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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瓶生，號聲甫，晚號松禪、瓶庵居士，江蘇常熟人。大學士翁心存之子。咸豐六年(1856)一甲一名進士，歷任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是當時著名的清流領袖。光緒戊戌政變，罷官歸裏。卒後追諡文恭。翁同龢為光緒師傅，“得遇事進言”，光緒“每事必問同龢，眷倚尤重”。
　　清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於北京城內石駙馬街羅圈胡同。翁家世居蘇州府常熟縣(今屬江蘇).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字二銘，號邃重，道光進士。曾任禮部、戶部、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體仁閣大學士，充任上書房總師傅，授讀恭親王、諄郡王、惠郡王、鍾郡王。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師傅，是道光、咸豐兩朝的重臣。翁同龢的母親許氏，出身於一個官僚家庭，自幼通《詩》、《易》，曉五經，尤好讀史書。許氏婚後，由於翁心存長期在京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務就由她一人操辦。翁同龢有兄姊四人。長兄同書，字祖庚，號藥房，道光進士，官至安徽巡撫。次兄同爵，曾任陝西、湖北巡撫，署理湖廣總督。兩位兄長學問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響。兩位姐姐也都聰明過人，大姊壽珠尤其聰明，詩書過目成誦不忘。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個，備受兄妹疼愛。翁同龢四歲以前，父親曾先後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學政，全家跟隨，生活不太安定。其間，母親和大姊教他閱讀了《三字經》、《千家詩》，背誦了幾十首唐詩宋詞及近人吳梅村的詩，開始了啟蒙教育。六歲那年，父親回京任職，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讀。在私塾的前兩年，他的功課早晚由大姊輔導，他的《四書》、《五經》和《毛詩》都是大姊親自教授的。
　　翁同龢八歲時，父親辭官回鄉，供養老母，他也隨之回到了家鄉。在故鄉，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鄉居10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書的優越條件，牢記魏人董遇的“為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終日埋頭讀書。清明時節，春暖花開，不少人家子弟披紅戴綠、踏青外遊，可他除隨父兄掃墓外，曾不出書房一步。夏日，氣溫上升，揮汗如雨，他仍手不釋卷；蚊蟲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甕，將兩腳放進去，讀書不止。嚴冬，則手持銅爐，吟誦不輟。他先後閱讀和流覽了先秦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餘種，從而打下了堅實的學問基礎。翁同龢九歲那年，參加童子試，一舉考進了由其父擔任主講的縣游文書院。在這裏，他常與同學聚集在一起切磋學問。翁同龢好談歷代典章制度，尤好談《周禮》，認為周公、孔子所講的道理在當今也可以行得通，士大夫立志當以周公、孔子為榜樣。他的議論，常常遭到同學的非議，翁同龢堅持己見，常與他們爭得面紅耳赤。
　　在游文書院讀書期間，翁同龢還同常熟、昭文(雍正二年即西元1724年分常熟縣置，1912年併入常熟)兩地的書法家交往，與他們結交為友。研摩碑帖，從而為他後來書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由於他天資聰穎，學習勤奮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響，翁同龢在鄉里漸漸有了名氣，正如他自己所言：〝少壯才名第一流。〞
　　鄉居期間，在父兄指導下，翁同龢開始習作八股文，準備走讀書做官的道路。正當他在仕途的道路上舉步之時，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國侵略軍從廣東沿海北上，進犯長江門戶吳淞口要塞，江南震驚，百姓紛紛舉家遷避。翁同龢一家避居蘇州(今屬江蘇)。在蘇州，翁同龢遊覽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舊居〝端園〞和祠廟白雲寺，將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銘刻在心。三個月後，全家回到常熟，過了不到一年的平靜生活。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國侵略軍侵入長江，沿江守軍潰散，百姓四散逃命。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難，避居常熟南鄉釣渚渡衛家濱。釣渚渡離明末抗清英雄瞿式相故居不遠，距顧炎武當年隱居的唐市語廉涇也只有數裏之遙。在釣渚渡，父親又一次給他講述了瞿式相和顧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愛國思想進一步萌發。
　　翁同龢之兄翁同書因在太平天國戰爭中“頌賊”等事，遭到曾國藩、李鴻章彈劾，翁同龢由此終身與李鴻章為仇，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主張的變科舉、重西法、練海軍、開鐵道諸事，處處遭到主持戶部的翁同龢掣肘，“故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謗紛紛，終不獲行其志”，
　　在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李鴻章和後來的蔣介石一樣，主張尋求國際調停，盡力避戰。而翁同龢則極力主戰。七月十四日李鴻章電請從朝鮮撤兵，清廷不准。翁同龢力主添兵，“調東三省及旅順兵速赴朝鮮。”
　　八月一日，中日兩國同時宣戰。十七日，翁同龢在軍機處閱李鴻章“電謂俄人有興兵逐倭之意”後，“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聯，總以我兵能勝倭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務。”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擊：“合肥(李鴻章)事事落後，不得謂非貽誤”，促使光緒帝頒諭“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十七日黃海海戰爆發，北洋艦隊損失慘重。翁同龢感到“鴨綠江一線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議“宜調東三省兵，而急設大糧台，派大員經理，又於鴨綠江岸築土炮臺等數事。”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歐格訥提出由列強聯合行動促成中日和議，但日本須索兵費的主張後，極為憤慨，當著慈禧太后的面“指陳歐使可惡”，力主繼續戰鬥。二十四日日軍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次日第一軍強渡鴨綠江，連陷九連城、安東(今丹東)、鳳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見光緒帝時即“力陳京師阽危情形，請勿再遲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補授軍機大臣。
　　八日，翁同龢知金州已失，旅順告急，即請派唐仁廉赴旅順增援，允之。二十二日旅順失陷，翁同龢“憤慮填膺”。當清廷派使赴日議和時，翁同龢等仍主張徵集湘軍，用劉坤一為統帥，以挽危局。清廷採其議，命劉為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各軍。
　　光緒二十一年初，日軍加緊進犯，一月十日蓋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對議和發表意見：“臣於和議向不敢阿附，惟茲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議和，正欲得其貪吻之所出，先作準備耳。幸少留意。”為鼓勵官兵奮勇作戰，翁同龢提出“懸破格之賞，不次之遷，以作將士之氣”的建議。榮成與威海南幫炮臺失陷後，翁同龢和感到“大局糜爛矣，焦灼憤懣 ，如入湯火。”二月二日威海衛城與北幫炮臺盡失，翁同龢發出“憤極愧極！寇深矣，若之何”的歎息。此時，他又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談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無理驅往長崎的消息，又發出“近於辱矣”的慨歎。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鴻章為赴日議和全權大臣。二十二日，光緒接見李鴻章時，軍機大臣中，孫毓汶認為“必欲以割地為了局”，翁同龢則力“持不可”。三月二日，李鴻章又談及割地事，翁同龢堅決反對，申明“臺灣萬無議及之理”。
　　四月三日，翁同龢悉李鴻章來電中的和約十條，愈感“胸中磊塊，未易平矣”。次日，翁得知光緒帝希望議和速成，再“力陳台不可失”，指出，如割台“恐從此失天下人心”。《馬關條約》簽訂後，翁同龢又“極言批准之不可速”。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丘逢甲等自臺灣來電，“字字血淚”，翁痛感內疚，發出有“無面目立於人世”之感。再次“力陳批准宜緩”，以求救急之法。此時上奏者甚多，其中“大率謂和約當毀”，翁同龢雖不贊成，仍認為“公論不可誣，人心不可失”。五月二日光緒帝批准《馬關條約》。八日，中日代表在煙臺換約。清廷決定限期割台。十七日，翁同龢“見台民公電，為之流涕”。
　　光緒二十四年(1898)翁同龢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力主變法圖存。六月十六日光緒下諭將翁開缺回籍。戊戌政變後，十二月四日，又奉朱諭，將翁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三十年(1904)卒於家。宣統元年詔復原官，追諡“文恭”。
　　翁同龢 自1856年會試一舉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42年都在京師任要職，歷任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是同治、光緒兩代帝師，並兩次入值軍機大臣，直接參與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決策(清代114名狀元中，漢族大臣得入軍機者，僅有3人)。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者，為官42載，官至相國，罷官回鄉後，要靠門生故舊接濟。但他算不上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曾經與他結拜為兄弟的榮祿在甲午戰爭期間寫給陝西巡撫鹿傳麟的便條中，曾評價翁同和說“常熟(代指翁同和，因為翁是江蘇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合肥(李鴻章)甘為小人，而常熟則仍作偽君子。”翁同和世交潘祖蔭曾經評價翁同和說“叔平雖為君之座師，其人專以巧妙用事”。
　　這些評價未必客觀準確，但絕非無中生有。翁同和不夠胸襟坦蕩、果敢有為，使身居高位的他政治才能大打折扣。在甲午戰爭中，他一力主戰，並非是知己知彼，有必勝的把握，而是當時所有抱著天朝上國理念的知識份子們本能的反應，對日本向來更是以“蕞爾小國”視之，根本不放在眼裏。特別是當他的對頭李鴻章又極力主和的時候，他的主戰就會更加堅定。翁同和號稱“南清流”領袖，所依靠結交的罕有地方封疆大吏，多是詞垣台諫、翰林“清流”，這些人發起議論來頭頭是道，慷慨激昂，但都是些無實力無權柄的京官書生，說大話、說空話振振有詞，辦起實事來卻一籌莫展。因此作為“帝黨”的領袖，他率領的力量看似羽翼眾多，其實勢單力薄；以光緒為首的所謂的“帝黨”，實際不過是個十分脆弱、鬆散的政治集團，一遇重大風浪，便被歷史巨流卷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