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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化武器似乎是一個很現代的概念，但其實早在1700多年前匈奴人就曾使用過它，所造成的瘟疫致使當時漢朝的人口在短短80年間就銳減了5000多萬。不僅如此，這場延續了300多年的瘟疫還造成了社會的持續動盪，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給中國社會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當匈奴人西遷歐洲之後，同樣也給歐洲人帶去了揮之不去的記憶。
　　西漢年間，匈奴人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腳下，對漢軍說：「秦人(匈奴人稱呼漢人為『秦人』)，你們不是要馬嗎？我們送戰馬來了。」這些戰馬其實是被匈奴投過毒的，這種毒是草原上特有的疫病。漢軍將這些沾染了疫病的馬匹引入關內，遂致人染病。匈奴人出此毒計，是因為當時正值漢匈戰爭的後期，漢軍攻勢猛烈，匈奴人被迫不斷北遷。為了阻擋漢軍繼續北進，匈奴人用沾染病毒的牛羊屍體汙染漢軍所要經過的道路和河流的上遊，讓漢軍染上疫病，從而喪失戰鬥力。
　　緊接著，這種人類歷史上最早見諸記載的生化武器很快發揮了連匈奴人都沒有想到的巨大威力。可以想見，之前毫無免疫力的漢人面對這種傳染性和生命力都極強的瘟疫病毒，無異於一群待宰的牛羊，這也是這場瘟疫得以在中原地區反覆肆虐長達300年之久的原因。其中，僅由黃巾起義(184)到晉武帝泰始元年(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這80年時間裏，戰亂與疫病就導致了人口的驚人銳減。黃巾起義前東漢統計全國人口為5650萬，而到三國末年魏蜀吳合計只剩下560萬，這是何等驚心駭目的數字。
　　匈奴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之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患者身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一是因發高燒而苦寒(所以稱為「寒」)，死亡率非常高。東漢末期的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的序中就悲痛地說：「我的家族人多，有二百餘口人，但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就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在沒有條件注射疫苗的非洲，傷寒的死亡率最高也只有10%，這同漢朝的傷寒病很不一樣。那麼漢朝人所說的傷寒病究竟是什麼疫病呢？我們來看這幾點細節，一個是匈奴巫醫的下「蠱」，這蠱可以汙染牛羊和馬卻並不會讓它們發病；另一個是此病基本未過長江；還有就是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的前後數百年間，「傷寒」瘟疫在中原地區反覆發作。根據這些細節，我們可以推斷這個傷寒病就是現代醫學中所說的流行性出血熱，是由動物(特別是鼠類)傳播病毒引起的傳染病。由於主要是老鼠傳播，長江阻隔了老鼠南下，因此此病基本未過長江。由於老鼠捕殺不絕，因此其體內持續隱性感染的病毒造成瘟疫反覆發作；而匈奴巫醫所下的「蠱」則很可能是老鼠的糞便。
　　瘟疫疾病加上戰亂兵災，還造就了一個獨特的時代文化現象，那就是「魏晉風流」。我們現在看到魏晉時期許多文人名士輕裘緩帶著寬衣，放蕩形骸穿木屐，總會認為這是逍遙高逸的表現，卻不知這是吃藥的緣故。史載魏晉時期人們為了醫治和預防傷寒病，常會服用一種叫做五石散的湯藥。五石散作為藥酒具有發汗的功效，因此即使在冬日，服藥的人也會皮肉發燒，穿得少自不用說，而且若是穿著緊身的窄衣服還會把皮膚擦傷，於是非穿寬大衣衫不可。腳上也是一樣，穿鞋襪很容易磨破腳皮，因此以屐代鞋是不二的選擇。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淨土，於是順帶著流行起了尋找大自然的風尚，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匈奴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始作俑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在南匈奴內附漢朝之後的這幾百年中，北匈奴不斷西遷，同時也把瘟疫一路傳播了出去。公元2世紀，出血熱瘟疫爆發於中亞、西亞，2至3世紀流行到羅馬。之後反覆發作到公元6世紀幾乎遍及整個歐洲。公元375年，匈奴人出現在頓河草原，之後它橫掃大草原直至大半個歐洲，這些騎馬的入侵者給歐洲帶去的並不只有戰爭，還有更可怕的瘟疫。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裏，流行性瘟疫震撼了整個歐洲，在英國公元444年的瘟疫讓不列顛人沒有足夠的健康者掩埋屍體；維也納和羅馬也分別在公元455年和公元467年遭遇類似的瘟疫襲擊，死者無數。
　　由此可見，匈奴人是見諸記載的最早使用瘟疫作為戰爭手段的群體，這一舉動給古代的中國和歐洲帶去了幾百年的「生化」災難，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兩漢和羅馬帝國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