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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國楨，湖北麻城人，乳名世，官名鼎，後改名國楨，字克生，一作客生，號衡湘。生於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其政治活動主要集中在明神宗萬曆年間。據《明史》卷二百二十八記載，梅國楨萬曆十一年中進士，授固安知縣，以政最，擢御史；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以一文臣監軍平定哱拜之亂而立功邊陲，封妻蔭子，官至四品太僕寺少卿，翌年升為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他為官清廉，剛正不阿，但命運多舛，仕途不順，尤其以監軍寧夏的功過是非及與魏學曾的個人恩怨而受到後世的關注。他的人生經歷與仕途際遇反映出晚明時期朝野紛爭及與北方少數名族關係狀況，是值得後世研究的一代儒將。
　　麻城梅氏在當地是四大巨族之一，據李贄《壽王母田淑人九十序》記載：「楚之麻城有梅姓者，實為世家名族，余過其家門不見有匾額，當孔道不見有牌坊，但見有石樓巍然出雲... ...」。可見梅氏家族富有，衣食無憂，為梅國楨兒時受到良好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物質保障。而祖父梅吉與姻親劉天和則對梅國楨的人生仕途和理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據《梅氏族譜》記載。梅吉字仲修，號西野，曾在弘治年間擔任廣東惠州府知府，後因替府學生員鳴不平而得罪上司，掛冠歸里。梅吉為人端重，性格直爽，憨厚且健談。膝下五子，但無一人取得功名，孫輩中也無有出類拔萃者。而與梅氏家族齊名的劉氏、李氏、周氏家族都有金榜提名者。此時，81歲的梅吉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於剛出生的孫子梅國楨身上。對他視若掌上明珠，悉心培養。而梅國楨也不負所望，「穎悟絕群，屬對警敏」，「客有以『桂花香十里』試公者，公應聲曰『梅子發千枝。』試者奇之。」可以說，梅國楨是在為人正直、學識淵博的祖父的精心呵護下健康快樂地成長起來的，雖然梅吉在他8歲那年就去世，但是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願望卻深深刻入了他幼小的心靈。
　　第二個影響梅國楨的重要人物就是劉天和(1479~1545)，字養和，號松石，湖北麻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累遷右副都御史。多惠政；嘉靖年間，撫陝西，總制三邊軍務，因擊退韃靼吉囊部升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遷南京戶部尚書。劉天和在歷史上最值得稱道的功績就是治河與御邊。他在擔任河道總理期間，「黃河南徙，歷濟、徐皆旁溢。天和疏汴河，自硃仙鎮至沛飛雲橋，殺其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河，浚其下流。役夫二萬，不三月訖工。」明代治河專家潘季馴更是繼承與發展了他所推行的「植柳六法」的護堤措施。他的治河能力在明代治河史上絕不亞於潘季馴。在總制三邊軍務之後，他十分注重武器裝備的改進，將原來的「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遲不適於用」改為「只輪車，上置砲槍斧戟，廂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可蔽三四十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走則騎兵追。複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邊牆壕塹。」這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在對韃靼的戰事中屢屢取勝。此外，劉天和的軍事指揮才能也十分突出，「吉囊十萬眾屯賀蘭山後，大集兵將入犯。天和策寇瞰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創而去... ...寇將入平虜城，天和伏兵花馬池。寇戰不勝，走河上。遇伏兵，多死於水。吉囊乘虛寇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鬥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尚文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尚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子小十王。」
　　劉家與梅家聯姻數代，又為同鄉故里。雖然劉天和去世時梅國楨才四歲，但是從長輩那裡聽到的精彩的戰爭故事和令人嚮往的邊塞風光，依然深深地打動著他。在他前期所作的詩中，充滿著一種建功立業、報效朝廷的強烈願望，如「丈夫重勳業，壯士薄彫蟲！近聞關塞外，和議漸不終；況見賊盜起，憂思勞九重」，「我意攬太行，擲之東海東」；「便須南取倭、北擊虜，功成不受印如斗」等詩句７，是何等豪邁、氣魄。萬曆二十年，已過五旬的御史梅國楨，終於抓住寧夏叛亂這一機遇，實現了自己建功立業、報效朝廷的願望，並由此走上了仕途的高峰。
　　寧夏是明代九邊重鎮之一，與河套、松山、青海諸部蒙古相連，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明建國之初，就實行「以夷制夷」的策略，招納蒙古降卒委以軍職，鎮壓當地的少數民族。 哱拜(1526~1592)，西蒙古兀良哈部人(明代史籍多稱「黃毛韃子」)，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投靠明政府的。據史料記載，哱拜凶悍狡詐，無惡不作，每受命出塞，輒乘蒙古人不備，「盡殲其老幼，驅牧畜而入」，並屠殺無辜「計級受賞」，「金帛累巨萬」。其子承恩、承寵、養子克力蓋、哱雲、哱塞、哱洪大、哱奕襄「皆勇悍難制」，「得專制寧夏」，成為當地的漢化少數民族豪強勢力。而與此同時，巡撫寧夏的陝西左布政使黨馨恐哱氏「勢重難制」，「每事必抑之」十，這使得以哱拜父子為首的少數民族豪強勢力與地方官僚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變得不可調和，於是，一場叛亂呼之欲出。萬曆二十年(1592)，寧夏致仕副總兵哱拜發動叛亂，勾結蒙古諸部大舉進犯。是時，河西四十七座城堡「皆望風披靡」，相繼投降，其餘「各地方旦夕自危」。」
　　「寧夏興變，中原震動」，萬曆帝隨即召集大臣商議。任命總督軍務兵部尚書魏學曾「急赴該鎮」，「相機剿撫」。但曾率兵圍攻數月無功，朝廷憂心忡忡，有的主張「緩師招撫」，以不用兵為貴；有的主張換將出征，但在人選問題上爭論不休。此時的梅國楨，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賊勢已成，蓄謀非淺。其心必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狂謀愈成，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脅從愈多，人心愈疑... ...為今之計，非力剿無以定禍亂，非分別無以宥無辜。非招赦無以安脅從，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庸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主張出兵平定禍亂，為自己的請纓造勢。可見梅國楨對邊事的洞察能力之強，對軍事留心之細。同時，他又提出啟用李成梁父子出征，「以臣私計，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成梁者，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皆負大將之才... ...若慮其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宜於文臣中暢曉軍情、實心任事者公舉一人，兼其軍事。謀勇相資，調遣隨便。」然而朝廷又怕李成梁掌握兵權後不可節制，梅國楨對此感歎道：「人臣謀國不忠一至於此乎？」於是又上疏道：「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在廢閒罷鎮之日；李氏即有異志，亦在危疑不安之時，不在明主洞察之後... ...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事平之日，臣即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堅決力推李成梁督軍。
　　四月十六日，萬曆皇帝終於同意以李成梁之子李如松為總兵官，以梅國楨為監軍，進軍寧夏，並發餉20萬犒軍，明軍土氣大振，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此時的梅國楨，即將施展自己的才華，去實現自己光宗耀祖、報效國家的政治抱負了。
　　在去往寧夏的途中，梅國楨針對這次兵變，提出了6條關於戰事的建議，即「一曰諭諸臣以急公義；二曰賞完守以鼓忠義；三曰分逆順以散虜黨；四曰專責成以制寇患；五曰豫處偫以濟士馬；六曰禁妄殺以安人心。」大概意思是：一，嚴令各地邊鎮將士，各按其職，嚴加防範，密切注意邊外蒙古部落動向，蒙古軍如欲入寧夏，堅決阻擊，如已赴寧夏，則出兵反擊。二，對平定叛亂有功的將士及各地居民要按功次大小及時行賞，對陣亡將士家屬要給以賑恤；以重賞吸引蒙古各部落叛離哱拜。遣人諭令蒙古諸部，凡堅守和約未助哱拜或見諭而中止援助哱拜的，予以嘉獎；如果能助明朝平定叛亂，擒住賊首的，按規定賞格，厚加封賞；凡堅持己見，援助叛賊者，則堅決打擊。三，各地駐軍要盡職盡責，固守陣地，嚴格監控敵軍形勢。四。就地解決軍糧供給問題，並且禁止亂殺冒功的現象。其中平定寧夏的關鍵在於拆散哱拜與蒙古的政治聯盟，阻止蒙古大軍入境。這些策略明政府全部予以恩准，解決了梅國楨的後顧之憂。
　　是年六月十九日，梅國楨、李如松等率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馬進次寧夏。在與哱拜變軍的交戰中，梅國楨風餐露宿，「倦不敢乘輿，暑不敢張蓋。與三軍共食烘炒，同飲污泥」；」身先士卒，「自領精騎二百，如松分兩軍壓城而陣」，敵人的火炮將其戰馬炸死也不後退。在親臨戰場後，梅國楨發現許多將士皆畏敵觀望，「用兵不及兒戲，從前報功，盡屬欺罔」，因此上疏奏報朝廷，頗有責備魏學曾萎縮不思進取的言語，而此時朝中也有人彈劾魏學曾「惑於招撫」，故明廷借此令葉夢熊代替魏學曾平叛。葉夢熊到任後，以「監軍權輕，無賜劍」，「忌公滋甚」，梅國楨對此卻不放在心上，同時還為了振作士氣，常「以忠赤諷勵將士，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誠心感動攜貳，以機權籠駕狙詐」，如此以來，「諸將始而狎，中而畏，既而感激，踴躍願為公死」。」這對穩定軍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兩軍戰事處於膠著之際，梅國楨針對眼前形勢，制定了四個策略，即：「決水以困堅城，赦降以散脅從，遏寇以絕聲援，行間以相賊殺」。其中水攻之法起到了轉折性的作用，魏學曾與梅國楨鑒於寧夏地勢低窪，「城如釜底」，「西南為唐渠，東為紅花渠」，於是決定「決黃河大壩水灌之。水抵城下... ...東西城崩百餘丈」。七月十七日圍城大堤築成，「長千七百丈」，隨後明軍開閘放水。到八月一日，水深八、九尺，「城中乏谷，士盡食馬，馬余五百匹，民食樹皮，死亡相屬」。鑒於此，梅國楨發出佈告，願入城賑濟災民，想乘機奪取寧夏城。而圍困於城中的變兵，以「樹皮敗靴」充飢，「寧至死弗亂」，共同抗擊明軍。在水攻不下的情況下，梅國楨又採用離間計，使李登者入城招降，挑起諸變軍首領的猜忌內訌。先是劉東暘與許朝合夥誘殺了土文秀，哱承恩接著又與周國柱合謀誘殺劉東暘和許朝，並在城樓上懸掛三人的首級，開門乞降。明軍隨即入城，其中有將領主張殺掉哱承恩等人，梅國楨不許。而葉夢熊好大喜功，下令將降軍全部處斬。哱承恩被關押送京，哱拜自縊而亡，此後將士們又乘亂大肆搶奪，放火殺人。 面對此景，梅國楨無可奈何，唯有仰天長歎。至此，歷時6個月的哱拜之亂被平定。
　　因平叛有功，梅圍楨升為太僕少卿，葉夢熊為右都御史。其實論功績，梅國楨的功勞比葉夢熊大，故葉向高在《梅公神道碑》中寫道：「督師駐二百里外，置酒高會，遙製成敗；監軍身在城下，腰刀褲褶，親受矢石。成則督師總其功，敗則監軍專其罪。無閫外之事權，有朝右之謠諑。」為梅國楨鳴不平。李贄也給予梅國楨很高的評價：「... ...而客生回朝半歲，曾不聞有恩蔭之及，猶然一侍御何也？余實訝之而未得其故，後於他所獲讀所為《西征奏議》者，乃不覺拊幾歎曰：『余初妄意謂客生西事我能為之。縱功成而不自居，我亦能之。不知其犯眾忌。處疑謗，日夕孤危，置身於城下以與將佐等伍，而卒能成奇功者也！』... ...因密語相信者曰：『西夏之事不難與成功，而難於以監軍成功。何也？監軍者，無權也，自古未有不專殺生之權而可以與人斗者也。又不難於以監軍成功，而難乎任訕謗於圍城之日，默無言於獻捷之後也。27」但梅國楨卻認為 「豈有死生之甚輕，而反重一官位者載？」
　　在明軍前往寧夏平定哱拜之亂的過程中，梅國楨與魏學曾之間曾因為前線軍事指揮權而產生過矛盾。戰事之初，魏學曾上疏萬曆帝，指出梅國楨以監軍身份調度將領作戰，參與軍事指揮，是越權行為；而梅國楨認為魏學曾萎縮不思進取，拖延戰事，而且「僉事從府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虜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學曾)匿不以奏」， 同時，朝中也有人彈劾魏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於是，萬曆下令將魏學曾押至京師問罪。但相處時日之久後，梅國楨發現魏「每夜露香跪禱，願以餘生贖一城生命」，「感其忠誠」，於是「傾心相信，誓以共死」。魏學曾削職為民後，梅國楨上疏替其辯解：「夫學曾之功，除收復各堡、敗賊退寇，在臣未到之先... ...止據今之所以成功者，大要有三：一曰遵明旨以遏寇。二曰遵明旨以灌城。三曰遵明旨以赦降。以臣論之，三者皆不可謂非學曾之功也」。認為平叛之功非魏學曾莫屬；同時指出「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認為魏學曾之所以含冤入獄是因為自己之前上疏彈劾導致的，如不為學曾平反，自己將悔恨終身，終使魏以原官致仕。此後，梅國楨擢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久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省市賞銀十五萬兩有奇。萬曆三十三年(1605)，因病卒，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哱拜之亂的發生，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的，梅國楨曾就此做過客觀的分析。他認為：「洪武以至嘉靖，寇無歲不犯，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克削之苦。嘉靖以至隆 慶，和議既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克削之苦，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而內欲兼戰。修和則不免仍克削以為媚寇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而無首功之望。不加矜恤而克削之聞，使之治生不給，發身無階。已逆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即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計錄者... ...皆以節省為重，以矜恤為輕。暫行於無事之時，尚難以得其心，相沿於用武之日，其何以免其怨？」從梅國楨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哱拜之變與明蒙和議後明朝對邊鎮將領的基本政策是相聯繫的。自明蒙議和之後，克削邊軍，貫以節省，是明朝的政策。由於把邊鎮的主要財力都用於蒙古的貢市，邊鎮官軍的糧餉一減再減，導致邊疆生活困難，「治生不給」，又因備不戰，將士沒有立功的機會，難於陞遷，這是導致兵變的根本，而巡撫黨馨的施政，成為哱拜之亂的直接導火線，為明王朝帶來了沉重的災難。梅國楨的仕途與哱拜之亂有著緊密關係。他在《征哱奏議》中表現出來的優秀軍事才能以及他傳奇性的人生，不應該被歷史的塵埃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