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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小《資治通鑒》——《長短經》中有這樣一段話：「夫能匡世輔政之臣，必先明於盛衰之道，通於成敗之數，審於治亂之勢，達子用捨之宜，然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意思是：能夠匡扶世道人心、輔佐國家大政的權臣，務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敗的奧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亂的體制根源，通曉各級領導的任用和罷兔的規矩，再加上面臨紛繁複雜的時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難、棘手的問題能斷決——做為君王的輔相，古住今來，沒有不首先從這裡做起的。這句話道盡了人治社會中的興衰成敗，誠可謂高瞻遠矚。怎麼知道是這樣呢？
　　齊宣王召見顏觸時說：「顏觸你到前面來。」顏觸也說：「大王你到前面來。」
　　宣王一聽就變了臉，說：「是君王尊貴呢，還是士人尊貴？」顏觸說：「從前秦國攻打齊國的時候，曾經下過一道命令：有誰敢去柳下季的墳墓五十步之內打柴、採摘的，一律處死，不予赦免。還下過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齊王人頭的，封他為萬戶侯，賞賜黃金二萬兩。由此看來，活著的大王的人頭，還不如一個死士的墳墓。」宣王於是被說服，拜顏觸為師。
　　當時宣王身邊的人說：「我們大王擁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鐘，四面八方，沒有敢不服從的。現在名聲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裡去幹活；等而次之的則住在邊遠偏僻的地方，做閭裡、巷口的看門人。士人的低賤，真是到了極點啦！你還傲慢什麼？」
　　顏觸說：「從前禹的時候，有諸侯萬國。舜是從一個農民發展起來，成為天子的。到了湯的時候，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西南稱王的傳不到四代。這難道不是由於不重視士人造成的嗎？諸侯漸漸地被殺戳，消滅，等到國破家亡之時，就是想做閭裡、巷口的看門人，也不可能了。《易經》上不是說過『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應的德才嗎？』所以不做踏踏實實的工作而喜歡弄虛作假、標榜虛名的，國家會日益衰弱；沒有德操卻祈望享福的，必然會遭到窮困窘迫的下場；沒有功勞卻享受俸祿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災殃。所以說，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業；誇誇其談而元實際行動的人，終究不能實現其理想。這都是愛虛名、好浮誇，而無治國愛民實效者的必然下場。所以堯有九個幫手，舜有七個淨友，禹有五個丞相，湯有三個輔佐。自古至今，如果得不到賢德之士的輔佐而能建功立業的從未有過。因此君王不應以經常向人求教為恥辱，不應以向別人學習為慚愧，這樣才可以實現他的理想。老子說：『縱然尊貴，必須以卑賤為根本；縱然高峻，必須以低下為基礎。』所以君王、諸侯自稱『孤』、『寡』、『不谷』。所謂孤、寡，就是卑賤的意思，而君王們用以自稱，難道不是表示謙居人下而尊重士人嗎？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稱他們為明主，就是因為他們懂得賢士的可貴啊！」
　　齊宣王不介意顏觸的傲慢無禮，反而禮賢下士，終使自己稱霸於諸侯國的夢想變為可能。與此相同的例子還有漢光武帝劉秀不計前嫌，讚譽董宣為「強項令」的事件。董宣，字少平，陳留郡圉地(在今河南開封縣陳留鎮)人。後來被特例徵召為洛陽縣令。當時湖陽公主的家奴白天殺了人，因為藏匿在公主家裡，官吏無法抓捕。等到公主出門，就用這個家奴陪乘，董宣在夏門外的萬壽亭等候，攔住(公主的)車馬，用刀圈地，大聲數說公主的過失，呵斥家奴下車，接著便把家奴打死了。公主立即回到宮裡向光武帝告狀。光武帝極為憤怒，召來董宣，要用鞭子打死他。董宣磕頭說：「希望乞求說一句話再死。」光武帝說：「想說什麼話？」董宣說：「皇帝您因德行聖明而中興復國，卻放縱家奴殺害百姓，將拿什麼來治理天下呢？臣下我不等鞭子打，請求能夠自殺。」
　　當即用腦袋去撞擊柱子，(頓時)血流滿面。光武帝命令小黃門扶著董宣，讓他磕頭向公主謝罪，董宣不答應，(光武帝讓小太監)強迫他磕頭，董宣兩手撐地，一直不肯低頭。公主說：「過去弟弟做百姓的時候，隱藏逃亡犯、死刑犯，官吏不敢到家門。現在做皇帝，威嚴不能施加給一個縣令嗎？」光武帝笑著說：「(做)皇帝和(做)百姓不一樣。」於是下令釋放董宣。賞賜三十萬錢。董宣把它全部分給手下眾官吏。從此捕捉打擊依仗權勢橫行不法之人，沒有誰不害怕得發抖。京城稱之為「臥虎」。歌頌他說：「沒人擊鼓鳴冤的是董宣。」
　　強項令(董宣)當了五年洛陽縣令。七十四歲時，死在任上。(光武帝)召令派遣使者探望，只看見布做的被覆蓋著屍體，(董宣的)妻子和兒子相對而哭，家裡只有幾斛大麥，一輛破車。光武帝很傷心，說：「董宣廉潔，到他死我才知道。」因董宣曾經做過年俸二千石的官員，便賞賜(系印鈕的)綠色絲帶，並按大夫的禮節安葬。
　　作為君主，能有劉秀這種雅量高致，清楚的明白國家需要哪樣的臣子，並且身體力行，去奢從儉，國家能夠興盛自是不言而喻。齊桓公厚待管仲，採納並踐行其「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的理念、曹操能夠從諫如流，推崇荀彧「奉主上以從民意，秉至公以服雄傑，扶弘意以至英俊」的主張，同樣也被世人讚為千古豪雄。有些人讀到這裡，就愈發出言肯定道「看來興衰成敗，繫於一主啊！」那麼問題就來了，像劉秀、齊桓公、曹操這樣的明君聖主，百年不遇啊，總不能讓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千年萬代的去學「管仲」、「荀彧」、「董宣」，去碰運氣吧！如果主上不賢能呢？如果不是遇到了齊桓公、劉秀、曹操這三個人，碰到的是浸淫工巧、疏於理政的趙佶，耽於文學、精通書畫卻不諳大道的蕭繹，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該怎麼保證每一個執掌國家權柄的人長久以來做一個合格的「人主」呢？
　　這些嚴峻的歷史課題自秦皇漢武，歷經萬千仁人志士「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的艱苦探索，終在明末清初之際，於《明夷待訪錄》之中找到了解答。首先，南雷先生在《原君》一篇中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這就明確了君主的職責——「人民公僕」！毫不留情的把被層層神話圍裹著的君王拉入了現實當中。
　　其二，風追漢初，虛君實相。提出了對幾千年來在政治法則中毫無約束的獨夫——君王的制衡法則。「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君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這種分權思想，不僅影響了後世諸代，就連百年之後的西方民主啟蒙運動家——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也深深與其暗合。
　　其三，構建了「大眾決策，精英治國」的理論框架。《明夷待訪錄——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
　　因此，天下是非的評判，國家政事的處理。不能只有元首一人說了算，而要聽從學校的公議，學校是高於元首的決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治理天下的設施都將出於學校。學校有議政輔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級官吏必須受學校的監督，而在校學生即未來的官吏，亦應在學校中得到實際的民主政治的訓練。所以，學校除了通過傳遞學術文化以培養經世致用的實用人才之外，還應當培養天下人民的議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礎。黃宗羲此言，是要「虛君實相」，以學校為國會，為一切權力機構的派生機構，對君權提出了比較完善的制衡與監督體制，與現今的約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所實行的「二元制君主立憲制」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先見之精之遠，的確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
　　其四，提出應當使「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監察權、考試權，各自獨立運作並互相合作」的建議。其書曰：「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住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宰相設政事堂，使新進士主之，或用待詔者。唐張說為相，列五房於政事堂之後：一日吏房，二日樞機房，三日兵房，四日戶房，五日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此其例也。四方上書言利弊者及待詔之人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這種體制構架，為後期我國的民主先鋒——孫中山先生創立和修訂「五權憲法」，提供了指導和借鑒。雖然黃宗羲的構想充分體現了分權主義，具有防止封建專制主義的意義，也包含了他熱忱於民主主義政治觀念的執著。然而，他提倡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放在皇帝和宰相的統一領導之下，實際上又否定了他自己設想的分權制衡原則。具備「歷史同情心」的我們，自然不能苛責遠在三百多年前的黃宗羲學說中的諸多不足。我們去讀歷史，更多的是應該看到一個歷史人物做到了什麼，而並非沒做到什麼。事實上，《明夷待訪錄》承前啟後，肯定了每個人都應享有正當的、追逐理想、追求自由的權利，個人的價值觀與方法論可以在豐富的社會實踐中求同存異，砥礪修正，而不能被封建君主以病態的目標和虛假的理想所強行統一，力爭塑成一個模子，並勸諫為政者應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為治世理念，其明察燭照，環顧當時，誰可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