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不夠忍
弱勢皇帝不能在權臣面前隱忍待機,反而盲目、倉促出擊,形同以卵擊石。
曹髦駕崩的影響是很大的,非但使他身邊的大臣成了殉葬品,而且還嚴重削弱了曹家的統治力。尚書王經確實是「真烈心無異,堅剛志更清」的忠臣,他為了「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這一信條,自己成為司馬昭的刀下鬼,甚至累及老母也跟著殞命;至於護衛焦伯,則被成濟一槍刺死。此外,曹髦的駕崩,讓司馬昭有機會篡奪更多的權力,並再次尋找一個更加無能的傀儡皇帝,為後來的篡位進一步掃除了障礙。
曹髦悲慘的下場,絕不僅僅因其一時衝動所致,尚有其他原因。
「隱忍」就是善於隱藏和忍耐。隱忍既是做人的一種準則,也是處事的一種策略。特別在敵強我弱,敵優我劣的形勢下,為了能養精蓄銳,等待時機,就要千方百計地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和實力,不可因過早行動而打草驚蛇,否則就會招來不必要的麻煩,付出無謂的犧牲。
司馬昭權大欺主,對魏主曹髦來說雖然屬「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但是,當時尚不具備除掉司馬昭的條件。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暴露出要除掉對手的意圖,只會帶來「打蛇不成隨棍上」的相反結果。何況曹髦對司馬昭的某些不滿情緒和行動,除了招來更大的忌恨外,根本於事無補。
例如:舊年黃龍兩見於寧陵井中,此事無論是吉還是凶,都不應該藉此發無謂的牢騷。而曹髦卻在大臣面前借彼喻此地說:「龍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屈於井中,是幽困之兆也。」為此,他竟寫一首〈潛龍詩〉進一步表明此意:「蟠居於井底,鰍鱔舞其前,藏牙伏甲爪,嗟我亦同然!」事實上,詩寫得無論怎樣好,也傷不著司馬昭一根毫毛,相反地,卻引起司馬昭的警覺,堅定了司馬昭要殺他的決心。司馬昭對賈充說:「此人欲效曹芳也!若不早圖,彼必害我。」而當司馬昭質問曹髦:「視吾等如鰍鱔,是何禮也?」曹髦竟無言以對。
在對待司馬昭的問題上,尚書王經曾提出十分中肯的忠告:「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並建議:「且宜緩圖,不可造次。」可惜曹髦已無法再忍耐下去,任何勸諫都已聽不進去了。
《菜根譚》說:「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當我們發現被人家欺騙時,不要立即說出來,當我們遭受人家侮辱時,也不應立即表現出生氣的樣子,因為對方可能會惱羞成怒,進一步加害於你。當然這絕不同於消極的退讓,而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的明智之舉
從《三國演義》中看,曹髦在道義上是佔優勢的,他帶兵討司馬昭也是名正言順的,但曹髦的實力實在太弱小了,而所面對的敵人又實在太強大了。王經曾客觀地分析這一形勢說:「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顧順逆之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且陛下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事實上,曹髦最為信任的心腹大臣只有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他們雖都參與曹髦在內宮的密謀,但到了關鍵時刻,為「以免一死」,有兩人竟不惜選擇「叛變」,去司馬昭那裡告密,而剩下的一個王經,也不支援曹髦盲目的行動。
曹髦討伐司馬昭時,僅能集中三百多個老弱殘兵,並且還要自己親自帶領。而司馬昭不但有賈充為之賣命,還有成倅、成濟這樣的大將「衝鋒陷陣」,鐵甲禁兵更比曹髦多十幾倍。最重要的是,司馬昭不須拋頭露面,暗中指使便可控制整個局面。兩方的實力,用羊和虎相比,是一點也不誇張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件事無異於「驅羊入虎口」,根本沒有成功的希望。其實,曹髦並非看不出這一點,而是知其不可為卻硬要行之,這就不能不說是「自入虎口」了。
孫子說:「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孫子‧地形》)將帥不能準確地判斷敵情,貿然地用處於劣勢的少量兵力去攻打處於優勢的大量敵人,用弱兵去攻打強卒,沒有敢於衝鋒陷陣的主力,這叫做「敗北」,即這樣的將帥肯定要失敗的。孫子又說:「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孫子‧火攻》)意思是,如果徒勞無益就不要採取行動;如果沒有取勝的把握,就不要用兵;如果不到十分危急的情況,就不要作戰。曹髦違背了兵法上的這些原則,因此他的失敗是必然的。而曹髦當時年輕氣盛,沒有經驗,偏偏他所面對的又是心狠手辣、詭計多端、經驗豐富的敵人。如果我們再去重蹈他的覆轍,那就實在太愚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