倡古文運動的是陳子昂，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武後時官至右拾遺，他極力反對南朝駢儷文體，主張復古。不過，正式建立了儒家文學理論的人是柳冕，柳冕字敬叔，唐德宗貞元中曾任福州刺史，他否認文學的藝術價值，而認為文學的價值在於教化與倫理，下面引幾段柳冕對文學看法的話：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原）宋（玉）以降，為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麗藻，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 自成、康沒，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教不足者強而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遊、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

　　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出乎心而成風。昔遊、夏之文，月目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