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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藍地黃虎旗 [打印本頁]

作者: hifree 時間: 2011-11-30 23:02 標題: 藍地黃虎旗

1895 年唐景崧、丘逢甲等人倡議建立「臺灣民主國」，為了因應新國家的建立，製作了國家象徵的國旗──藍地黃虎旗。必得製作新國旗的原因之一，是如果準備抗日，就不能在砲台上繼續懸掛清國的龍旗，否則將引起日本向中國抗議。當時所作的國旗，至少有三面。一面是掛在巡撫衙門，一面送到基隆砲台，另一面被送到淡水海關，請當時的稅務司馬士懸掛。第一面後來應該是落入日本人手中，被當成戰利品送給天皇，保存在皇宮中的振天府。第二幅於民主國成立翌日，懸掛在砲臺上，適逢大雨，虎形全失，應該已經不存在。第三面黃虎旗，當時海關署稅務司馬士，並沒有將黃虎旗掛出，在日本軍登陸、海關順利交接後，馬士將這面旗子帶走，於其晚年定居英國之後，仍留在身邊。

目前臺灣博物館所藏的「臺灣民主國旗」，是日本領有臺灣以後，由日本畫家高橋雲亭摹製，而成為博物館的收藏。雖然不是當時的原件，但是歷經兩個不同政權一百年的風霜，幾度在不同的意義脈絡下被展示，其本身已然具有另一種歷史文化及象徵意義，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正是「成為戰利品的黃虎旗」的最好見證。臺灣民主國在歷史上雖然只是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外交設計，但是以「臺灣民主國」為名的組織一旦存在，不論其實體如何，其名稱已經足夠給予後人無限的想像空間，也是後人汲取不盡的歷史文化資源。而能夠提供源源不絕的歷史、文化想像，在這段歷史中重要的「道具」──黃虎旗，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長：2640 mm
寬：3300 mm
顏色：原為藍底,因年久退色為咖啡色
形狀：長方形
型制/特徵描述：本旗為接收的台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旗之虎尾部份已燒毀,現虎尾部份已經修補
作者：高橋雲亭（根據日本振天府收藏的黃虎旗原件而製）

清帝國為了朝鮮主權問題，和日本發生甲午戰爭，清國打敗仗，最後卻出賣位於二千公里外、與此事毫不相干的台灣。台灣為何遭此不幸？只因為台灣被清帝國併為疆土的一部分，又是滿清心目中的邊陲孤嶼，做為大中國之一部分的台灣，就必須背負大中國腐敗與落後的包袱，這是歷史的必然。
1895年（清光緒21年）4月17日，清國的代表李鴻章在日本下關（馬關）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簽下「日清講和條約」（馬關條約），將台灣全島及其附屬島嶼以及澎湖列島「永遠讓與日本」。當時，原本和台灣澎湖一起被割讓的，還有遼東半島。
割台消息傳到台灣，台灣官紳譁然。許多正氣凜然的電文與宣誓紛紛出籠，例如丘逢甲是此中好手，他當時擔任公部主事，統領全台義勇，率領紳民到巡撫官署，慷慨陳詞：
「……和議割台，全台震駭！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如日酋來收台灣，台民惟有開仗。」
這段期間，台灣內部人心浮動，兵民騷亂，巡撫唐景崧可說是被官紳「劫留」下來，共謀對策。唐景崧向朝廷電奏提議，與各國訂約以保全權利。清廷當局之中，與台灣唐景崧電報往來最為密切、表現最為積極的，當屬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之洞。張之洞電告唐景崧，三國（法德俄）有干涉條約之意，並且提示，既然條約已經畫押，台灣可以「保民」為由，商請英國擔任台灣防務。以台灣自保的名義，把抗拒日本的行為，解釋成與清國無關，如此就不致連累清國。
俄德法三國出面干涉的結果，僅要求日本有條件歸還遼東半島，而不包括台灣澎湖。遼東半島若為日本所有，對列強各國的在華利益影響較大，而台澎的利益顯然不及遼東，因此三國僅要求贖回遼東，但讓日本保有台灣。
張之洞、唐景崧，甚至台灣內部的部分士紳，除了繼續試圖使列強各國可以因為本身的利益，出面阻止日本佔領台灣之外，更強調台灣民眾不願歸日管轄，來做為要求國際插手救援的理由。不過張之洞提示，此後不論是台灣自力抗日，或是商結外援以救台，都必須台灣自己出面，以台灣民眾的「意願、從違」來打動西方各國。
然而各國在干涉還遼成功之後，已無強烈意願再為台灣之事而得罪日本。在一連串奔走外援失敗之後，唐景崧和台灣官紳們終於有了突破性的決定。5月15日唐景崧發布「台民布告」，其中表明：
「全台前後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台民唯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台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
同時，以「全台紳民」的名義，透過張之洞電奏朝廷，轉達「建國」的意願，電文中說：
「台灣屬倭，萬民不服，迭請唐撫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憤何極。伏查台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遙戴皇靈，為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率，眾議堅留唐撫暫仍理台事，並請劉鎮永福鎮守台南，一面懇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剖斷台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回任。台民此舉無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這可說是一通向朝廷報備「獨立」的通電。
5月19日，台灣期待已久的兩艘法國小巡洋艦終於來到台灣。曾任清國駐巴黎公使館參事官的陳季同，奉唐景崧之命造訪船上的法國艦長，商討救台之計，法艦長表示：「台灣自立，較易辦。」22日，法將德爾尼回訪唐景崧，也表示：「為清國爭回土地難，為台灣保台則易，必須台灣自立，有自主之權。」「台灣能自立，可保護。」這個承諾，給唐景崧及台灣官紳大為振奮。
5月23日，「台灣民主國自主宣言」終於發布，其中謂：
「吾台民，誓不服倭，與其事敵，寧願戰死。爰經會議決定，台灣全島自立，改建民主之國，官吏皆由民選，一切政務從公處置。…」
這個號稱「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終於在倉促中誕生。唐景崧被推為總統，丘逢甲任副總統兼民兵司令官，內務部長俞明震，外交部長陳季同，國防部長李秉瑞，守備南部大將軍劉永福。議長則推板橋林家的林維源擔任（但他捐了銀子，沒有就任就內渡大陸去了）。
有人說，台灣民主國是第一次的台灣獨立運動，其然乎？豈其然乎？我們從上述「台灣紳民」向朝廷「報備獨立」的電文中看出，雖然明白表示要「據為島國」，卻又說「遙戴皇靈」「此舉無非戀戴皇清」，顯然，獨立並非其本意。果然，接下來「台灣民主總統」唐景崧在就任文告中，講得更露骨：
「…全台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台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惟是台灣疆土，荷大清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做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
這份「獨立國家」首任總統就職宣言的內容，竟然明白否定其獨立的本意，為世界上絕無僅有。誠如黃昭堂教授所言：「台灣民主國建國的目的，在於阻止日本對台灣的佔領，建國只是抗日的一種手段…。」
年號「永清」的台灣民主國，以「藍地黃虎旗」為國旗，然而台灣不產虎，竟然以虎作為台灣的標記。當時清朝是用龍旗，台灣民主國不敢冒犯龍威，改用虎旗，或有以示「龍虎兄弟」「龍兄虎弟」之意？再說，唐景崧就職典禮時，紳民對他行「兩跪六叩」的封建式朝儀，其「民主」之內涵也可見一斑了。
台灣民主國成立5天後，日軍在澳底（今台北縣貢寮鄉）登陸，岸上的駐軍不戰而潰。日軍在當地居民的指引下，越過三貂嶺，向基隆挺進，於瑞芳一帶遇民主國部隊抵抗。當時佈署在北台灣的軍隊都是一些廣東兵（廣勇），是唐景崧派人到廣東募來的。這些廣勇並沒有專人統率，各營自立門戶，漫無紀律。他們之中曾一度擊退日軍，但卻為了爭奪陣亡日軍的頭顱以搶戰功而發生內鬥，諸將不和，退走基隆，致使原被打退的日軍又折回來向基隆挺進，與出現在基隆外海的日艦會合夾攻基隆。基隆不守，日軍海陸雙方在基隆會師。
6月4日，日軍還在基隆，唐景崧就漏夜逃往淡水德商忌利士（Douglas）洋行，同時電催在中部丘逢甲、楊汝翼、林朝棟率軍北上赴援，電報的電文從「千急急」寫到「萬急急」，卻未得反應。最後唐景崧乘德商輪從淡水出走，回到廈門，距離就職僅10日，被稱為「十日總統」。唐景崧潛逃後，台北城內一片混亂，城內的廣東兵焚燒總統府，官兵變成強盜，到處搶劫，變賣軍器，人人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在動亂中，尤以外國人及商紳財閥最為著急。於是鄉紳李春生、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劉廷玉、陳儒林、鹿港浪人辜顯榮、德商Ohly、英商Themson、美國記者Davidson、法商畢狄蘭...等人，乃商議迎接日軍進城以維持秩序，於是有辜顯榮往基隆迎接日軍之舉。6月14日日軍輕易地進入台北，於6月17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式」。
台北城既陷，以廣東兵為主體的抗日「獨立」戰爭暫告一段落。但接下來的，則是以台灣子弟兵為主體的中南部各地的抗日游擊戰。劉永福在台南繼續力撐殘局。
日軍進台北城後，繼續向南進發，陷新竹，下苗栗，撲大甲溪，威脅彰化，八卦山的台灣守軍與日軍激戰，雖然日本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戰役中受傷（後來不治），但台軍最後支撐不下，日軍繼續南下陷雲林、嘉義；另外兩支日軍輾轉經由澎湖，分頭自布袋及枋寮登陸，齊向台南包抄。打狗、鳳山在激戰後淪陷，台南陷入重圍中。劉永福見大勢已去，最後由安平乘英輪逃離台南，去廈門。全台陷入日軍手中，距離台灣民主國成立，約5個月。
綜觀台灣民主國，其實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台灣獨立運動。所謂「全台紳民」，其實只是丘逢甲等一些「大租戶兼讀書人階級」（王育德語）。他們要建立台灣民主國的主要目的，不在真正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而是在保守其既得利益；而站在清廷方面，清廷的官吏在甲午戰敗後，想以台灣作為和談的籌碼，但恐台民不服，因而必須製造抗日行動在台灣，使台民覺得是日本來佔領台灣，而不是清廷將台灣出賣。當時的江南道監察御使張仲炘就曾向朝廷提出這樣的質疑：「今者戰事已停，而台灣獨否，同是中國人民土地，何分南北？臣於是知謀國之臣，有以台灣媚敵之心矣。…今日不停戰，即欲使倭奪而據之，冀以威脅台民阻梗之愛，並以掩飾中國割棄之恥，且可曰：『彼自取之，非我與之也』。」既然要台灣繼續抗日，但又不能以清國一省之名抗日，以免違約，故而須以獨立名份為之。這種用意，是清廷部分官吏的用意。史料中顯示，台灣的抗日行動，頗受清廷部分官吏的影響，其中以張之洞影響最鉅。割台後的抗日之役，張之洞以職務及舊交關係，聯繫唐景崧、劉永福等人抗日，儼然成為幕後指導者。簡單說，「台灣民主國」是清朝官吏打出的「台灣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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