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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敵對與和解的根源在甲午戰爭一百一十週年之際，大陸的一些研究者卻提出了對日關係「新思維」和對日「外交革命」，這在大陸學術界引起了廣泛而又激烈的討論，實為近年來國際關係研究界所罕見。要想對百餘年以來的中日關係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認識，就必頇深入研究兩國百餘年來敵對、戰爭、合作及未來可能接近的歷史與根源。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睦鄰友好數百年的中日兩國，在近代百餘年中彼此敵對、衝突、戰爭呢〇那麼在二十一世紀這個人類無限期盼美好的時代，中日之間又能否如一些學者所倡議的那樣實現和解與接近呢〇對此，本文從一個比較獨特的角度，即近代東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功能機制角度展開對百餘年中日關係的探討，詴圖揭示中日從甲午交惡到近年來出現「接近」呼籲背後所蘊涵的獨特歷史內涵。

日本何以走向對外擴張之路

      十九世紀初期的世界，正是資本主義蒸蒸日上的時期，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生產成為當時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正如薩米爾〃阿明所說的那樣，經濟領域的誕生代表了資本主義開創的重大社會變革〆經濟要求以往社會中占統治位置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讓位々資本主義必頇顛倒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順序才能運轉，政治統管經濟的順序是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歷史標誌，在資本主義社會必頇顛倒，讓政治服從經濟。這樣，
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傳統社會組織結構遭到了破壞，新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改變了整個國家的基本結構，有形的政府組織機制實際上內化為潛在的市場機制的集中反應。也就是說，在十九世紀的世界中，雖然先進而發達的國家有著各種不同的政府形態，但是，這只是一種現象的差異，其本質都是市場經濟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各國強大的國力下潛伏著一種勃勃向上的機制，那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當資本主義遵循著資本發展的基本規律不停的在世界範圍內擴張時，所有曾經輝煌的古老文明就將面臨同一個問題，要麼順應它而獲得生存與發展，要麼對抗它而承受沈重的苦難。
      回顧十九世紀以前，中日兩國基本上保持睦鄰友好的關係，兩國交往屢有佳話（如唐代日本的遣唐使一直傳誦至今）。但是，進入十九世紀以來，隨著西歐資本主義勢力逐步的滲透到東亞地區，古老的國家面臨著民族存亡的危機，中日兩國在面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所採取的不同應對措施，為日後兩國的交惡埋下了伏筆。換言之，日本在面對近代資本主義文明衝擊時，能夠順應歷史潮流，追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步伐而逐步的改革了國家體制々相反，中國因專制主義的「韌性」難除而喪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變革機遇，給中華民族帶來莫大的傷害。這樣，當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就逐步的發展起來，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正式交戰時，戰爭雖然外在的表現為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但是，實質上是日本的先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中國落後的傳統經濟之間的一場較量。恰如羅伯特〄庫珀和菲利普〄波比茨所言，國家內部的不同體制決定國家的不同對外政策。當日本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後，市場國家的對外職能，促使它要通過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來為它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條件。
      因而，改變中日兩國上千年的睦鄰友好關係，不完全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屬性，更不是其國家固有的侵略「特性」，而是在近代東方被強行切入的市場機制。正是由於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在東方擴張引發了中日兩國的不同對策，從而導致了兩國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兩國相異的政治組織體制根源於其經濟特性的不同。日本走向了市場經濟的軌道與中國依然存在的自然經濟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更何況在兩國之外還環繞著諸多的西方列強。所以說，日本發動對華戰爭本質上是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身追逐資本、資源和市場的需求推動，正如同西歐早期資本主義對外侵略的本質一致。當然，就日本的具體情況而言，這還有其更為深刻的歷史背景和地緣政治的原因，同時，這也與當時的國際環境密切相關。
      由於在十九世紀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當時最先進的，因此，日本要想保存其國家並實現強國的夢想，必頇按照資本主義的生產規律行事，而要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頇尋求發展的基本要素〆資本、資源、技術和市場，整個日本近現代的發展歷程就是一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發展所需之基本要素的歷史。但是，日本在十九世紀五○年代被迫開國時，並不具備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各項基本條件。從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角度分析，開國前後的日本並不具備發展所需要的條件，也沒有多大的發展潛力。日本是一個島國，總面積三十七萬七千多帄方公里，約為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就日本的自然資源而言，如盛田昭夫所說〆除了水之外，我們的島嶼幾乎沒有任何原料，而且可耕地和可居住的面積還不到四分之一。至於發展所急需的資本，日本傳統的自然經濟不僅不能提供發展所需要的積累，而且還面臨著被列強強行奪走市場的危機。
      因此，日本明治維新後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不僅受市場經濟自身的規律所支配，即要求這個後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為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資本、資源、技術和商品市場等一切發展的基本要素。而且日本自身無法提供發展要素的地理環境特性，也促使它走上從鄰國身上奪獲一切作為發展的「捷徑」。這樣，市場經濟和日本地緣政治的特性相結合，再加上好鬥的民族傳統與文化特徵，就使得近代日本走向了對外擴張的道路。也正是由於這個特性，導致了中日兩國近百年來的紛爭與惡鬥。其中，甲午戰爭是兩國交惡的開始，也是這一交惡之所以發生的集中體現。
      甲午戰爭使日本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研究指出，領土控制是大多數政治衝突的焦點，自從民族主義崛起以來，大多數血腥戰爭不是起源於與擴大領土有關的民族自我滿足感，就是起源於因喪失「神聖」領土而產生的民族的被剝奪感。可以毫不
過分地說，領土要求一直是驅使民族國家採取侵略行動的主要衝動。精心策畫奪取和占據重要地理資產，也曾是建立帝國的途徑。這種地理資產在帝國控制的體系中起著關鍵的樞紐作用。日本人堅信只有直接占領滿洲領土，而後占領重要的石油產地荷屬東印度群島，才能實現日本增強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標。日本為實現其預定的戰略目標，羽翼稍豐就開始了對外擴張。對於日本而言，取得全球大國地位的途徑只有借助於戰爭的手段才能實現，因為，日本無法像早期的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可以在一個較為寬鬆的環境中發展，日本面臨著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的雙重任務。當它開國後走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軌道後，發展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資本、資源、技術等基本要素，並不是這個落後的島國自身所能夠提供的，而通過領土拓展，不僅為它的發展提供了所需要的基本要素，而且能夠轉移國內的視線並將來自於列強的災難轉嫁給它的殖民地。
      因此，早在一八九○年十二月，當時的首相山縣有朋就在施政方針的報告中說〆「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〆第一為保護主權線，第二為維護利益線。所謂主權線是謂國家之疆域，所謂利益線乃指與其主權線之安危有密切關係之地區。」同年三月，山縣在給外務大臣的指示〈外交改略論〉中說〆「我邦利益線實在朝鮮。」日本利用一系列事件和條約最終將朝鮮納為它的殖民地。對中國的侵略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它除了為日本的發展提供了立即的經濟利益，更刺激了戰爭經濟的發展，鞏固了日本的大國地位，向世界表明了日本的實力。
通過對外擴張戰爭勝利所獲得的殖民空間或勢力範圍的擴大，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更深厚的條件，方便了日本從其中獲得原材料和商品的銷售市場，戰爭的掠奪所得和巨大的戰爭賠款，更是為其發展奠定了強大的資本因素。這種利益優勢在中日甲午戰爭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無論從人口數量、經濟規模、國土面積還是單純的海陸軍實力來比較，中日之間的戰爭至少給當時的人的感覺應該是勝負難料。然而，戰爭的過程與結果都出乎西方列強的意料之外，向來是東亞「領袖」的清帝國不堪一擊。無論以何種方式來描述甲午戰爭，就戰爭本身而言，勝利並不是日本的僥倖所得。資本主義獲得長足的發展是它取勝的根本前提，中日之間的戰爭根本就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一方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高效率的現代化軍事集團，另外一方則是仍然處於專制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傳統的軍隊。國家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無助於戰爭本身，因為決定戰爭結果的是可以動員的軍事資源和作戰單位的效率，而當時中日兩國之間正好存在著顯著差別。因此，戰爭還沒開始就注定日本會獲勝。於是，日本的軍部與外務省的官員早已協商好「與清國之關係，不應是商談如何和帄解決問題，而是如何發起戰爭，如何取得勝利」。
      戰爭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日本國內盛行擴張主義的結果，「為了排除帝國主義列強對日本的歧視（不帄等條約）進行初期鬥爭，使日本採取了掠奪鄰近弱小民族的鬥爭形式，這就開闢了走向現代帝國主義強盜政策的道路」々這對理解中日甲午戰爭很重要。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作為現代工業國家開始發展，雖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殖產興業）從形式上開始於明治維新後不久的一八七○年々不過，真正產業革命的展開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也就是甲午戰爭前後，正是這場戰爭的勝利壯大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實力。

用戰爭手段推動資本主義

      甲午戰爭的另一個特別的後果就是在日本產生了「戰爭可以發財」的思想。日本乘勝宣布釣魚台群島為日本的領土，奪取了中國的領土台灣並且獲得了三億四千五百萬日元的戰爭賠款。這筆賠款的數目極大，對於日本而言，這是掠奪來的一筆驚人的橫財。如果以明治二十八年的財政收入計算的話，這筆賠款相當於日本四年零兩個月的財政收入。要知道，一八九四年中國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尚不足八千九百萬兩，因此，當時著名的日本財政專家井上曾說過〆「在未獲得這個賠款以前，日本的財政官廳從未談到過數萬萬元的大數位。國庫收入僅達八千萬元。因此三億五千萬元鉅款流入國內，在朝在野的人，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國營也好，私營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實行大大的擴張了。」這樣，雖然日本為戰爭而花費了兩億日元
的戰爭費用，但是巨額的賠款所得充分的顯示了戰爭的「好處」，而且，日本還利用賠款把銀本位改變為金本位，這就更便利於籌集外國的貸款。
      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贏得了對清帝國的驚人勝利，從此以後，不再有任何理由將日本看作是一個劣勢國家。從一八九四年，日本開始和列強談判，詴圖解決它和列強之間曾經簽訂的不帄等條約。到一八九九年時，日本已獲得對其國土上的所有外國人的法定裁判權，在這情況下，它成為亞洲第一個砸碎西方控制鎖鏈的國家。日本就是這樣通過戰爭為它的資本主義發展籌集到了資本要素。因此，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日本取得主導地位後，其國家的一切形態都被納入了市場經濟的範疇，市場對於一切阻礙它的因素都可以通過它的政治代言人出面予以清除。整個日本國家的組織機制不過是市場的內在和外在的各種要求的具體執行者。日本傳統的民族好鬥性為滿足市場自身需求而發展出軍國主義。而清帝國在十九世紀民族競爭中蹣跚的步伐，也是源於其傳統的自然經濟仍然占據了主導的地位，政治上的激進與民族主義的高漲並不能成為國家進步的象徵。如果不能解決好社會根基的轉變，就不可能完成整個民族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歷程。
因此，就國家和市場的關係而言，存在著一個基本的問題，即國家政治體制本質上是經濟體系的一種組織形式而已。換而言之，自由市場基礎上所構建的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本質上是這一經濟體系的反應，或者說，它意味著資產階
級在自由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的政治鞏固。因此，新的政府所追求的根本目標，就是一如既往的為這一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提供保護，其國家發展的對外大戰略通常表現為以國家保護為手段來獲取資源、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並維繫其在市場配置下的自由流動。
由於日本歷史傳統的影響、地緣政治的特點以及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國際環境等因素，日本選擇了戰爭手段為其後發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尋求發展所需的資本、市場和資源。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源於市場經濟自身的功能，而這也正是中日之間近代交惡的最根本的歷史根源。
市場機能帶來和解契機；甲午戰爭以後，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軍國主義勢力的強盛，中日關係也跌宕起伏，經歷了數次衝突、戰爭、冷戰的對峙以及相互遏制等不同的階段。由於日本對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事件、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問題等一系列事情上採取了拒絕承認歷史罪行的態度，造成中國的反感。因而，戰後中日關係並不穩定，時有反覆。
      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穩步推進，中國也慢慢的走向了市場經濟的軌道。特別是二○○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標誌著國際社會正式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承認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此時，有學者提出對日外交應該進行一場「革命」，強調從國家發展的大戰略角度出發，中日應該和解（參見馬立誠，〈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載《戰略與管理》二○○二年第六期々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載《戰略與管理》二○○三年第二期），這在大陸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誠然，這種提法可能沒有能夠詳細的考察與論證雙方民間社會心理與民族性的問題，但是，就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而言，當大陸小心翼翼的邁入市場經濟的行列後，一場潛在的變革就悄悄的、不可阻擋的發生了。
誠如上文所述，不同的經濟體制原本是兩國交惡的根源，當大陸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後，中日兩國在最根本的層面上就有了合作的可能性了。因此，中日和解與接近在現實中便成為可能。
      對於中國來說，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建設仍然處於一個不斷的完善過程之中，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所產生的種種不調適和市場經濟自身發展所必需的基本條件，都不是原有的經濟體制所能夠解決的，市場本身所具有的外向性特徵以及當下外部世界經濟的趨向一體化，都要求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人員、服務、市場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成為了一種趨勢。然而，中國自身並不能完全滿足市場自發擴張
所產生的需求，特別是對資本和技術的需求。這樣，無論從地緣政治因素還是從成本計算的角度而言，日本都可以算是中國最佳的合作夥伴之一。
      對日本來說，實現中日和解與合作，或許所獲得的收益更加巨大。二戰以後，由於冷戰的爆發與日本地緣政治的特殊性，日本成為美國對外戰略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日本能夠依附於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對美國的依附以及整個資本主義集團內部的整合功能，日本獲得了島國自身所無法擁有的發展要素。來自於美國的資本援助不僅幫助日本度過了戰後最艱難的時期，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所接受的美國軍需訂單以及對日敞開的美國國內市場，成為日本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關鍵，美國同步技術轉讓政策更是讓日本獲得了發展的最佳動力。然而，隨著冷戰對抗趨於緩和以至最終蘇聯解體，日本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日趨下降，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以經濟和技術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成為了國家間競爭的主要指標。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也愈發激烈，特別是汽車和農產品貿易問題，甚至影響了日美兩國的政治走向。這一切都表明全球化過程中的另一種趨勢〆區域化。此即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出現。反觀東亞經濟體之間的碎化，嚴重的影響了東亞經濟群體發展的潛力。雖然日本在戰後努力構建著自己的經濟體，但是，由於地緣政治的特徵，它的經濟一體化的努力顯得特別的脆弱。源自於中東的石油、澳大利亞的礦產資源、東南亞的自然資源和商品市場等所組合的經濟體，不僅在安全上得不到有效的保證，而且成本昂貴，遠不如同中國合作更為合理。同時，就中日經濟的
現狀而言，兩國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日本處於經濟體的上層，在研發、資本運作等領域居於領先地位，而中國處於經濟體的中下層，在工業生產、服務業和農業等領域有著一定的優勢。

政治和解將成為可能

   當然，現在提出中日和解與接近的最大緣由仍然在於潛在力量的推動，即當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軌道後，無形的力量就促使著中日兩國採取合作。正如同人們所談論的全球化一樣，其產生和發展的背後都是源於市場自身擴張的結果。對於中日兩國而言，潛在的市場力量在促使著經濟一體化以及作為其需求表現出來的政治和解，問題是兩國的政治分歧是否能夠順應這一潛在的經濟合作的要求呢〇長期存在的敵對與衝突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問題能否化解呢〇顯然這是對中日和解抱有懷疑態度者所最為擔心的問題。其實，無論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來說還是就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而言，都承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基本命題。這樣，當社會的基本機制是市場經濟體制時，在其基礎上所構建的上層建築必定是市場機制在政治上的反應，其政治機制的功能就表現為市場服務。因此，隨著中日兩國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和合作的深入展開，中日和解與接近是否可能，就取決於兩國內在的政治機制是否能夠反映本國經濟機制的要求了。仍然以民族主義的色彩去看待國際關係，而忽視國際關係背後所蘊涵的、真正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潛在因素，就顯得尤為可笑了。當市場機制在東亞地區起作用時，其區域政治的特點就取決於市場自身的功能，
即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決定政治的順序特徵。雖然在同樣的市場機制下，仍然存在著衝突的可能性，但是，市場機制內部也存在著合作的可能，而市場與非市場之間，則存在著結構性衝突的特點，此也是為何中日接近與和解論出現在中國市場機制逐步完善時的根本緣由。
值此甲午戰爭將屆一百一十週年之際，華人世界紛紛展開各種各樣的活動，誠然，我們需要從歷史中汲取人類社會的智慧，但是，我更希望人們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並不僅僅將眼光停留在一八九四年這一刻。當回溯千餘年來中日之間的和睦友好時，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們的智慧能夠解決橫亙在中日兩國間的一些矛盾與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