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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鄧小平 [打印本頁]

作者: deesphr 時間: 2010-2-20 10:25 標題: 鄧小平

鄧小平鄧先聖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81年6月28日 – 1989年11月9日
前任華國鋒
繼任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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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83年6月6日 – 1990年3月19日
前任首任
繼任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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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78年3月8日 – 1983年6月17日
前任周恩來
繼任鄧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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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任期
1956年9月 – 1967年3月
前任張聞天（1943年）
繼任胡耀邦（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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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任期
1954年3月8日 – 1980年9月
前任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政務院副總理）
繼任萬里、姚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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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04年8月22日(1904-08-22)
四川廣安
逝世 1997年2月19日（92歲）
北京市
政黨中國共產黨
配偶張錫瑗（1928年－1929年）
金維映（1931年—1940年）
卓琳（1939年－1997年）
簽名

鄧小平（原名鄧先聖、由啟蒙師改名希賢，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出身於中國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今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的一個客家家庭，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81年至1990年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核心。

鄧小平一生從來不曾擁有中國共產黨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頭銜，雖然他曾經在1956年到1967年擁有總書記的職銜，但只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並非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負責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 / 總書記），他卻被認為是1978年至1992年中國大陸的實際最高領導人，直到他去世時仍保持着影響力。他是改革開放及一國兩制提議者，中國共產黨將以他的政治理念為核心的理論稱為鄧小平理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政策幾乎影響到了20世紀後期每個中國人，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他曾分別於1978年和1985年兩次當選《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

留學生涯

中國半工半讀留學生的合影。上排右起第3位是鄧小平

1904年，鄧小平出生於中國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今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的一個客家家庭。1919年春天，15歲的鄧小平與只比他大3歲的族叔鄧紹聖一起離開廣安，到重慶吳玉章籌建的一所赴法留學預備學校就讀，他是當時班上年齡最小的學員。經過18個月的努力學習，在1920年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學員乘船沿長江到達上海準備赴國外半工半讀。9月11日，年輕的鄧小平和其他85名學員一起被安排到法國半工半讀，他們乘坐法國安德烈·萊蓬號輪船從上海出發，駛往法國馬賽。個子矮小的鄧小平在這批留學生中被選為領頭，在旅途中表現出了出眾的組織能力。10月底，他們抵達馬賽，短暫停留後到達巴黎。鄧小平在法國時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有安穩的時候，而且他常常沒有工作，經濟上也非常拮据。

鄧小平在法國的第一個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約。在這裡，他在法華教育協會開辦的一個法語訓練班學習了3個月的法語。由於缺錢，他在1921年4月到克魯索（Creusot）的施耐得鋼鐵廠（Schneider Company Iron and Steel Complex）工作了3周。在這裡他掌握了鉗工的技術，這個本領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了用場。他也在這裡初步認識了法國的無產階級，並且結識了一些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之後他又做過飯館招待和火車司機的副手，這期間他一直住在拉加雷訥克隆布（La Garenne-Colombes）。1922年2月14日鄧小平來到沙萊特的哈金森橡膠廠從事製作膠鞋的工作。在此期間他上過夜校，以及蒙塔爾紀（Montargis）學校。10月17日他辭去了工作，並於同年冬天到夏蒂榮又學習了4個月的法語後，又回到原來的工廠工作。根據這個工廠的領導評價，鄧小平此時顯露出了倔強和反抗的精神。這段時間的經歷對於他來說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在1985年時他還派他的兒子鄧朴方拜訪此地。1923年3月7日他因為拒絕工作而被工廠開除，失業幾個月後他去了巴黎。

早在1922年鄧小平就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1923年6月的第二次青年團代表會上他被選為青年團的領導，和周恩來以及其他3名幹部一起擔任領導職務，但沒有具體的任務。從此，他開始了作為共產主義者的政治生涯。1924年，由於人員變動，鄧小平補選進入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員。隨後，鄧小平進入宣傳中國革命的雜誌《赤光》的編輯組，在此期間，結識了也是半工半讀的周恩來，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夥伴。鄧小平主要負責印刷，並參與宣傳工作。所有的文章都由他刻在蠟紙上再進行油印，這個工作使他獲得了「油印博士」的綽號。後來，左傾革命者與中國青年黨之間發生了論戰，鄧小平也發表文章參與了這次爭論。

1925年秋天，他成為了新當選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傅鍾的助手，同時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任中國國民黨內代表共產主義者的監督代表。1925年，在巴黎的中國人因五卅慘案發起了一次未經法國當局同意的抗議集會，6月21日他們衝擊了中國駐法使館，並且逼迫大使在抗議信上簽字。這次行動導致法國當局嚴厲的逮捕和遣返浪潮，大批中國共產主義者被遣返回國，留下的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都受到法國警察嚴密的監視。

1926年1月7日，鄧小平根據中央的指示離開法國前往蘇聯，並起俄文名字「多佐羅夫」（Дозоров），到專門培養中國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班同學有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他在這裡學習了俄語、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主義和軍事學。因為刻苦鑽研、敢言善辯的作風，他又被同學們戲稱為「小火炮」。9月16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小平陪同訪問蘇聯的馮玉祥將軍返回中國。

漸露鋒芒
參見：國共內戰、八七會議、百色起義及龍州起義
回國後，鄧小平奉命同馮玉祥到內蒙古，並在馮玉祥手下擔任第7團的政治委員。1926年11月28日，隨着北伐的節節勝利，馮玉祥攻下了西安。鄧小平在西安由馮玉祥成立的軍事學院擔任教學工作。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7月8日鄧小平返回武漢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鄧小平」的名字正是在這個時候改的。他參加了8月7日召開的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並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此後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1928年6月底，他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副書記，幫助新的中央書記向忠發展開工作。由於他從來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學會了上海話，因此成為了地下活動理想的接頭人。這年冬天，鄧小平在上海與同為中共黨員的張錫媛結婚，但18個月後張錫媛死於產褥熱。

1929年，鄧小平奉命到廣西的右江和左江地區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經過秘密的準備，他和陳豪人、張雲逸、李明瑞、俞作豫等人一起組織發動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第一次表現出了他的軍事才能。1930年2月，他領導建立了左江和右江兩個蘇維埃政區，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1930年夏末，由於中共中央指揮失誤，右江和左江蘇區在1931年左右就幾乎被國民革命軍完全消滅，鄧小平和張雲逸則率領大部隊前往柳州。經過沿途的一些戰鬥後，鄧小平意識到國民革命軍在數量和裝備上佔有很大優勢，因此他違反了命令，放棄攻打柳州，而向江西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根據地進發。經過不斷的戰鬥，當他們到達江西時，2萬人的隊伍只剩下2個團不足2000人。之後，鄧小平去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

第一次下台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

參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遵義會議、長征及中央紅軍
1931年8月，鄧小平被派往江西瑞金擔任黨委書記，剛到任時就憑其出色的調解能力和裁決能力平息了當地政治迫害性質的肅反運動。不久，瑞金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鄧小平離開了黨委書記的職位，而成為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1932年初，他被派到會昌擔任縣委書記，很快在那裡擴展了共產黨的組織。隨後又擔任了江西省委的第一書記的職務。鄧小平積極推行毛澤東的「富農路線」，組織地區性的武裝力量，是當時黨內毛澤東的支持者之一。

1932年夏天，鄧小平迎來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他與在會昌認識的金維映結婚。1933年，鄧小平被第一次打倒。李維漢等左傾勢力抨擊羅明、鄧小平的政治路線，實質是批評毛澤東的戰略方針，歷史上稱之為「鄧（鄧小平）、毛（毛澤覃）、謝（謝維俊）、古（古柏）」事件。此後，鄧小平被一步步剝奪權力，從省黨委書記的職位上被撤職。並迫於壓力，做出自我批評，被關進了拘留所。此時，時任鄧妻子的金維映也提出離婚，隨後改嫁於李維漢。不久鄧小平從拘留所放了出來，並且被派到處於前線的南村擔任觀察員。半個月後又被調回紅軍的總政治部。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長征。長征初期，鄧小平負責《紅星》報的編輯出版。1935年1月，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推薦下，鄧小平參加了在貴州省遵義縣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央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這次會議後，鄧小平正式復出。

1935年4月，鄧小平被派到紅一方面軍主持宣傳部的工作，中央秘書長的職務則交給了劉英。在黨內發生張國燾的分裂事件後，彭德懷、鄧小平承擔了了紅軍右路軍的主要指揮工作。1935年10月29日，長征部隊到達陝西北部時，鄧小平患上了嚴重的瘧疾，後因張學良調撥的藥品及物資幫助才得以擺脫生命危險。

前線歲月

參見：第二次國共合作、129師、晉冀魯豫野戰軍、抗日根據地、百團大戰、上黨戰役、中共中央北方局、淮海戰役及渡江戰役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鄧小平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與周恩來等人到太原搞統戰工作。1938年，任129師政治委員，同師長劉伯承一起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抗日鬥爭。在隨後的13個年頭裡，鄧小平和劉伯承一直並肩戰鬥，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二野、中野）後來也被稱為「劉鄧大軍」而載入史冊。

1938年，劉鄧二人率軍在河北南部的平原地區開闢了抗日根據地，在1至9月間運用劉鄧二人共同創造的「麻雀戰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當時來訪的美國海軍少校、駐中國國共軍隊運動的觀察員卡爾遜（Evans Carlson）這樣評論鄧小平：「是一個矮小、健壯和健談的人，他對事物的理解就像對待芥末那樣敏銳（as keen as mustard）。」

從1937年到1945年，劉鄧開闢了晉冀魯豫根據地，鄧小平同時擔任根據地黨委的第一書記。他主張宣傳共產黨的思想，推行包括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團結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在1939年9月，鄧小平和卓琳結婚，這是鄧小平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最後一次婚姻。卓琳（本姓浦）是雲南人，出身於富商家庭，抗戰後從北平奔赴延安求學，在延安與鄧結識。

1940年8月，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等人對日本軍隊發動了百團大戰，斃傷日軍4.4萬人（鄧小平沒有實質參與到戰役中，但是仍默許其部隊參加）。由於戰役的勝利，毛澤東從延安發來賀電，蔣介石也從重慶發來電報嘉獎彭德懷。但是這次戰役在文革中成為了紅衛兵抨擊鄧小平的口實，指責鄧小平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方針。1942年末，鄧小平回到延安，並支持了毛澤東的整風運動，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三三制。1942年，鄧小平被提拔為中共北方局書記。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

1948年淮海戰役時，鄧小平同中共淮海戰役總前委其他領導人合影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隨即爆發了第二次國共內戰。鄧小平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抗戰開始時只有9000人的129師，此時已發展成為近30萬人的大型野戰軍。1945年9月，劉鄧大軍在上黨戰役中成功運用「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殲滅閻錫山的3.5萬中華民國國軍，隨後發起平漢戰役，並同樣取勝，配合了毛澤東在重慶進行的談判。這次戰役勝利後，劉鄧大軍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劉鄧大軍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鄧小平也同時被任命為中原局第一書記。1947年6月30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地區，開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中華民國軍隊的全國性戰略進攻。在對解放戰爭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鄧小平任總前委書記，負責對前線軍隊的戰略指揮，並對不同佔領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和政治改革。1949年4月21日，他和劉伯承、陳毅的部隊渡過長江，旋即攻克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

1949年10月1日，鄧小平作為中原局第一書記和第二野戰軍代表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並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委員和中蘇友好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隨後，他又和劉伯承率軍攻下了雲南、貴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底，鄧小平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委，同時還是西南地區的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在任期間，他徹底清除了遍布雲南的鴉片煙館、平衡少數民族和漢族的關係，實施土地改革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參見：三大改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大躍進及農業六十條
1950年，鄧小平在第二次全國軍事和政府委員會上提出立即沒收地主財產，加強對農民的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會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運動發展農業。這些建議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澤東號召用15年的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鄧小平和周恩來堅定的站在了毛澤東的一邊，雖然從以後的發展來看，他們過高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

1952年8月，鄧小平被調派北京，擔任國務院（當時稱政務院）副總理，全家也住進了中南海。此時，他還作為經濟專家進入了國家計劃委員會，1953年2月還被選為政協副主席。從1953年9月18日起鄧小平又擔任了1年的財政部長，主持中央財政工作。1954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54年還成立了憲法起草委員會、選舉法委員會和中央選舉委員會，鄧小平是唯一進入這3個委員會的領導。在同年9月15日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被選為國防委員會的副主席，並擔任人大副委員長。

1954年發生了「高饒事件」，高崗和饒漱石兩人企圖與劉少奇、周恩來奪權。鄧小平專門負責對饒漱石的調查，在4月接管了饒漱石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並且在1955年3月召開的黨內會議上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與林彪同時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補任弼時、高崗之缺）委員，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機構。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其中指出中共已經是執政黨，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危險，必須堅持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黨與群眾的聯繫。但這次報告只是抽象的批判了個人崇拜，沒有觸及毛澤東的權威和權力。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成為排名第六位的領導人，開始與劉少奇一起負責日常工作。

1956年5月，毛澤東宣布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鄧小平卻不大讚成這個運動，他認為這將可能引發一場反對共產黨的群眾運動。幾個月後，毛澤東也放棄了這場運動的初衷，而將這場運動變為了將反革命分子引出來並進而改造他們的手段。隨後在1957年到1958年間，中共開展了反右運動。這場運動讓全國80萬名黨員被打成右派，290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這場運動中，鄧小平又和毛澤東站在了一起，並親自主持和積極推行這場運動。雖然在23年後他對此進行了自我批評並承擔了一定責任，並且為300多萬無辜的人平反，但是他仍然主張這場運動的本質並沒有錯，只是被錯誤地擴大化了。

1957年11月，鄧小平和毛澤東去莫斯科會見赫魯曉夫。雖然同赫魯曉夫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分歧，但是對於蘇聯的建設成就還是感到欽佩。一直到1963年，鄧小平還多次赴莫斯科同蘇共領導人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開展論爭。

1958年5月，毛澤東提出了「三面紅旗」的總路線，開始「大躍進」，鄧小平最初對此極力贊成。1959年，鄧小平在一次打乒乓球時意外的摔斷了腿，恢復了很長時間。這也使他免於陷入廬山會議的漩渦，而只是發表了一篇流於形式的文字來表明自己反對彭德懷、擁護大躍進的立場。但是到了1960年，他對大躍進產生了疑慮。經過到基層的視察，他和劉少奇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之後在1961年9月又提出「工業工作七十條」，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1962年，毛澤東點名批評鄧小平的經濟措施，這使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開始破

第二次下台

參見：文化大革命、三個世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四個現代化
1964年初，北京大學發生的聶元梓和陸平的關於教育方式的衝突中，鄧小平支持北大校長陸平的觀點，並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會上批評了左派的學生和教師。1965年11月，圍繞《海瑞罷官》的論爭使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革終於爆發，紅衛兵運動使整個中國都陷於混亂。鄧小平試圖平息混亂局面，維護安定秩序。他和劉少奇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遊行示威和貼大字報。然而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並命令撤銷工作組。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鄧小平雖然保留了總書記的位置，但是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只排在第六位（劉少奇更跌至第八位）。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表達了自己對於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但是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而他的書記處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架空。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評，鄧小平被說成是劉少奇之外「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二號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

從1967年開始鄧小平就不公開露面了。3月底召開的常委會上他被免去了總書記的職務。之後紅衛兵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擊：認為他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代表；反對毛主席；生活作風腐化（主要是指責他喜歡打橋牌）。到8月對鄧小平的批鬥已經升級到武鬥，紅衛兵到鄧小平在中南海的家裡開批鬥會，鄧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噴氣式」。後來他被軟禁在一座小房子里，鄧小平的三個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與鄧小平的繼母和他在一起。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

隨着鄧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員也受到了迫害。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鄧蜀平因為絕望而自殺。9月鄧小平一家搬離了中南海。1968年9月，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鄧朴方在被批鬥時，從四層樓跌下來。鄧朴方被在場的紅衛兵及時送到醫院，但因胸椎壓縮性骨折導致鄧朴方從此腰部以下癱瘓。1969年10月，鄧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軟禁在新建縣望城崗的一個步兵軍事學校里。1970年夏天開始，鄧小平和妻子被下放到縣拖拉機廠勞動。這段時間被鄧小平視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時期。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引起了政治局勢巨變。毛澤東原定的接班人林彪在政治鬥爭中失敗，乘飛機出走時失事死於蒙古國溫都爾汗。1972年8月3日，鄧小平聽完傳達林彪事件後第3天，寫了一封托江青轉交給毛澤東的長信，信中說：「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並要求恢復工作。1973年2月，在周恩來的力薦和支持下，鄧小平離開江西，回到北京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在眾多的外交場合重新發揮出了他的活力。在8月2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2月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再次進入領導核心。

1974年4月，他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首次向全世界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5月份以後，由於周恩來的健康狀況惡化，他代理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同時，1974年初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致使鄧小平與四人幫的矛盾進一步激化。12月23日，已經屢現尿血的周恩來冒死乘機前往長沙，與毛澤東討論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籌備事項，支持鄧小平的工作，並挫敗了四人幫的「組閣計劃」。此後，毛澤東幾次在黨內批評四人幫，王洪文也被調回上海。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三副一長），着手對當時極端混亂的經濟局勢、軍隊建設、科研工作等進行全方面整頓，並同當時擁有很大權力的江青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之後，鄧小平和周恩來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將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但是這很快遭到了激進左派的攻擊，他們批評鄧小平喜歡資本主義的東西，企圖「資產階級復辟」，雙方的矛盾日趨激烈化。

第三次下台
參見：四五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及懷仁堂事變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會上，鄧小平主持會議並致悼詞。而毛澤東鑒於鄧小平和四人幫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後鄧小平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將最有可能繼任總理的鄧和張春橋排除在外，任命華國鋒為總理。2月初，江青攻擊鄧小平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隨後華國鋒也批評鄧小平不堅持階級鬥爭。3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鄧小平。

1976年4月，鄧小平與四人幫的矛盾已經白熱化。4月5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中，群眾有人貼出大字報要鄧小平接班。4月6日，由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

1976年4月7日，在沒有鄧小平參加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作出如下決議，鄧小平被第三次打倒：

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就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作了討論。可以肯定，鄧小平問題已變成了敵我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建議，大會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允許他保留黨籍，視其以後的表現。

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後，居住在北京東交民巷十七號，但四人幫的攻擊並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將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定性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並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著名寫作組梁效的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其中稱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黨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這次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鄧小平炮製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為旗幟的……他們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原來他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之日，就是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辟之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鄧小平代表的資產階級，已經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政治局勢變得異常複雜。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兵不血刃地結束了文化大革命。10月10日，鄧小平即向華國鋒表示擁護，並在信中寫道：「我同全國人民一樣……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訊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但是華國鋒回應：「……你犯過錯誤，必須繼續接受批判。」

四人幫被捕後，黨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但是關於為鄧小平的平反，中央卻發生了分歧。華國鋒說：「鄧小平同四人幫有顯著區別，但他和其他人仍是修正主義……粉碎四人幫並不意味着不批鄧小平。」1977年3月華國鋒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已經有人提議讓鄧小平恢復工作，並認為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4月10日鄧小平再次寫信給華國鋒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並綿里藏針的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政治局討論了這封信，同意了鄧的建議。在當年7月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同年8月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年3月，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

「撥亂反正」時期

主條目：撥亂反正
參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高考、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及中越戰爭
在1978年底以前，鄧小平還不是黨內最高領導人，華國鋒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身份繼續領導中國發展，鄧則是黨內四個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華國鋒被認為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華國鋒雖解決了四人幫和停止了文革，但文革時期的許多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包括自1958年以來數百萬被劃歸右派的共產黨員和文革時被打倒的大多數人，他們和他們的親屬沒有停止過對這些本質性問題的追究。華國鋒基本維持了文革後期的政治思路，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發表的《學好文件抓住綱》，此話即是後來被中國共產黨所批判的「兩個凡是」）作為其政治理念。「兩個凡是」的演變結果則是華國鋒遭到了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抵制，並成為鄧小平在接下來近兩年中對華國鋒所批評的最主要觀點。

1979年鄧小平在出訪美國期間參觀美國太空總署

1977年，鄧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恢復了日後對中國具有深遠影響的高考，中國的高等學校得以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在1978年初，鄧小平在當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將知識分子的政治定位從文革時期的底層扭轉稱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改變了自文革以來知識分子飽受歧視的現象。此舉由於在實質上是改變了共產黨在文革時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黨內引發諸多不同聲音，鄧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華國鋒的默許下平息了黨內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重申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性。但鄧小平在實施自己的戰略前，必須先解決他和華國鋒之間的路線分歧。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由鄧的親信胡耀邦進行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明顯是在批評擁護「兩個凡是」的華國鋒與汪東興。這篇文章在全國被廣泛轉載，為鄧小平上台做好了輿論基礎。此後不久，包括中國各大軍區、各省市在內都進行了廣泛討論。深具現實主義特點的政治理念被人認為是鄧小平贏得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在黨內，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鄧的理念，而華國鋒、汪東興等則成為少數。這最終導致中國共產黨內決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由葉劍英、鄧小平接管中國的政治大權。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開始為1958年以來被錯劃為右派的人進行改正。這個由胡耀邦帶頭的行動得到了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讚許，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的到廣泛傳播。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結束，占原「右派」總人數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平反活動中質疑共產黨的聲音被更多的讚許聲所壓制，因而改革取得的進展和成效都令人滿意。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華國鋒依照傳統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評，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這次會議確立了鄧小平實際最高領導者的地位，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歷史性的轉變，中國由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中國共產黨不再以階級鬥爭為政策中心，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會議再度重申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提出要實施「四個現代化」與「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並提出「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水平」的目標。會議結束前北京市委又宣布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次會議上，陳雲被增選為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鄧穎超、王震等鄧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

在對外方面，鄧小平於1978年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等國。1979年1月，鄧小平出訪美國期間參觀美國太空總署，並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卡特會晤，就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深入進行交流。訪問期間，他試探了這些國家元首對中國進攻越南的態度。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在短暫佔領越南北部幾個重要城市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於次月撤出了越南。

中越戰爭暴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諸多弊病，精簡軍隊的工作隨之進入了改革日程中。為了貫徹幹部隊伍年輕化的路線，鄧小平辭去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並提名他原來的部下、在中越戰爭中表現上佳的楊得志繼任。之後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胡耀邦和趙紫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並且開始進行法制化建設。1980年8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趙紫陽取代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也辭去了副總理的職務。1981年，華國鋒的黨主席職務又被於1980年2月已任黨總書記的胡耀邦取代。

改革開放

1981年6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此前長達18個月商議、四千餘人參加、九次大規模修改完善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確定了關於經濟為中心的基本路線。這次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決策人和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指出要糾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克服個人崇拜，同時正確地和充分地評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後，他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作為解決香港、澳門及台灣問題的方案。

位於深圳特區深南大道的著名宣傳畫「鄧小平畫像」

從1982年以來，鄧小平致力於國內的改革。2月20日，黨中央通過老幹部的退休規定，以保證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並建立「顧問委員會」來安置這些老幹部，意在作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過渡方案。同時開始精簡機構，裁減政府工作人員。1982年，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對內經濟方面，經濟改革首先在農村地區展開。農業方面，在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方針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包產到戶，提高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總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農民純收入也大幅提高，經濟改革初見成效。城市建設方面，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5月，改稱為經濟特區。同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些經濟特區相繼興建。1984年，鄧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並鼓勵特區建設，提議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對外方面，中國決定擴大對外開放地程度：擴大進口的數量及進口國範圍；改善進口產品結構，重點為技術輸入；提供外資直接進入中國設廠，改善中國生產結構以及派遣大量留學生赴西方學習科技。

1984年，鄧小平分析和判斷當時國際戰略格局和周邊態勢的發展趨勢，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提出「反對霸權主義」、「中國不當頭」的韜光養晦對外政策。同時，指導軍隊建設思想戰略性轉變，軍隊要為經濟建設讓路，同時宣布中國軍隊將裁軍一百，允許並鼓勵軍隊各級部隊都可以經商，在士兵中大力開展人才培訓，軍事工業大規模關停並轉軍轉民。實行這一轉變的同時，組建了其陸軍集團軍，並通過兩山戰役（老山、者陰山）及其輪防，提高了各集團軍的戰鬥力。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但辭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主任一職由陳雲接任。他繼續主持並制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在80年代，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中英香港談判
參見：香港回歸、一國兩制及中英聯合聲明
香港殖民地此前分別有兩項協議：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分別因為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被割讓給英國；中國大陸的另外一部分被稱為新界的地方在1898年因為香港膨脹的人口而租借給英國，租期99年。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對香港的土地契約等安排十分關鍵。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人保留治權。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他同時希望能藉此辦法解決台灣問題。
1982年9月，剛在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獲得大勝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中國。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小平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雙方無法達成共識。隨後，戴卓爾夫人訪問香港，並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其後，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利，但中方拒絕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的第二輪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港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雙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權問題達成共識。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1984年4月，英國外相傑弗里·豪訪華，就香港主權問題讓步，會談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賀維在香港發表聲明，宣佈1997年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簽署，歷經22次的香港前途談判結束。

1984年12月19日，中國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聲明》中表明，中國將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確保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及民主制度維持50年不變。1997年7月1日，英國政府把整個香港地區交還中國政府，使之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政策最終得以實施。

改革中的問題
參見：嚴打、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六四事件
當中國在經濟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時，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動程度加劇、各類經濟犯罪開始大量出現，鄧小平主張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在保證經濟安全的同時，大量冤假錯案開始湧現，對中國的法制建設構成破壞。

鄧小平對中國在政治領域的開放十分謹慎。關於中蘇關係、中美關係的問題，鄧小平明顯感受到來自左派及右派的壓力。隨着中國的開放，中國人開始更多地接觸西方民主人權思想，右派主張改革應該擴大到政治領域，對此他公開批評這些行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堅持認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應繼續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堅稱中國發展最需要的是社會穩定，「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左派則強調應當限制改革，並返回到當時的蘇聯模式。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1987年1月，因為堅持改革擴大化的觀點，原本被鄧小平選定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迫下台，胡耀邦總書記的職務由鄧小平另一位助手趙紫陽接任，而持經濟保守思想的李鵬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此後，中共黨內反改革的「保守」勢力，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機會，又掀起一股反右浪潮。鄧小平隨後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表示「左是主要危險」，堅持繼續改革。

1988年，中國人普遍討論的已經不再是自由化，而是嚴重的通貨膨脹。商品零售率從1984至1987年的7.4%驟然提升到1988年的18.5%。通貨膨脹引起了工人的普遍不滿及對政府腐敗的廣泛爭議，而1988年底政府的經濟整頓計劃並未收到實效。1989年春天，中國社會出現動蕩。4月15日早上，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當晚北京學生就舉行各種悼念活動。4月17日，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事件成為導火線，很快就蔓延並演變成另一場更大規模的遊行活動。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數百名學生喊着口號、唱着國際歌，衝擊中南海新華門，並打傷警衛戰士，當時圍觀者近萬人。這便是當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會舉行，鄧小平等全體中國高層領導人出席。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在當時引起遊行參與者廣泛的憤怒、反對和恐懼。據稱將這次風波定性為動亂是鄧小平的決定，也有人認為鄧受到當時向他報告事件動態的高層領導人（指李鵬等中央領導和陳希同等北京市領導）的影響。由於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學生和官方的失敗互動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6月4日凌晨，悲劇發生，軍隊強行開入天安門廣場清場。

六四事件導致鄧小平的另一個接班人趙紫陽（以及據說是原定接任趙紫陽的胡啟立）下台，繼任人問題又浮上水面。鄧小平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中作出妥協：他決定不在現有的北京高層中選擇一名接班人，而是從上海召來當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任總書記。從此江澤民成為中共下一代領導核心。不久鄧小平又將年輕的胡錦濤提升成為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常被認為是鄧小平為江澤民安排的繼任者。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請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南方考察（南巡）

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所乘坐的軍艦

六四事件後的中國形勢十分嚴峻。在國際上被孤立，西方國家縮緊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並擴大本國的中國留學生滯留期限，以控制科技輸出；在國內上共產黨內部則有「保守」勢力抬頭，他們的綱領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左」的勢力在「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旗號下，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1992年秋，要開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張在十四大佔了上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便會付之東流。

1992年春，已辭去所有正式職務的鄧小平考察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依靠他昔日的威望，在考察各地發表一系列的講話，他強調了經濟建設的重要性，批評那些懷疑改革開放的人，明確表示「左」的東西對中國而言比「右」更可怕。「南巡」期間，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他說：「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他的南巡與講話使得中國重新步入改革開放的軌道。

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基本路線」（即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被寫進中共黨章，中共還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5年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當時鄧已去世），鄧小平理論被正式確立為中共全黨的指導思想並被寫入中共黨章。從此，中國的各派勢力都很難再從根本上挑戰「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這一政策。

南方考察後鄧小平完全退出了公開的政治活動。並絕少在公開場合出面。但是鄧小平的理想理念與政治方針以「鄧小平理論」之名始終得到貫徹，他被官方譽為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自己卻說，改革其實是「摸着石頭過河」，其理論是「不爭論」。

在官方報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鄧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他乘坐剛剛全線通車不久的北京地鐵，饒有興緻的走遍了半個老北京。但他恪守了當年他辭職時的承諾，並沒有在這次活動中發表正式講話。此後，他就再也沒有在公共場合露面，僅僅是在一些會談中人們談及「改革開放」與「鄧小平理論」時，才會成為人們的焦點話題。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去世，享年93歲。2月20日，聯合國總部降半旗致哀。1997年2月25日，中共官方為他舉行盛大的追悼會。

……鄧小平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

3月2日，遵遺囑，骨灰撒入大海。此後，中國大陸進入後鄧小平時代，他的影響力仍繼續存在着。

個人生活
鄧小平一生共結過3次婚。但是，只有最後一次與卓琳的婚姻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長女鄧林，1941年出生，是一位藝術家；
長子鄧朴方，1944年出生，在文革中導致下半身癱瘓，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殘聯第五屆主席團名譽主席。在80年代後期是康華公司的負責人；
次女鄧楠，1947年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長，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第一書記、常務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
三女鄧榕，1950年出生，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曾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
次子鄧質方，1952年出生，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後在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物理系獲得博士學位，曾參與首長四方的營運。
鄧小平是橋牌好手，打牌時雖然不愛賭錢，但是非常守規矩，輸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樣鑽桌子。世界著名的橋牌冠軍楊小燕說：「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鄧是一個偉人。他的打牌技術是又穩又精。」聶衛平曾透露，鄧小平常在人民大會堂的118廳一起打橋牌，鄧經常跟丁關根為搭檔，聶衛平經常跟胡耀邦、萬里為搭檔。

鄧小平亦是一位資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訪時表示鄧最愛的是孩子和足球。早於青年時期，他勤工儉學於法國，曾花費吃飯的錢去購買球票。他亦有要求工作人員錄製重要的足球比賽，供他在業餘時間欣賞。1979年，他提出了「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並改組中國足協，提出「衝出亞洲」的目標。令其遺憾的是直到他逝世亦未能看到中國國家足球隊進入世界盃決賽階段的比賽。1977年7月30日，他第三次複出政壇後，突然出現在於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的國際足球邀請賽中，現場八萬名球迷在賽前起身為其鼓掌致敬。

鄧小平抽的煙是「熊貓」牌香煙，由上海捲煙廠特製，以味道淡著稱，「熊貓」牌香煙因為鄧的緣故，價格異常昂貴。晚年的時候鄧把香煙戒掉了。

主要貢獻

鄧小平的主要主張和理論被中國官方稱為鄧小平理論，基本上都以講話和談話的方式收錄在三本《鄧小平文選》里。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大學（包括自考）的必修必考科目，該科目現更改為「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主張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要堅定不移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要求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為中國的改革提出了理論基礎，但是他本人並不是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際制定者。很多的改革措施是地方政府首先實施，當成果顯著時則會被廣泛採用。很多的改革政策也借鑒了國外的經驗。

鄧小平主張，中國依然處在（而且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不是任何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必經階段，而是中國特有的。中國共產黨的職責是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把這種社會主義叫做「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為堅持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有觀點以為，這種新的解釋降低、乃至消解了在經濟問題決策中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更注重政策的實際效用。

鄧小平的改革還包括由政府對宏觀經濟的主導和調控，其經濟改革措施也最早在農村施行。在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實施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進行農業生產，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政府也鼓勵農村工業化，很多鄉鎮開始進行輕工業生產。投資重工業的資本主要來自銀行體系，而銀行的資金來源則是儲蓄。鄧小平的改革項目中首先就確保利潤只能通過稅收或銀行再分配；因此，國有企業的利潤再分配是間接的，也保證這些企業多多少少脫離了政府的介入，保持了自身的活力。同時鄧小平重視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以科技帶動產業改革。

鄧小平還打破中華人民共和國「閉關鎖國」狀態，主張對外開放。他的這一政策與毛澤東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相違背。中國通過加大對外貿易加快現代化步伐，中國的經濟可以被認為是出口導向的。另一方面，中國也從日本和西方國家購買了大量的機器。鄧小平在1979年就提出要搞經濟特區，吸引外商投資。通過吸收國外的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中國加快了自身的經濟發展速度。

一國兩制
根據中國共產黨文獻《鄧小平理論》，「一國兩制」的基本涵義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作為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至今，「一國兩制」應用於香港與澳門。作為這種制度的確立，1984年12月，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中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1986年，中葡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香港與澳門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回歸中國。

鄧小平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並建議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

批評與爭議
參見：中國貧富差距、弱勢群體、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及天安門母親運動
對於鄧小平的批評與爭議，主要集中在改革開放中存在的問題及六四事件的處理。

改革開放方面，市場化令中國國有企業面臨危機，鄧小平的農業改革到在1990年後開始失效，農民的生活質量與人均收入增幅減緩，貧富分化加大，腐敗問題，大學生就業問題，失業加劇，社會不公，官民衝突，環境污染這些都是巨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對此，多方有不同解讀。一方認為這是鄧小平改革不徹底的結果，特別是沒有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所造成的：由於政治不夠民主，輿論監督不夠自由，司法不夠獨立，致使政府部門或政府官員掌握干預經濟的過度權力，這是當今日愈演愈烈的權力尋租和腐敗問題的一個主要根源；六四之後的中國在政治改革上較為緩慢，着重強調了「穩定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政治與經濟改革的不同步，加劇了中國社會在轉型中的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與深化。

另外一方認為改革開放存在矯枉過正的情況。儘管鄧小平曾經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而現實情況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沒有對致富手段做出有效的限制，也沒有對「先富帶動後富」提出具體的方式方法，致使特權階級興起，許多改革成本從社會支付變成個人支付（實際是弱勢群體支付）。而資本的逐利性，必然導致污染、過度開採、兩極分化等一系列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因此，中國經濟中生產資料私有制比重越來越大的趨勢，拉大了貧富差距，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

六四事件中的處理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支持者認為這是為了維持國家統一和政局穩定的被迫之舉。批評者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的污點和晚年的遺憾。六四事件發生後，世界主要國家對中國大陸進行了制裁，而後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本國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及教育體系的控制。時至今日，港台民眾和海外華人在每年的六月四日都舉行紀念性活動，不過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卻成了話題禁區：新聞媒體不能報道，網民也無法通過互聯網進行討論和交流，而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也對六四事件簡略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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