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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漢朝與羅馬:在可比與不可比之間相互輝映 [打印本頁]

作者: boyplay    時間: 2012-1-29 00:48     標題: 漢朝與羅馬:在可比與不可比之間相互輝映

羅馬是一個偉大的文明,漢代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各放各的光芒,各自照亮了一大片地區,正是“相互輝映”。本來羅馬文明和漢文明是兩回事,但是放在一起就必然會産生一個比較。其實,當初我們策展的時候倒沒有敢于太強調這一方面。因爲兩個文明的比較是很難的。但比較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很難避開。

可比與不可比

可是在作比較之前,有些情況應當說清楚。比如有一篇介紹本次展覽的文章,題目叫《絲綢之路的兩端》,就是說有一條絲路,這一端是羅馬,另一端是中國的漢。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來的,在中國古文獻裏從來沒有出現過這個名稱。由于它並不是過路的客商在實踐中叫出來的地名,所以加給這條道路的某些說法與史實不盡符合。比如一般認爲其開通的時間始于張骞赴西域。但張骞的兩次出使,先是爲了聯合月氏,後是爲了聯合烏孫,目的都是在軍事上夾擊或鉗制匈奴,即所謂“斷匈奴右臂”,與開拓商路無關。匈奴有能“控弦”的士兵四十萬,比後來蒙古或後金的兵力都多。那時的匈奴對漢朝來說是一個非常現實、非常巨大的危險。漢武帝派張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和軍事性的。在整個漢代,無論政府或民間均未曾組織過外銷絲綢的商隊。

甚至直到魏晉南北朝,絲綢之路在地圖上仍是一條虛線。唐初貞觀年間,玄奘要到印度去,走出河西走廊以後,說這裏“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草木不生,人煙絕迹”,玄奘說自己五天四夜滴水未進,“嗟乎,若不爲衆生求無上正法者,甯有禀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所以絲綢之路在當時只有一個大概的朝向,然後是探險式的九死一生地穿越,並沒有一條現成的路。

雖然,中國的絲綢很早就在境外發現過,那是通過很多中間環節,一站一站逐漸傳過去的。這時候羅馬和漢不是一條暢通的絲綢之路的兩端,並不是京滬鐵路,這邊是北京西站,那邊到上海下車。所以,漢和羅馬這兩個文明很多地方是難作比較的,有的是不能比較,有的是不好比較。

首先,不能比較的是社會制度。

羅馬從事生産勞動的主要是奴隸。羅馬是奴隸占有制國家,羅馬公民後來基本上不參加勞動。中國的情況不一樣。解放後,關于中國古代社會分期問題討論了很多年,最後大多數人都認爲漢代不是奴隸社會。特別是前些年,在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了一批漢簡,其中有《二年律令》,就是呂後二年時政府頒布的一些法律。它表明當時國家向全體登記在籍的民戶授田宅。按二十等爵的順序,由低到高,數量依次遞增。爵位高的人得的田宅多,這裏不去說它。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條文中明確規定,無爵的“公卒”、“士伍”、“庶人”,也可以獲得1頃田(100畝)和1宅(約合9畝,用作宅基地)。縱然在執行的過程中會産生各種例外,庶人應得的田宅不見得如數兌現。但從總體上說來,“五口之家,百畝之田”的小農模式,已然在全國建立起來。除了災年之外,廣大庶民的生計都有可能達到當時被認可的溫飽線。後來由于人口的增加,加以土地被兼並,底層農民有的走向破産。但是江陵鳳凰山10號墓出土了一套簡,其內容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政府發放救濟糧的單子。單子裏記了25戶人家,平均每家約25畝地,他們都是當時的貧苦農民。也就是說,到了東漢中期一個貧苦的農戶還能保持差不多25畝地。所以漢代從事農業生産的主要是小農,而羅馬主要是奴隸。雙方在這方面不能比。

另外,還有些方面也無法比較,比方說宗教。

我們知道漢代人宗教觀念比較淡,雖然有各種信仰,但是沒有形成一個全國人民共同崇拜的大神。中國人一直到後來也是宗教觀念比較淡。出大殡時道士、和尚、尼姑都來,是一個大雜燴。

大家知道,宗教信仰無法用科學方法證明。在那個國家是大神,到這個國家人家不認你了。所以宗教信仰這個問題不好比較,因爲它牽扯很多問題。漢代最高的天神叫太一,太一現在念起來都有點口生了。在漢代400年中,太一像就發現過有數的幾次。可見漢代最高的天神在現實生活中也常常被敬而遠之,與羅馬無法比較。

另外,有的民族有它獨特的曆史傳統,從而在文化藝術方面會出現一些特殊的成就。它是很長的曆史積累,是整個內因外因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是在這個環境、在這個情況裏,不容易結出這樣的果實。比如這次展覽中有羅馬雕像,大家能看到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它們在意大利也是重要文物。西方注重人體美,最早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些參加者是光著身子跑的。中國當時講究禮制,認爲光著身子登不了大雅之堂。所以中國古代沒有出現以寫實手法表現人體美的雕塑家。在漢代,我們不知道誰是雕塑家。在希臘羅馬就有,比方說菲迪亞斯、米隆等,很多大名鼎鼎的藝術家在那兒。漢代沒有雕塑家這麽一個職業,指著雕塑藝術來吃飯是不行的。秦始皇兵馬俑的制作者當中甚至還有刑徒,不是專業的藝術家做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在曆史進程中形成的一些特殊成就有時候不太好比較。

當然,就生産生活的具體領域而言是可以比較的。但我們首先應當把它們的背景弄清楚。比如我們這次展覽裏有羅馬的銅閥門及鉛水管,還有漢代的六邊形陶管,《絲綢之路的兩端》說這都是城市供水的公共設施,不是的。六邊形陶管是下水道,走髒水的;羅馬那個閥門是供清水的,因爲羅馬很講究從山上引下水來,等于是自來水一樣。羅馬的引水管經過大窪地時,曾修建由幾層拱券承托起的巨型渡槽,其中有的一直留到現在,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迹。但是,我們不能把下水道和人家上水的閥門相比。而且比較完了之後還引用觀衆的觀感說:爲什麽我們中國出現這樣的東西這麽晚?人家的多好,我們六邊形的陶管多不像樣子。作這樣的比較就有點不考慮事情的背景了。

羅馬的城市重視供水,水的分配有一套制度,什麽樣的貴族可以用多少水,身分再低的用多少水,挺麻煩的。而且西方學者還有一種說法,認爲羅馬後來衰落的原因之一是鉛中毒,就是因爲鉛管裏的水鉛超標了,以至于使羅馬人的智商降低了。但也有人說,水管使了這麽多年,羅馬早期昌盛的時候不也是喝鉛管引來的水嗎?當然也有一定道理。可是前一種說法如果有一點可以成立的話,那就不如幹脆喝漢代的井水了。所以,進行比較要慎重,性質不同的事物拿來作比較是不太合適的。

生産、生活情況試比較

下面我很冒昧地把漢代和羅馬的一些生産、生活方面的情況試作比較。

首先說農業:

農事的第一道工作是耕地。耕地用犁。早期的犁上僅僅裝有犁铧,只能破土開溝,不能把耕起的土垡翻轉過去。而後一項功能是很重要的。因爲土垡翻轉以後,接觸到陽光空氣,生土會變成熟土。同時雜草隨之埋進土中,還能起到壓綠肥的作用。

土垡的翻轉是由犁铧和犁壁之連續的彎曲面完成的,其中關鍵的部件是犁壁。漢代已經發明了犁壁,在陝西西安、鹹陽以及山東安丘、河南中牟等地均曾出土,有向一側翻土的鞍形壁和向兩側翻土的菱形壁。羅馬的犁沒有犁壁這個部件。後來歐洲農民在犁上安裝了木質的“泥土翻版”,其作用接近犁壁,但不如漢代之鐵犁壁光滑適用。而且“泥土翻版”的出現不早于11世紀,已遠在羅馬之後了。

除了翻土,我們看糧食去殼(去糠)。羅馬人是拿著一個籃子,站到山坡上順著風向來回抖把糠吹出去。而中國在漢代就有了效率很高的扇車。這個東西羅馬根本沒有,不好比較。

中國糧食作物是粟(小米)、水稻,羅馬不是,所以也不能作比較。不過漢代有小麥,羅馬也有小麥,小麥磨出來的面做成面食。漢代的面食叫餅,什麽都叫餅,連撕面片也叫湯餅,蒸饅頭叫蒸餅。羅馬人是面包。可是中國在漢代的時候就有發面,當時叫起酵餅。羅馬人吃面包,現在的面包挺好吃,可是那時候的面包是不發酵的,是死面的。《聖經》裏經常提到不發酵的“無酵餅”。歐洲到16世紀以後才有發面的面包,但也不是生物發酵,是利用小蘇打,發起來以後産生氣泡,所以整個面包中間就有眼兒了。用小蘇打發面包以前,歐洲一直是烤死面的面包。烤出來以後,如果放了幾天再吃,可就考驗你的牙口了。15世紀,奧斯曼帝國攻打亞美尼亞的時候,有位婦女拿個面包一下子就把一名奧斯曼將軍的腦袋開了瓢。大概,死面面包就像磚頭一樣堅硬。

中國古代發酵的工藝很先進,所以釀酒的技術很高明。我們知道世界上造酒曆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然發酵的果酒。以漿果作原料,其中的糖分經過酵母菌的分解,就能生成酒精。後來用糧食作原料,須先經過酒曲的糖化作用,使糧食中的澱粉分解成簡單的糖,再經過酵母作用産生酒精。第三階段是通過蒸餾的方法,使酒醅中的低濃度酒濃縮成酒精度高的白酒。最後這個階段漢代和羅馬都沒有達到。羅馬人喝的葡萄酒接近自然發酵的果酒,而漢代人喝的卻多半是釀造技術更高的糧食酒了。

除了農業之外,我們講講手工工具:

這次展覽中有一些基本的生産工具,不論羅馬的也好,漢代的也好,非常相像,說明人類有很多共同的想法。但是,有些司空見慣的工具中國沒有羅馬有。比如架鋸,公元前1世紀在羅馬就很普遍了,中國卻沒有。三國時陸玑寫了一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講《詩經》裏的植物、動物。這部書裏凡是說到樹木的時候,必然強調木材的紋理直不直。因爲當時中國沒有架鋸,開解大木,是沿直線一個一個打楔子,最後撐裂。北京豐台那邊有一個大葆台漢墓,其中有木頭壘的牆,即所謂“黃腸題湊”。那些木方子都是劈開的,所以與紋理直不直很有關系。架鋸的圖像在我國最早見于《清明上河圖》。圖中十字路口有一個修車的車攤,地下放著一把架鋸,那是在中國資料中看到的最早的架鋸。中國此前有刀鋸,都比較小,是無法開解大木的。同時我們也沒有刨子,什麽時候有的?到了明朝才有。雖然我國的刨子和羅馬的刨子頗有相近之處,但羅馬刨子上的手柄是一前一後順裝的,中國刨子的手柄則橫裝于兩側。而且中國刨子是自固有的平木工具“槍”發展出來的,並非從西方引進。如果當時真像有些人說的,有一條絲綢之路,那麽,羅馬的架鋸和刨子應該同時傳到中國來。不但當時沒傳來,而且這兩樣這麽重要、這麽好用、木工簡直離不開的東西出現在中國的時間卻前後差了近5個世紀,一個是南北宋之交,一個是到了明朝。所以很難說當時中國和羅馬曾發生過直接聯系。

考古發掘的成果告訴我們,已知的彙聚雙方文物的遺址都和中國邊境有一段距離。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歐角上的沃澳,是古代扶南國的一處海港,這裏的出土物中有漢代銅鏡和羅馬金幣。又如在阿富汗北部的席巴爾甘,發現了幾座大月氏貴族墓,出土物中也有漢代銅鏡和羅馬金幣。而在羅馬本土或漢地卻沒有這樣的例子。

下面看一下冶鐵:

現代國家要發展工業,冶鐵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人類冶鐵都是從塊煉鐵開始。

將鐵礦石和木炭一同放在爐子裏加熱,可以通過化學上的還原作用生出金屬鐵。但鐵礦石在熔化後的還原過程中,變成疏松的全是氣孔的海綿狀物,還原出來的小鐵珠凝固並隱藏在渣塊中。它叫塊煉鐵,也叫海綿鐵,含碳量很低,相當軟。之後,在反複加熱鍛打中擠出渣子,並由于同炭火接觸,滲碳增硬而成爲塊煉鋼。我國在西周末已有這樣的鐵和鋼。而且,中國在商周時已有煉銅的豎爐。沿襲了這一傳統,到春秋早期就用豎爐煉出了鑄鐵。山西曲村-天馬遺址出土了春秋早期和中期的條狀鑄鐵,長沙窯嶺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鑄鐵鼎。可是羅馬人一直未能走出鍛打海綿鐵的模式。那裏的冶鐵之神的造像手裏永遠拿著象征鍛鐵的火鉗和錘子。公元初年羅馬的煉鐵爐有時因爲過熱煉出了鑄鐵即生鐵,然而由于生鐵一鍛即碎,所以都被當成廢料抛棄了。

而我國古代不僅煉出鑄鐵,還發展出一套以鑄鐵爲基體的熱處理技術。鑄鐵性脆,韌性比較差。可是如果將鑄造件長時間加熱,使鐵中的化合碳發生變化,就可以改變其質地。漢代用這種方法生産出可鍛鑄鐵和球墨鑄鐵,性質已接近鑄鋼。更不要說漢代的炒鋼和鑄鐵脫碳鋼的工藝是何等巧妙而合理了。漢代冶煉鋼鐵的技術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在西方,鑄鐵的應用要晚到公元14世紀,可鍛鑄鐵要到公元18世紀,而現代球鐵是英國學者莫羅于二戰後的1947年首先公布的。所以羅馬與漢在這方面簡直無從比較。羅馬人也認識到這一點。公元1世紀時羅馬學者老普林尼就說:“雖然鐵的種類很多,但沒有一種能和中國來的鋼相媲美。”

前些年在電視上播出的《漢武大帝》,導演稱這是新古典主義,直接取材于正史。片中匈奴兵和漢兵打仗,匈奴兵用刀一挑,漢兵的刀劍都斷了。沒辦法,派張骞去西域找大月氏女王,說我們漢朝的刀根本不成。于是大月氏女王給了張骞一點黑不溜秋的面面兒,大概代表煉鋼用的添加料。其實古代的鋼都是碳素鋼,無須添加料。合金鋼要到近代才出現,而且所添加的如鎢、钼、釩、钛等難熔金屬,古代根本不曾利用。碳素鋼中除去鐵元素以外主要含的是碳,難道張骞不遠萬裏跑去就是爲了要點在漢地唾手可得的木炭末嗎?這樣硬把我國古代的優勢項貶成劣勢項,也太離譜了。

再來說說羅馬的錢和中國的錢。羅馬的金、銀、銅錢都是用鋼模打壓出來的,雖然上面的人像相當美觀,但一個一個地打,很費工,同時也限制了它的供應量。漢代的錢是用疊鑄法鑄出來的。據西安郭家村鑄錢遺址出土物得知,用疊鑄法一組陶範一次可鑄出銅錢184枚。所以漢代的錢幣供應充足。自武帝以迄桓、靈,漢代五铢錢的面徑均在2。5-2。6厘米之間。400年當中鑄出了幾億枚,但基本一致。貨幣是流通手段又是價值尺度,金屬錢幣長期保持穩定,無疑是一大優勢。

下面看建築:

羅馬的建築和漢代的不同。羅馬建築主要是石頭構築的。我們常常感慨漢代沒有大建築物留下來,不像古埃及、古羅馬有那麽多壯麗的石構建築保存至今。其中最典型的是埃及金字塔,因爲金字塔最適合石頭的特點,是一塊塊平著疊起來的,形狀非常穩定,而且有的非常巨大。比如開羅以西吉薩地方的大金字塔,高147米,底邊長230米,用石材約300萬塊,平均每塊重2噸,整座金字塔重約600萬噸。吉薩本地不産石材,這600萬噸石頭要從外邊運來。據希羅多德記載,僅是爲了鋪設運材料的道路,就用了10萬人,花了10年時間。假若沒有古埃及所擁有的大規模奴隸勞動,沒有極度的宗教狂熱,這種建築物是蓋不起來的。羅馬繼承了地中海地區各古國積累起來的建築技術,特別是他們又發明了用柱子支撐起的石拱券,進而創造出十字拱和穹頂。古羅馬是一座“大理石之城”。

且不說城內的神廟、議事廳、凱旋門、大浴堂等之雄偉,即便是臨街所建二層或三層的公寓樓也不遜色。至今走進羅馬的建築遺址,仍不能不爲其磅礴的氣勢所震撼。

但東、西方的建築體系大不相同。中國古代不是石構建築而是土木建築。在這裏可以就地取材,將黃土夯實,破壞了其自然狀態下的毛細結構,就成爲密度較大,且有一定的強度和防潮性的夯土。如用版築法施工,就可以打成夯土牆。結合木構的梁架,就可以建成房屋。它的建築者基本上是庶民,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公民。《詩·靈台》稱:“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像靈台這樣的一座大建築也沒幾天就建成了。甚至一些巨型建築,如在西安的西漢明堂辟雍遺址中見到的,也是以夯土台爲依托,在高大的階梯形土台的頂部建廳堂,又在四周建廊屋,使這些單層或多層的房子借助土台連結在一起,從而呈現出有主有從的配置效果,使整座建築宛若巍峨的多層樓閣;體現出對實用和低成本的雙重追求。中國當時使用民力是有節制的,“使民以時”,庶民服徭役從事大興土木工程也不能耽誤農時。中國沒有可供任意驅使的奴隸大軍,在這方面和古代西方不一樣。

下面說交通:

原始社會運重物時常在地上拖,進而發明了拉東西的橇。後來在橇前部加上滾動裝置,經改進後乃成爲車。但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1492年哥倫布登上新大陸之前,那裏一直沒有車。印第安人行軍的時候,辎重多由婦女背扛。舊大陸曆史時期中的車多由牲畜牽引。衡量畜力車的性能時,關鍵問題是看它的系駕法,即如何將牲口綁在車上讓它拉車的方法。在古印度是用牛拉車,車轅捆在牛犄角上。在古埃及、古羅馬,拉車的受力點落在馬脖子上。馬頸部的生理構造和人類差不多,都是頸椎在後,氣管、食管在前。那裏的古車是讓馬用脖子拉車,所以跑得越快,越喘不上氣來。這種方法叫“頸帶式系駕法”,羅馬車就是如此,而且往後一直沿用到8世紀。先秦時,中國古車采用“轭靷式系駕法”,漢代改爲“胸帶式系駕法”。這兩種方法都不勒馬的氣管,駕車的馬可以自由呼吸。所以中國古代的車戰是在奔跑的車與車之間進行的。古代西方雖然也有戰車,卻不能進行車戰。那裏的車一般只用于奔襲或追擊,接近敵人時,武士還得跳下車來進行步戰。羅馬帝國晚期于公元438年頒布的《狄奧多西法典》中規定,最大的二輪車載重198千克,只不過相當3名戰士的體重,要進行車戰自然是捉襟見肘了。古羅馬屹立在凱旋門和神廟頂上的戰車雕塑,藝術水平雖然很高,卻不能不認爲其性能相當落後。

再說船:

前些年大家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舵對于船來講非常重要。舵發明于中國漢代。1955年在廣州東郊先烈路東漢墓中出土的陶船,有艙室三間,舵固定在艉部正中。雖然它只能沿舵杆的軸線轉動,仍然殘留著由梢演變來的迹象,但已經可以被確認爲早期的舵。廣東德慶漢墓出土的陶船在舵樓後壁開舵孔,孔的兩側有托架。雖然其舵與舵架上的支撐件出土時均已不存,但從結構看,此船上裝的已可能是垂直舵。羅馬的船上沒有舵,是用兩支舵槳控制航向。後來歐洲人將舵槳置于艉部右舷處。直到公元1200年前後,尼德蘭地區的船工才制造出艉舵。漢代發明的舵,領先世界達一千多年。

下面說紡織:

紡織也有不好比的地方,比如說絲,雖然羅馬人也穿,但絲極其高貴,與黃金等價。而且那也不是中國直接運去的,中間倒過多少道手。老普林尼說,中國人非常平和,非常禮貌謙虛。而且中國人只等人家來買東西,從來不往外賣東西。

所以,漢代不是主動地上絲綢之路去販絲綢,跟其他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但是麻可以比較。漢代的纖維作物主要是大麻和苎麻,羅馬是亞麻。直到18世紀以前,亞麻在歐洲紡織原料中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我國則到了清代才有亞麻。這幾種麻都要先漚再剝。麻纖維剝下後,則要撚成線。不論東方、西方,起初都是用紡錘來完成這道工序。紡錘由紡輪和拈杆構成。陶紡輪在全世界的古代遺址中都是常見之物。不過用紡錘績麻效率不高,紗線的拈度也不夠均勻。進而,漢代人制出單錠紡車。本來,絲是自然界的超長纖維,長度可達1000米,只要並絲,就成爲絲線。但絲線上機織造前,須先整經絡緯,絡緯的用具爲車。漢代人根據紡麻線的要求對車加以改造,制成了紡車,産量和線的質量都大爲提高。甘肅武威磨嘴子22號東漢前期墓中曾出土木紡錠,則紡車的發明當不晚于西漢末。羅馬不僅沒有車,也沒有紡車。那裏將羊毛或植物纖維撚線,要先在腿上搓成粗紗。爲了防止將腿搓傷,發明了一種扣在腿上的、有點像筒瓦那樣的陶器,名紗軸。它的內膛與自大腿到膝蓋處的曲線相適合;表面則有魚鱗紋,以便搓粗紗。搓好了之後再用紡錘加拈,以便取得更緊密的細線。羅馬人沒有單錠紡車。它在歐洲的出現不早于公元13世紀。

絲也好,麻也好,紡成線以後,都要織成布帛。漢代通常使用的是斜織機。它有平置的機台和斜置的機架,二者成50-60°角。織者可以坐著,又可以看到面經和底經開口後,經面的張力是否均勻,有無斷頭。提綜的動作最初是用手提,後來發明了用腳踏蹑(踏板)以杠杆原理帶動傳動件俯仰而提綜。這樣可以騰出一只手來打筘,或兩手輪流投梭,使速度大爲提高。這是織機發展史上一個突破性的創造;歐洲要到公元6世紀才出現這種裝置,到公元13世紀才廣泛應用。要織出帶有複雜花紋的織物,漢代用的是提花機,除了用腳踏蹑控制地經外,另設一名提花工坐在花樓上用手操縱提花綜束與織工合作。在漢朝王逸《織婦賦》中對提花機有很形象的描寫。而羅馬只有豎立的織機,和現代有些地區編地毯用的設備差不多,織工是站著操作的。在這種織機上一般只能織出平紋織物。如要加花,須另用手工編結。

武器與文具

下面說說與戰爭相關的事。

漢和羅馬沒有開過戰,因爲相距太遠,沒有直接接觸,打不起來。在武器方面,漢之鋼鐵刃器的品質、魚鱗甲的堅固與靈活、蹶張弩乃至床弩的強大威力,都是一些明顯的優勢項。但羅馬軍團也是常勝之師,也必然有其過人之處。同時,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很多,光講唯武器論不行。不過戰爭又確實是以成敗論英雄的。所以在兩支同樣聲名顯赫,似乎勢均力敵,卻沒有交過手的軍隊之間,很難作出比較。

可是有人卻總想把漢和羅馬拖到互相關聯的戰爭漩渦之中。英國有位學者叫德效骞(H。H。Dubs),他認爲位于今甘肅永昌之漢代的骊靬城,曾安置過公元前36年漢將陳湯在郅支(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所俘“降虜千余人”。並以《漢書·陳湯傳》載有步兵用“魚鱗陣”操練爲由,認爲這些人是羅馬軍人。亦即公元前53年羅馬執政官克拉蘇與安息作戰,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卡裏大潰敗時,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爲什麽安置在骊靬城呢?因爲顔師古說過:“犛靬即大秦也,張掖(郡)骊靬縣蓋取此國爲名耳。”顔師古雖然是唐代的大學問家,但這一說法卻屬于誤解。據近年在居延和敦煌出土漢簡的記事表明,骊靬得名于骊靬苑。漢代在西北地區設苑養馬,多至“三十六所”,養馬“三十萬頭”。

骊靬在《說文》中作“麗靬”,表明骊、麗二字在這裏可相通假。靬是“幹革”,偶物爲“麗”。我國古代常用“麗皮”(兩張鹿皮)作爲聘禮。“麗靬”與“麗皮”意近,都是畜産品,而且都是好字眼,正適合用作苑名。還應當注意的是,骊靬在漢簡中亦作“骊幹”。《說文·革部》:靬“從革,幹聲。”無疑應讀幹。《漢書·張骞傳》中提到“犛靬”,顔師古注說:“靬讀與軒同。”認爲它和《史記·大宛列傳》中的“黎軒”相同。但黎軒本是Alexandria的對音,而公元前4世紀時建立的亞曆山大城不止一處,其故地頗難確指。不過無論如何骊靬的“靬”字讀gan,與讀xuan的“軒”字實互不相涉。這麽說有點太專業,讓我們舉一個更直接了當的證據。漢簡中的記載還證明,骊靬縣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已經設立,那時卡裏之戰與郅支之戰均未發生,哪能預知此事,而爲尚未出現的外國俘虜兵搶先安排一個以外文對音命名的住址呢?但有人瞎說就有人上當。現在永昌縣就有老百姓化妝成羅馬軍人作表演,成爲當地的旅遊項目。這些人並自稱是羅馬俘虜兵的後裔,真令人啼笑皆非。

說過了武的就要說文的。

中國人寫字用墨。商代遺物中之墨書的字迹,經檢驗已知用的是以碳黑爲主要成分的墨,與《說文》稱制墨用“煙煤”(指煙炱,煙子)相合。碳是4價的,化學性質穩定,故墨色曆久不變,優于羅馬以鞣酸(主要用的是橡樹瘿屑泡的水)和鐵鹽相作用生成的含單甯酸鐵的墨水。

在書寫材料方面,我國上古時代多用竹木簡牍,竹木可就地取材,供應充足,缺點是太笨重。漢代發明了造紙術。紙是最理想的書寫材料,它輕而柔韌、便于保存且價格低廉。這三項優點是人類曆史上采用過的其他書寫材料(如莎草紙、泥板、貝葉、羊皮紙、缣帛、桦皮等)所不能同時兼備的。沒有紙,則書籍的大量出版,教育的廣泛普及,文化的迅速發展,都將成爲極困難的事。在羅馬時代,抄寫一部像《聖經》那樣篇幅的書,就要用去300只羊的皮。當時書籍之難得,可以想見。紙是漢代的偉大發明,全世界普受其惠。

中國還有一些獨特的長項,比如漆器、瓷器等。漆器出現得很早,但真正的瓷器是在漢代燒成的。其實羅馬的陶器也很精美,窯業再改進幾步就能燒出瓷器來了,可是無論羅馬或歐洲在長時期內都沒有邁過這道坎。燒陶器用陶土,瓷器則用瓷土;歐洲地下也有的是瓷土,當時卻未能利用。

羅馬有玻璃器皿,雖然不是它發明的,是模仿埃及制的,但做得也很漂亮。洛陽出土了一個羅馬的攪花玻璃瓶,原來是盛香水的。通過它也反映出東西方的區別,他們用來盛香水,到我們這兒成了擺設。因爲漢代是用熏爐燃香,不用香水。

最後說一下雜技。

漢代相當推崇羅馬的雜技藝術。西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王密司立對提二世遣使來“觀漢廣大”,並“獻犁靬幻人二”。可是他們的身高僅“四尺五寸”,合1。035米,應是兩名侏儒,似不能充分代表羅馬雜技的水平。東漢安帝永甯元年(公元102年),“撣國(在今緬甸)王雍由調複遣使詣阙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

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這段記載中特別強調羅馬演員跳丸即抛球的技巧。但抛接1000個球非人力所能致,此“千”字應爲“十”字之訛。雜技家傅騰龍先生說,抛兩三個球還不難,五個以上要想再增加一個,非磨上幾年功夫不可。目前能抛九個的人世界上也不多。但山東地區出土漢畫像石所見雜技表演的場面中,有跳八丸的,也有跳九丸的,還有“跳丸飛劍”,即同時抛接圓球和短劍的。山東諸城前涼台畫像石中的表演者跳四丸、飛三劍。山東安丘王封村畫像石中見到跳八丸、飛三劍的。安丘董家莊畫像石中,更有一位表演者跳十一丸、飛三劍。彈丸與利刃同擲,抛接的要領不同,頗難兼顧。何況總數達14件之多,起落紛繁,節奏急促,難度極大。羅馬演員跳丸的圖像,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條支和大秦和西海》一文中介紹過一例,表演者只抛接了7個圓球。雖然羅馬方面的圖像資料容有未檢出者,但總的看來雙方的演技居伯仲之間,應當是較客觀的估計。

所以,我們說“交相輝映”,你放你的光,我放我的光,有些東西不好比。不過如果歸攏起來看,中國漢代在生産、生活方面,有些項目不僅是領先羅馬,而且領先世界;不僅在當時領先,而且在以後的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領先。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說,漢代文明中的許多方面是中吃不中看,它非常實用,低成本、很省錢,不那麽花哨,但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當然,羅馬也有不少領先的項目。但領先的時間越長,越表明互相不了解。如果當時真有一條稱得上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動脈“絲綢之路”,信息何至于如此滯後,反應何至于如此遲緩。這些可以産生立竿見影的效果的技術,無疑爲雙方的民衆所亟需,可是彼此竟全然不知。所以漢和羅馬在文化領域中基本上是各說各話;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東西多,交流借鑒的成分很少。

拿漢和羅馬之性質不同的東西相比較,會不太恰當。比方說漢陵出的一些裸體俑,和希臘羅馬的人像實在不好比,陽陵的所謂裸體俑,當時是穿真衣服的,不是讓你看裸體,和希臘羅馬著重表現人體美的雕塑完全是兩回事。就像拿下水道跟水龍頭比,非常不恰當一樣。

所以,在比較時:

第一,要弄清背景;

第二,有些地方不好比,不能比;

第三,不要光看表面,還要琢磨背後的內涵。

另外,我們也要知道,文物陳列所用的展覽語言,有一定局限性。現在這個展覽用了好幾年工夫才把這些東西找來,費了千辛萬苦。用文物擺展覽還有個文物組合的問題,得體現出文物間的互相關聯,才能把問題說清楚,單打一很難說清楚。兩個這麽大的文明,背後這麽多的東西,而且調文物受到各種局限,很難整組整組地擺出來。能做到今天這個規模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極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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