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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讀元月二日繽紛版「學問有用嗎？」一文，作者質疑：「如果說，我們該學些生命的真諦，那麼，在學生厚重的書包中，可否找到這一本葵花寶典呢？」我則有不同的經驗和看法。

　　民國五十七年我剛念初二，有一次與同學在夜市看到一位「江湖郎中」，吹噓著他手上的「五毒湯」有多毒，甚至，只要加幾滴到白飯裡，白飯立刻變黑(其實是深藍色)，隨即表演。圍觀者嘖嘖稱奇，我和同學相視冷笑，低聲說：「騙人！碘加到澱粉上，澱粉就變深藍色。理化課才教的呢！」

　　同一年的暑假到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露營，晚上到金山街上玩，都要經過墳場，那一夜看到從小就怕的「鬼火」，我們高聲說「那不過是燐火，沒什麼好驚的！」

　　初三歷史課教到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歷史老師說：「盲目的民族優越感過度膨脹，輕者造成種族歧視，重者就是大屠殺。」從此我們班幾個死黨相約，不再叫班上的原住民同學「番仔」，也不准別人叫。

　　高一時，國文老師教「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說：「論語中所說的『學』字，不單指知識、技術的學習，而是偏重於學習待人接物之道，更重要的是實踐。」我才知道國文課不只是背書而已。理化老師講到化學工廠的汙染河川，我才知道小學四年級時，學校旁小溪浮上來的魚根本不能吃。

　　大一時，導師告訴我們：「學歷不等學力，知識不等於智慧。有高學歷也要有相對的專業學術涵養，否則只有空殼；而有專業的知識只能解決專業上的問題，不能解決生命的問題，智慧才能處理生命的疑惑。」大學畢業典禮上，校長勸勉我們：「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真正學習的開始。」

　　如今，我忝為人師二十載，我認為學生厚重的書包中，每一本都是葵花寶典，而老師就是指導學生練就葵花寶典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