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緣
上世紀60年代，初出茅廬的年輕外交官陶涵被派駐台北，曾有幾次在酒會中見到暮年的蔣介石，並與他握過手。“他身材不高，看似很脆弱。我很驚訝地發現他握手時力道很輕。”這是蔣介石留給他的直接印象。
幾十年來，陶涵從未想過有朝壹日會給這位孱弱的老人作傳。直到《蔣經國傳》出版、收獲學界肯定和讀者擁趸之後，哈佛出版社的編輯邀請陶涵再接再厲撰寫蔣介石傳記，但陶涵當時已有些意興闌珊。在編輯的堅持之下，他走訪了壹些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得到了幾乎是衆口壹詞的回答：“機緣難得。”
受訪的學者們認爲，首先，無論中外，目前都缺壹本完整、豐富、客觀的蔣介石傳記;其次，蔣介石日記已經部分公開，而當前還沒有哪壹本蔣氏傳記借用了這部份珍貴的史料;再者，蔣介石生前故舊目前還有些人健在，如能對他們進行采訪，既是史學家們求之不得的機會，也是完善壹段曆史的迫切之舉。
陶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關于這本蔣介石傳記的書名主體，剛開始他的建議是“The Father of the Generalissimo’s Son”，若直譯成中文，大意思是“委員長兒子的父親”。顯然，作者有意沿承前壹本《蔣經國傳》的寫作，使兩本書成爲相輔相承的姐妹篇。不過，這個拗口的書名，最終改成了現在更爲直截了當的標題。
這本書從構思、采訪、資料集整，直到初稿完成，共耗去了五年，這還不包括修改、補充內容的時間。其中最費時、最困難的壹項工作，是如何對浩如煙海的檔案資料進行甄別、考證、篩選、引用，並最終形成自己的敘述和判斷。以最重要的參考資料——蔣介石日記爲例，陶涵在胡佛檔案館查看了目前公開的近壹萬九千則蔣的日記，最終在自己的書中參考采用了450段話。蔣介石的日記以毛筆行書寫就，文言文、無標點，當前的中國學者閱讀起來尚且費勁，遑論是壹位外國人。
陶涵當年撰寫《蔣經國傳》時，曾穿梭于台海兩岸和美國等地，采訪了近兩百位蔣經國生前故舊。而當傳主換成了蔣介石，如此大量的采訪似乎頗爲困難，畢竟相差了壹個世代，許多知情人已經故去。但是，陶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還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兩百多個采訪，其中包括蔣緯國在內的蔣家兒孫，以及錢複(蔣介石的英文秘書、李登輝時代的“外長”)等蔣的生前舊部，此外還有蔣的家庭醫生、牧師、家臣等等。
陶涵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本書寫作也參考了之前出版的關于蔣介石的文獻，其中中國學者楊天石的研究“至爲寶貴”。其次，美國、俄羅斯和台灣方面的解密檔案也令該書內容更爲豐富。值得壹提的是，作爲美國學者，作者運用《美國資訊自由法》，查閱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國務院尚未解密的檔案。用作者的話來說，他在這些檔案當中，“常常能發現許多引人入勝的信息和細節”。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壹書共分爲“革命”“抗戰”“內戰”“島嶼”四個部分，縱貫了蔣介石的壹生。相對于後叁部分的敘述完整、細節豐富之程度，有關青年蔣介石的第壹部分，其內容相對粗線條。其中壹個可能原因，是作者掌握的新鮮材料中，關于蔣介石的早年生活並非其優勢。蔣介石從1918年、即剛過而立之年後開始記日記，其後壹直延續到1972年因爲健康原因才終止。從日記中，外人無從了解1918年以前蔣介石的心路曆程，而關于他早年時期的第壹手資料也相對稀缺。
不過，陶涵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他在謀篇布局時也有意簡化早年蔣介石的內容，“因爲蔣介石壹生中最重要的事件，都是從1926年出任國民黨總裁後開始的”。另外壹個原因，是考慮到篇幅問題。“事實上，關于蔣的早年生活，我掌握的材料是足夠的。我曾經向哈佛出版社建議把這本書做成上下兩卷，但編輯認爲，即便是學者，也會認爲兩大部頭的篇幅實在是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