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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略論蜀漢政權的選舉制度 [打印本頁]

作者: myplus 時間: 2016-5-28 22:31 標題: 略論蜀漢政權的選舉制度

　　中國傳統王朝實行的是一套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制，其與專制皇權相輔相成。皇帝通過駕馭百官，進而控制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對於官僚政治而言，為了保證各級官吏的素質，確保國家機器的運行效率，必須要使官僚集團不斷地吐故納新，這就需要有一套相應的制度保障，於是逐漸產生了官吏的選舉制度。選舉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為統治者選賢任能，為龐大的官僚機構輸送新鮮血液。在中國社會進程的各個時期，中央政權所採用的選舉制度不盡相同。以下探討的是三國時期蜀漢政權的選舉制度。為了更好地解讀這一制度，必須先熟悉東漢末年選舉制度的發展脈絡及趨勢，以及同一時期曹魏、孫吳兩國的選舉制度(主要是九品中正制)對其之影響。
　　兩漢初期確立了以察舉制為主體的選舉制度。察舉，又稱「薦舉」，是一種由下而上推選人才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官員按照一定的道德標準，展開考察，將未有官職的士人或下級官員推薦給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酌情授予一定官職或提升其職位。察舉制在實行初期，確實起到了選拔良才、移風易俗的積極作用，但長期施行，缺少有力監督，不免產生眾多弊病。這些弊病中最嚴重的是「選舉不實」。東漢政治腐敗，各級官員擅用職權，結黨營私，士人攀權附貴，沽名釣譽，加劇了選舉流弊。
　　對於東漢末年的「察舉」弊病，當時已有眾多有識之士已然察覺，並試圖突破原有的選舉制度，曹操便是其中之一。曹操提出的「唯才是舉」的選舉標準，是對於漢末流弊已深之察舉制的抨擊。《宋書·恩幸傳序》云：「漢末喪亂，魏武(指曹操)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概以論人才優劣。」曹操任用韓嵩，率先在軍隊中品評人物，擢用人才。經過曹操的準備，及至魏文帝曹丕，正式創立「九品中正制」的時機已經成熟。
　　對於曹丕任用陳群，創立「九品中正制」的史料，最早出現於陳壽所撰《三國誌·魏書·陳群傳》，謂：「文帝(指曹丕)在東宮，深敬器(陳群)焉… …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因陳壽書史，常輕略官職制度，所以這一重要的選舉制度，陳壽只是粗略提及，並未詳細解讀。
　　對於「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以唐長孺先生的觀點最為典型，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唐先生在《九品中正制試釋》中，認為「九品中正」制度的作用是鞏固門閥制度的統治，在表面上仍然是沿襲東漢之舊，以察舉征闢為入仕大道，但另一方面，卻是由於經過黃巾大起義之後，人士流移，政府選舉無法查考鄉閭的批評所造成的。正是這種原因，使得「九品中正」制度一面要「顧全鄉閭評定的舊傳統」，另一面也要適應人士流移的新環境，就本鄉中選擇一個合適的人來主持評定的任務。因此可以說，九品中正制度是在「新環境」和「舊傳統」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
　　唐先生的觀點很有啟發性和代表性。他還對同一時期孫吳政權的選舉制度進行過研究，但其研究並不深入。張旭華先生在《東吳九品中正制初探》一文中，對東吳立「九品中正制」進行了系統分析。他認為，東吳倣傚曹魏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度，其「九品中正」雖在組織上予以設置，「中正」職權及其選任方面亦因襲魏制，但某些地方已大有變異。這是因為東吳「九品中正制」之實行，不僅要「確保江東大族特別是吳四姓的仕宦特權」，而且要「兼顧到淮泗集團和流寓大族的利益」，這對鞏固東吳政權及其統治極其重要。
　　由此可見，「流寓大族」是「九品中正」創製過程中的重要因素。根據唐先生的說法，這種「流移人士」正是東漢末所出現的「新環境」。但值得反思的是，同樣的「人士流移」情況也發生於蜀漢政權，為何其沒有形成類似的「九品中正制」？這與蜀漢政權特殊的政治格局密切相關。
　　劉備擊敗盤踞在益州的劉璋後，勢力範圍擴展至益州與荊州部分地區。公元221年，劉備登基稱帝，正式建立蜀漢政權。蜀漢政權在三國中，疆域最小，實力最弱。而整個益州相對於中原而言，雖然號稱「天府之國」，但其發展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語。三足鼎立之勢雖成，但蜀漢國勢卑弱，已是先天不足，誠如諸葛亮《出師表》所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阻，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蜀漢前期有諸葛亮等謀士，以及關羽、張飛、趙雲、馬超等猛將輔佐，加之劉備知人善用，國力尚可與曹魏周旋；但到後期，劉禪怯弱，親近宦官，群臣離心，國勢日下，終為司馬氏所滅。
　　蜀漢地處偏隅，經濟並不發達，而在社會組織上，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境內無強宗大族的漢人組織」。對於蜀漢政權而言，中央和地方上的「強宗大族」均來自蜀地之外。針對蜀漢統治階層(包括皇族、高級官僚等)的地域來源進行分析，可以得知遷蜀人員大致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來自北方(今河北、河南等地)，包括劉備原籍及其早期活動範圍。二是來自南陽和荊州，這部分數量最多，主要是劉備駐紮新野時吸收的當地士人，以及稍後接受的荊州劉表部從，他們也是劉備入川的基本力量。三是由關中投奔蜀漢的人員。
　　由於統治階層的地域分佈不同，其成分也大相逕庭。其中有地方豪族，例如魏延和董和。《三國誌·蜀書·魏延傳》載：「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部曲」是地方豪族集結地方鄉勇或本族同宗而建立的武裝力量，由此可見魏延在原籍乃豪族出身。魏延謀反後見誅，被「夷三族」，也可見其族勢大。而《三國誌·蜀書·董和傳》載：「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髀(指地名)、江原長、成都令。」可見董和亦屬地方宗族之長。還有一類乃商賈出身。漢末亂世，地方巨賈常散盡家財以遺英雄，以圖奇貨可居；也有一些富商利用家資，組建武裝隊伍以保護私人財產，或投以明主，糜竺即其中之一。《三國誌·蜀書·糜竺傳》載：「糜竺字子仲，東海月句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
　　另有一些地方大姓也隨劉備入蜀。琅琊諸葛氏為大姓，諸葛亮入蜀時也帶了少量家眷。西州馬氏也是大姓，馬超父馬騰曾任漢征西將軍。馬超由關中張魯處投奔劉備。《三國誌·蜀書·馬超傳》載，馬超臨歿時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這些外地大族入蜀後，迅速掌握了統治權力，而本地士族力量微弱。這一方面出於劉備的戰略考慮，偏隅益州只是權宜之計，並不需要積極培養後續力量以作持久之念，因此蜀地人才的招攬，並未得到足夠重視。這種趨勢直到諸葛亮執政時，才有所轉變。魏蜀長期對峙，導致諸葛亮被迫起用當地賢能以繼之。
　　另一方面，早在劉焉、劉璋父子治蜀期間，就已對本地士族大肆殺戮。《三國誌·蜀書·劉二牧傳》載：「劉焉托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經過二劉的「大清洗」，蜀境內的豪強大族早已被屠殺殆盡。此外，長期以來，蜀國統治者對蜀人並不信任，也導致了本地士族得不到扶植。如南中孟獲叛亂時，地方上就有土著豪強積極響應。又如鄧艾圍攻成都時，有大臣勸劉禪南遷南中以避鋒芒，劉禪卻擔心南人趁機反叛而未採納。這說明蜀漢統治者對蜀南土著的信任，始終未曾確立。再如司馬氏滅蜀、吳後，時人嘗稱「蜀人信服，吳人多叛」，這也是蜀漢無大族以致本土意識薄弱之佐證。
　　為了充分倚仗外來之寒素和士族治理蜀地，蜀漢統治者利用聯姻的方式，加強其與皇族之聯繫。比如寒素出身的張飛，其女就嫁給了後主劉禪；而馬超之女則配第三代皇嗣安平王劉理。通過這樣的婚配，進一步鞏固了外來大族和寒族的統治地位。
　　蜀漢的統治格局有別於魏、吳兩國，這種格局也直接影響到人才的選拔。近外族而遠土著，是蜀漢前期的擇人取向。從諸葛亮至姜維執政時期，儘管這一趨勢有所改變，但其轉型並不徹底。前期蜀國統治者所倚仗之官僚大多來自外地，即便是劉璋手下投降人員，很多也是外來大族；而後期依靠的則多為益州本地人才，如蔣琬、費禕、向寵、張翼等。當然，蜀漢國祚過短也導致其缺乏形成完善選舉制度的充分條件。不成熟的選舉制度，導致了蜀漢政權取士標準的不規範，即過分偏向統治者的個人價值取向。
　　舉例而言，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推薦蔣琬、董允和費禕，云：「侍中侍郎郭攸之、董允、費禕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拔以遺陛下… …將軍向寵，性情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從這則史料中可以看出，蜀漢統治者採用較多的取士手段，是類似察舉制中「征辟」的方法，亦即通過統治者自身的體驗和考察，確定「賢良」之陞遷，而在最終確認官職時，則採用「公推公舉」的辦法。這種選舉制度看似公正嚴明，但事實上卻反映了制度的不完備，其不能通過有效的機制運轉獲得相應的人才。是以如《出師表》這般成功選官之案例，此後並不多見，僅為「靈光一現」而已。
　　而且同樣的選官標準，也有可能受到統治者個人喜惡之影響。劉備勸誡諸葛亮不可深用馬謖，即為一例。統治者任用官吏的特權，一旦操之不當，勢必造成人才的埋沒與流失。龐統初見劉備時，劉備只任其為耒陽令，龐統「在縣不治，免官」。若非諸葛亮之力薦，龐統極有可能不被重用而被埋沒。統治者獲得人才的途徑，由於不遵守完善的規章制度，因此也顯得極不正規，如諸葛亮收降姜維，就是在行軍攻略過程中。蜀漢政權不能通過完備的國家選舉機制獲得合適人才，而頻頻採用非常規手段，實難長久為繼。
　　在諸葛亮執政時期，由於其「治實不治名」的執政風格，使得當時蜀漢取士頗具「求實」之傾向。陳寅恪先生曾指出，曹操出身寒族，「以法術為治」；而諸葛亮乃西漢諸葛豐之後，亦屬世家相傳之「法家」。唐長孺先生也指出，諸葛亮和曹操二人在對於漢室的態度上雖然不同，但政治主張之出於法家，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二者統治政策確有相似之處，曹操有「破朋黨、抑浮華」之舉，而諸葛亮在選賢任能方面，也力求突顯「綜核名實」、「尊君卑臣」的「法家」標準。
　　基於如此標準，諸葛亮擢用之人才，均以「志慮忠純」且「良實」之輩為其首選。如《三國誌·蜀書·蔣琬傳》載：「亮每言：『公琰(指蔣琬)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而《三國誌·蜀書·廖立傳》則載：「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人也，誹謗先帝，疵毀群臣。』… …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由蔣琬和廖立的不同政治際遇可以窺見，諸葛亮對於人才之用以忠厚、「治實」為先，而對於有名無實、妄言臧否之徒極其不滿。這種態度使得當時之取士標準重「實」而不重「名」，且對官場內品評人物之風氣有所打擊。當然，這種實用性的選舉傾向也是由當時蜀漢政權所處之形勢所導致。蜀漢在三國中實力最弱，須時以抗敵為重任，故其所選人才必須盡其功用，方可滿足時勢之需求。
　　另外，蜀漢政權的取士標準還講求「才性」兼顧。《諸葛亮集·將苑·知人性》載：「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諸葛亮所言「知人之道」，可視為其選人之根本態度，亦可由此見「實才」之上的「性情」考察，乃其所更貴重之用人標準。這一點同兩漢選舉制所持之「才性觀」頗為接近，而與曹操所謂「唯才是舉」又有所不同。
　　魏晉時期的選舉制度，由「察舉制」向「九品中正制」逐漸轉型。這一時期，蜀漢政權始終沒有形成一套完備的選舉制度，在地方上仍一再沿用「察舉制」。《三國誌·蜀書·馬忠傳》載：「馬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又《蔣琬傳》載：「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從中可見，東漢亡後，蜀漢依舊施行「舉孝廉、茂才」之「察舉制」，而其中「徵召」和「辟除」也曾反覆出現。如《出師表》提及之向寵，即為劉備所「徵召」。
　　但除「察舉制」外，蜀漢政權的選舉制度也受到「九品中正制」之影響，這一典型案例可見於《三國誌·蜀書·王連傳》：王連作為地方長官，向中央政府薦有同籍的呂乂、杜祺、劉乾等人。在「九品中正制」中，地方輿論雖可作為政府品議人才之依據來源，但「定品」之最終權力仍交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員即「中正官」所掌握，而「中正官」多以品第同籍之士作為其原則之一。這種原則在王連的舉薦中已有顯現，而這顯然與「察舉制」中地方長官僅限薦舉轄區內人才的做法有所不同。由此可見，蜀漢政權的選舉制度並非完全採用「察舉制」，而間有「九品中正」之萌芽。其實，很多學者已經認識到「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有相似之處。谷齊光先生認為「郡國察舉，似與中正九品相輔而行；魏立九品制後，察舉未嘗廢止。」唐長孺先生也指出「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證清濁分流，並不等於選舉制度的全部。各項選舉必須依據中正品第，但出身授職還得通過各條入仕道路。」因此可見，「九品中正制」是將地方品議之權力收至中央，由中央政府任命官員掌握定品之大權。在這一過程中，固然尚需地方輿論之反饋，但人才之需求方向與選擇決定權卻始終操控於中央政府之手。
　　蜀漢政權的選舉制度與此種情況頗有相似之處。《三國誌·蜀書·陳震傳》載：「都護李嚴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指陳震)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指李嚴)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這說明蜀漢境內亦也存在鄉閭評議之風，但這種品議對於中央決策而言顯然微不足道。諸葛亮《出師表》言及「陟罰臧否」，實際上就是將選賢任能之大權集於「宮府」之中，此舉也是為了革除兩漢「察舉」鄉議權重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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