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希臘歷史淵源 [打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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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anny    時間: 2009-2-18 16:30     標題: 希臘歷史淵源

希臘歷史的腳蹤
公元兩千年前，也就是青銅時代中期開始，首批印歐人種的一個分支希臘人，來到了希臘的本土，他們被稱為愛奧尼亞人。因為他們的到來，使得動亂、破壞、印歐的宗教傳入，改變了原有的平靜。而後，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帝國，以嚴密的結構，取代了舊青銅時代眾多分散的君主小國，她控制了愛琴海，發展了龐大的貿易事業。

到了公元前八百年左右，「城邦制」出現於此，有了民主及專制之分的雅典與斯巴達，希臘各城邦的內戰就此開始。而在外面的世界，波斯也想併吞此地以建立其帝國，在這種內憂外患的環境下，馬其頓國王一統希臘，並且成立了一個大一統的王國，結束分散的城邦局面，正式進入希臘歷史的高峰，亞歷山大大帝的豐功偉業，就此展開序幕。

提到古代的希臘，便使人聯想到永無休止的戰爭，無論是外來民族的侵略，抑或是希臘人本身的鬥爭。例如，波斯人擴張版圖的野心，將他們來到了希臘，而希臘本地的「自由社會」乃是波斯王大流士心的腹大患，因為恐怕已被收服在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受其影響而再度反抗，因此併吞此地希臘本是當務之急。

經三十年之後，戰爭落幕，波斯與希臘簽了「卡利亞斯和約」，以維持兩方的和平。雅典自恃掌握愛情海的制海權，多次因利益衝突與各城邦起爭執，其中也包括了和斯巴達的長期兵燮。

自古以來，戰爭在時代的遞嬗中是不可或缺的，起因不外乎是無止境的欲望，或是對社會的不滿。所以，建立了新王朝之後，如何帶給百姓安定、繁榮的生活，便是統治者應深思熟慮的問題。雖然在一個國家之中，人民的地位永遠不比國王高，但若引起人民的不滿與憤怒，他們團結起來的力量就不是國王所能抵擋的了，所以這股人民的團結向心力，是不容被乎視的。

在古希臘人的宗教信仰中，神祇承擔著治國、統率軍事、管理生產等功能，又因為人種的不同，所信服的神祇也大相逕庭。各城邦居民屬多神信仰，各城古代的英雄也成了被崇拜的偶像，受到民眾的愛戴。希臘人的宗教信仰在波希戰爭中大大的增強，此時德爾菲神廟便是他們精神上的支柱，有助於克服戰爭所造成的嚴重困難，宗教對人民的影響非常巨大。

在戰亂頻仍中，人人在心靈上，都均需要一種寄託，安慰、警誡，策動自己度過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尤其是在動盪不安的時代中，它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可使人民免於恐懼，等待著黎明的到來。宗教信仰像一種調和劑，使社會達到平衡安定的狀態，帶領人們成長。

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宏偉的邁錫尼宮殿受到一支海洋民族的侵襲而化為廢墟，之後，希臘便進入了「黑暗時代」。但這卻不是野蠻倒退，許多了不起的發明都在此時，例如，外表圖案鮮明勻稱，反應人的世界觀的「幾何陶」，已經公認為世界上少有的幾何式特徵；希臘人也接受了來自亞洲的神明，並且在公元一千年左右，正式將祂們供奉在萬神廟中。

公元前七百五十年，希臘人接受了腓尼基文，並且創作出他們自已的希臘文字。詩人荷馬生活於新舊世界交替之際，他所描寫的內容為戰爭當時的社會景況；另外也有詩人以抒情詩來感時諷事。悲劇－使平民對問題加以關注和思考；喜劇－使賓客在酒酣耳熱之餘獲得啟迪。蘇格拉底論人生的目的何在？柏拉圖的觀念論；亞里斯多德的感官論，這些奠定了後世哲學研究的基礎。

文化的演變與歷史的推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社會的轉變，所以有不同面貌的文化，一次又一次的改進，才有如今便利的生活環境及先進的想法。從文化中，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的社會情況，並進一步了解當地人民的生活。

希臘雖然遠在歐洲，但她文化卻已散播至世界各地，希臘的古典文明，不論是政治、建築、學術等，均深深地影響著各國的人們。由前人歷史的腳步中，對應今日的所做所為，鑑往知來預防錯誤再發生，也能使成就更深遠。歷史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其實還有更多、更豐富的意涵，必須靠你我用真心、誠心地去體會了！



希臘古史
西元330年前的希臘歷史
前言
古希臘歷史以西元前1000年為中間界石，大略可將之分為前後兩大段落；西元前1000年以前是希臘的史前時代，那時的證物主要倚靠考古學上所提供的各種先民遺物，如各種陶器的風格、墳墓的習俗、居住房屋的模式等。到了青銅器時代中期和後期，人們已經懂得用文字，文字使用最初在克里特島上出現，然後傳往大陸。約從西元前1000年以後開始，古典希臘文明在邁錫尼文化的廢墟上升起，留下了藝術、建築和文學的豐富遺產。


希臘史前時期(西元前1000年以前)
希臘的史前時期又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約從西元前6000-3000年是新石器時代，西元前3000-1000年考古學家稱之為青銅器時代。那時，人們主要以青銅作為製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青銅器時代，以文化為標準，又可劃分為早、中、晚三期。若以地理為標準來劃分，在歐洲大陸希臘本土的文化就被稱為希臘(h#lladic)文化，在克里特島上的文化就被稱為邁諾斯(Minoan)文化，至於愛琴海上各島的文化就被稱為基克拉澤斯(Cycladic)文化。青銅器時代初期，這三個地區的文化相當相似；到了中期，克里特擁有傑出的文化表現；晚期則是希臘本土的文化最為優越。

史前時期的希臘思想觀念都源於近東，而人民則是來自於北方；這種混合奠定了後來希臘文化的基礎。愛琴海地區的進步比近東遲緩，部分原因是由於希臘不像尼羅河或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般，提供豐饒的農作生產，同時也由於希臘遭到北方民族多次的侵略。


新石器時期(西元前6000-2800)
自舊石器時代開始，即有人類居住在希臘。在塞沙利與馬其頓所發掘出西元前7000年以前的村落，並沒有發現製造陶器的痕跡。然而隨著新石器時期有了農業定居後，廣泛的移民墾殖才顯得較為明顯。大約到了西元前6000年前後，使用陶器的農人，散居在希臘、克里特及一些愛琴海島嶼。沿海的居民也開始從事捕魚，並出海尋找黑曜石。農人種植小麥和裸麥，同時也豢養狗、山羊、綿羊及其他動物。他們可能是從近東學習了這些技術，同時也學習了陶器的裝飾風格，以及製造雕像。


青銅時代早期(西元前2800-2000)
青銅時代早期的希臘落後近東很多，此時的近東已興起許多文明國家。青銅在此時廣被利用，在蘭諾斯島及特洛伊則曾發現有大量的黃金寶藏。早期的基克拉澤斯文化，以創作女性與七弦琴彈奏者等抽象的大理石小雕像而聞名。在地中海西岸曾發現過這類的小雕像，並被視為希臘人遠渡重洋的表記。在半島上，早期的希臘文化在許多地方被發現，尤其鄰近亞各斯的萊爾納所發現的先民遺物特別值得研究，那裏發現的「磚瓦之屋」，似乎是當時酋長居住的地方，那時所製的陶器已經十分光滑。

在早期的希臘文化結束以前，半島上的一些文化據點，包括萊爾納在內已遭毀棄；其他地方在西元前2000年前也很快地衰落了。最可能的解釋是它遭到了北方民族一波又一波的侵略，這些侵略者可能說著一種初期形式的希臘語。青銅時代早期的民族也使用其他的語言，在其中 ss 與 nth 的語言要素特別突出。例如後來希臘的科林斯及阿索斯等地名，正是這些民族的遺跡。


青銅時代中期(西元前2000-1570)
那些入侵的征服者喜歡住在內陸的山頂上，他們以巨大的活動石塊層層疊起，在山頂上建造了凹凸不平的石牆作為防禦工事；要進入大門的通道設計，使得將入侵者的弱點在此暴露無遺。希臘文化中期的陶器有兩種主要的風格，Minyan 與暗淡無光澤的繪畫(Mat-painted)，它和早期的花瓶大異其趣。希臘文化中期行將結束時，沿海許多地區已受到先進的克里特藝術風格的影響。

大約西元前2000年時，那些侵略者尚未到達克里特。克里特的文化因此得以毫無阻礙的由邁諾斯早期文明進展到中期，它呈現出活躍的驚人爆發力。許多獨立的王國紛紛出現，各以其宮殿為中心而發展，(如諾薩斯、菲斯托斯、馬利亞、下札克羅及其他各地)。克里特的宮殿環圍著一處中央的庭院建築起來，儲藏室與起居室宛如迷宮般錯綜複雜；起居室裝飾有非常美麗的浮雕，並有自來水和浴室。這些宮殿由於島嶼四周的大海所保護，所以沒有建築防禦工事。

早期多采多姿的文化型態，後來被相當統一的邁諾斯文化中期的藝術風格所取代了，這在克里特中部和東部尤其明顯。技藝高超的工匠所製作出的美麗作品，包括有象牙的人物小雕像、石頭印章、石雕花瓶和裝飾色彩繽紛、薄如蛋殼的陶器(如卡馬富西陶器)。雖然克里特文明受到近東的影響，但它並不像近東文明所顯現的那般巨大或莊嚴，也並非完全由國王或教士來控制。在克里特的藝術中，人像反居於動物、游魚及花草之後，這些繪畫具有柔軟與印象主義的風格。

克里特大部分的原住民們似務農為生，但也有貿易商人航海前往埃及、敘利亞、西西里島及利巴里群島。真正的市中心或城市存在於諾薩斯與古爾尼亞及其他地方。在皇室的紀錄中，有一種稱之為線形文字甲的拼音書寫形成，繼早期象形文字的實驗後被發展出來，但其意義至今尚無法了解。

克里特文明的優雅與現代性一直受到很高的讚美，然而它根本的重要性在於它將近東的文明思想傳送給希臘本土。有歷史記載後的希臘，仍依稀記得有個叫做邁諾斯(Minos)的國王，以及他位於諾薩斯的迷宮(labyhnth，即其宮殿)。之所以如此稱呼它，是由於雙斧標幟(labrys)是克里特宗教中深受喜愛的主題。然而，古典希臘較受到歐洲大陸發展所影響。


青銅時代晚期(西元前1570-1000)
從西元前十六世紀起，愛琴海的活動中心便轉移到歐洲大陸上的希臘半島各王宮裏去，錫拉島上一次巨大的火山爆發，可能摧毀了邁諾斯的宮殿；但這也似乎清楚地顯示出在整個邁諾斯文明的晚期，諾薩斯均由希臘半島人所掌握。

在希臘時代晚期，由於希臘本土以邁錫尼一地的文化最為發達，因此文常被人稱為邁錫尼時代。西元前1600年後，即是希臘文化中期那些居住在石塊城堡內的貴族，透過基克拉澤群島的傳遞，很快便熟悉了邁諾斯文化。城堡外一處由石塊切割而成，被稱為「墳墓圓環乙區」(Grave Cirecle B)的墓群中，曾發現在本地的作品旁邊有一些邁諾斯的作品。

後來，通錫尼的統治者們在城堡內，建築了另一座豎坑通道的墓區稱為「墳墓圓環甲區」(Grave Circle A)。1876年謝里曼(Heinirich Schhemann)發現了這些墓區，並挖掘出豐富的寶藏，包括了金面具、手觸、象牙賭桌、鑲嵌裝飾的短劍，及其他從未在愛琴海地區發現的珍貴物件。

西元前1400年後邁錫尼世界的兩種主要建築成就，分別是拱圓形的墳墓與宮殿。拱圓形墳墓是一座方形的磚塊築成，看起來卻很像一個巨大圓頂的建築物，同時有一道入口的迴廊，在現已發現的許多墓園中，最出名的首推位於邁錫尼的阿特柔斯寶庫。不像克里特的宮殿，希臘宮殿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中央正廳，它是一個中間有火爐、前廊有圓柱的大房間；這樣的排列，通常被認為是歷史上神殿設計的起源。

在當時，希臘顯然分裂為數個獨立的王國。邁錫尼附近的泰林治建築有一座宮殿，具備有浴室及合適門窗的牆；希臘西岸的皮洛斯、雅典(位於衛城)、底比斯，遠在北方的塞沙利，及傳說為阿契里斯(Achilles)家鄉的奧爾科斯，都有宮殿建築的存在。在這些宮殿裏，統治者居住的環境十分奢華；農人和工匠則居住在四周的村落中(此時尚未有證據顯示半島上有真正的城市存在)。

然而，邁錫尼的國王日趨文明，他們需要有一種書寫形式，至少可以用來紀錄財務狀況，這些紀錄被刻在泥板上。就在二次大戰前，在皮洛斯發現了一間存放這些泥板的儲藏室，泥板上寫著一種稱之為線形文字乙的拼音字母；其他的則在諾薩斯、邁錫尼、泰林治、底比斯等地被挖掘出來。這種文字在1953年被文特里斯翻譯出來，並證實是希臘文的早期形式。

從其豐富的陶器及其他製品可得知，邁錫尼文化多少有一點是從克里特文化呆板的轉化而來，且直到西元前1200年，各地的文化皆顯得相當一致。埃及、敘利亞沿岸的許多地方、義大利南部及西西里，部曾發現邁錫尼的陶器；甚至與希臘相距遙遠的英格蘭韋塞克斯，也曾出現邁錫尼的金屬製品。在邁錫尼的墳墓中發現過為數不少的琥珀，它們是由波羅的海越過中歐來到亞得里亞海。

古希臘的邁錫尼的繁榮，部分是仰賴當地的農人和工匠，但也很有可能是邁錫尼戰士相當熱衷於向外國劫掠戰利品而帶來繁榮。其中的一次攻擊發生在特洛伊城，這次的行動後來在荷馬史詩中被遊唱詩人精心的加以敘述。不管這些偉大的史詩如何增添邁錫尼時期的光彩，且被代代傳誦，卻與那些有關特洛伊英雄的故事同樣地不足採信。但據考古學的顯示，邁錫尼戰士擁有大量的武器、盔甲、戰車，且西台人在小亞細亞的紀錄中，似乎提及愛琴海居民沿岸過著混亂的生活。

然而，西元前1300年之後邁錫尼世界的勢力日漸衰落，皮洛斯的宮殿在西元前1200年之前被摧毀，且一直沒有再重建。邁錫尼、雅典及其他地區的統治者，急忙加強他們的城牆防禦，並且建築了有頂蓋的通道，通往泉水之源頭；甚至也努力加強科林斯地峽的防禦工事。但這些防禦措施還是白費了，因為邁錫尼大約在西元前115O年陷落。集中於邁錫尼宮殿的書寫文字和進步的藝術都消失了，也由於人們都躲到了山間的村落或成為游牧民族，而使希臘人口銳減。

邁錫尼之所以崩潰衰亡，最有可能的解釋是，它遭到操希臘語的野蠻民族連續不斷的滲透和攻擊，這些民族是來自邁錫尼世界的巴爾幹邊緣。他們即是後來被稱為多里安人(Dorians)的民族。這些民族迫使一些邁錫尼人橫渡愛琴海，到達小亞細亞沿岸，甚至到達賽普勒斯；他們自己則占據了克里特大部分地區及鄰近的島嶼，範圍遠至羅得斯島及小亞細亞西南部。此後，幾乎所有的愛琴海海岸都被這些民族占據，他們說著一種或其他種的希臘方言。

雖然希臘直至西元前1000年是如此的沈落，退回到西元前2000年那樣的野蠻水準，但並非過去的一切事物都已失落。例如，在衰落的一段時期後，直到西元前1000年，陶器從邁錫尼風格發展出一種帶有新活力的原幾何(Protogeometric)風格；在陶器的這種後起的型態中，希臘藝術之主要的歷史性特色，已在它們的基本輪廓裏清楚地顯露出來。在線形文字乙的文字泥版中也顯示出，希臘後來主要的神祇，如波塞冬(Poseidon)、戴奧尼塞斯(Dionysus)及雅典娜等，早在邁錫尼時期已被供奉朝拜。同時，如赫克托耳(Hector)這類的名字，也已出現在奴隸用的線形文字乙的泥版中。但這並不表示此時的敘事詩傳統，已超越其早期發展階段。青銅器時代晚期行將結束時的衰落崩潰，徹底破壞了希臘較高度的文明，但它留下了一個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希臘人即將造就一個真正偉大的文明。


希臘城邦文明
希臘城邦的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

(1)建基時期(西元前1000-800)

(2)城邦的成長(西元前800-500)

(3)城邦文明的顛峰(西元前500-404)

(4)衰落(西元前404-338)。


政治、社會、經濟的基礎(西元前1000-800)
邁錫尼文明崩潰後，整個愛琴海地區，人類的居住型態又回復到村落的水平。野蠻的入侵者放棄了以宮殿為中心的高度文化，卻在他們從北方帶來的部落傳統的基礎上，重新建立新的文明。

希臘人在遷移的期間，基本上是從事畜牧，定居後就將傳統的畜牧與農業結合起來，回復以務農為主的生活。因此形成了一些規模小、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單位。在當時克里特相邁錫尼的海上貿易都已經萎縮衰退，但是希臘人從克里特文明中學來的航海技術卻從未失落。

製造鐵器的新科技更加強了小規模、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青銅往往是成本高昂的一種金屬，因為它的構成元素(銅和錫)比較稀少；此外，因為銅和錫很少一起被發現，因此製造青銅便須經過以貿易或征服的方式，而使不同地區的經濟結合起來。至於鐵則分布廣泛且易取得，鑄造鐵器的工匠因此就可從依附宮廷的地位解放出來，而自行開業製造工具，供應農村所需的便宜農具與防禦用的廉價武器。

農村網路就是這樣建立起來，奠定了整個希臘古典時期的經濟生活基礎。即由於經濟生活傾向於分散，所以從鐵器時代初期開始就一直持續到西元前500年，而使希臘文明能顯著地發展出，為數眾多(幾近數百)的小城市，且在這些小城市中培養出經濟自足與政治自主的理想。

由於村莊又回到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使得部落式的社會組織再度復甦。這種組織型態是希臘人在遷移時一起帶過來的，但由於受到邁錫尼統治時期個人主義的影響，這種型態曾經一度衰落。最終的社會單位是家長制的家庭：「一屋、一妻，及一頭犁田的公牛」。

田園詩人赫西奧德(Hesiod)如是說。除了一些多里安人的城邦如斯巴達以外，家長制的傳統在希臘文化中根深蒂固：城邦中活躍的公民，皆是成年男子。家長式的家庭被圍繞在一連串以血緣為中心的家族、氏族、部族之中。

在古典時期希臘的城邦從早期繼承了一項觀念，認為公民身分包含著某種兄弟血緣的意義在內，藉由參與祖先的宗教儀式以獲得身分的認可。因此這項原始部落的傳統，提供了希臘公民權觀念的基礎，這正如羅馬人對於公共事務(也可譯為共和)的觀念，使國家像一家集體的大企業，它是屬於人民，而非國王或神的財產。儘管在古典時期，對於土地的私有權仍存有若干的限制，但希臘早期的經濟主要還是建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後來的發展使這項制度更為鞏固。

從邁錫尼時代開始，這種部落傳統就因經濟的不平等與社會階級的繼承變得更加複雜。在社會階層的頂端，是一群擁有土地的武士；西元前800年以後，這個群體逐漸成為自覺的貴族階級，並自行發展出一套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注重體育競賽、生活奢華的環境，在社交上表現得高傲自大。位於社會階級底層是奴隸，雖然在西元前800年之後，其數目已相當有限。介於其中的則是各階層的自由民。在自由民中，社區(部落或城市)成員與外國居民，其差別最為懸殊，甚至在古典時期的外國居民不僅被排除在社區的政治生活之外，同時在法律之前亦未能享有充分的平等。

其次具有差別待遇的，是地主與無地者。最初的部落觀念認為，所有的部落成員，也只有部落成員，才能分得一份部落的土地；無地的工匠和打零工的苦力因此退出了部落制度，而逐漸與外國居民階層為伍。於是，早期的希臘便已發展出明確的社會階級：最頂層的是地主貴族階級；中間階層在上者為目白的農人，無地的商人、工匠、農地苦力居中，外國居民在下；位於最底層者是奴隸與農奴。


政治組織
雖然在數百個希臘城邦中，沒有兩個有相同的制度，他們全都代表各種不同的基本型態，這些型態是由希臘歷史早期慢慢發展出來的。一個希臘城邦中主要的組織有：
(1)執政官；
(2)顧問委員會或元老院；
(3)議會。
執政官脫胎自部落主權，而委員會及議會是脫胎自部落集體主義的傳統：在荷馬史詩中即可見到這兩種傳統的合作無間。荷馬史詩中的國王是宗教的祭司、戰爭的領袖、正義的執行者；在他身邊有一個由元老組成的顧問委員會，國王經常向他們徵詢意見；國王的決定必須通知人民議會。雖然最早期的城邦全都遵循著荷馬史詩中的型態，然而一旦有土地的貴族階級鞏固了自己在希臘社會結構最上層的地位，王權便開始衰落了。貴族於是獨占了執政地位，並將執政官貶於隸屬顧問委員會之下，事實上顧問委員會使成為全體貴族出席的會議。

儘管希臘又退回到地方與封建的特殊現象，但政治集權的傳統並未消失。在古典時代城邦形成的核心，卻是由邁錫尼文化繼承而來，在古典時代的初期，嚴格說起來城市生活根本不存在，不過在眾多農村中有些地區裏的農村就脫穎而出，而被稱為城邦。這些地區都是建有防禦堡壘的高地，在它的下面有人墾殖定居，後來逐漸發展而為商業與工業的城鎮，大多數都是邁錫尼時代軍閥城堡的所在地，雅典的衛城便是一個最佳的顯例。這些防禦據點成為四周環繞村落的軍事防禦及宗教慶典與政治行政中心。

城邦這個名詞最初僅限於指防禦的城堡；後來這個名詞擴及防禦城堡的範圍，擴充涵蓋了位於較下方的城鎮；在古典時代，這個名詞則是指被城邦所統治的整個地區及公民團體。城邦制的確立，在不同的地區，採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速度進行著。

在希臘文明中，特殊傾向竟是如此強烈，以致在古典時代如果政治疆界與文化、地理界線一致，反而成為例外。其中最顯著的例外便是，在斯巴達統一下的拉科尼亞，及在雅典統一下的亞地加。其他有共同利益與文化同質性的地區，往往包含著許多城邦，它們或以結盟來彌補政治不統一的缺點(如塞沙利、阿卡迪亞)，或浪費他們的精力互相打仗(如比奧沙、亞哥利斯、尤比亞)，或在政治的細微末節上不聞不問(如亞該亞、福基斯、洛克里斯、埃托利亞、阿卡納尼亞)。

為了正確認識希臘城市文明的強度，我們必須時時記得，不論在地區或人口上，這些城邦都是很小的。斯巴達(8,700平方公里)及雅典(2,750平方公里)算是最大的。若想知道他們的平均規模，或許可以從以下的事實得知，最繁榮的農業地區比奧沙，除底比斯外，這個地區有12座城邦，每座城邦平均約134平方公里。雅典人口最多，西元前五世紀的顛峰時期，有公民43,000名成年男子，且僅是這個階級本身的人口數。大多數的城市，包括斯巴達，公民數皆不超過5,000人。


城邦文明的成長(西元前B00-500)
在所謂古代時期(西元前800-500)，希臘文明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開始了內部變化與向外擴張。結果促使希臘成為更加繁榮的商業與工業文明，如同在青銅器時期繁榮一般。這種趨勢首先顯現於希臘殖民地在整個地中海與黑海地區的增加(西元前750-600)。雖然希臘的殖民地運動，對希臘的商業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但它並非起因於對貿易市場的需要，而是對增加土地的渴求。

面臨著人口的增加與土地分配不均的惡化，早期希臘歷史上農村經濟的穩定因而搖搖欲墜。解決之道，便是從事領土的擴張：在某些地區的邊界，戰事變得十分頻繁，例如在伯羅奔尼撒，斯巴達向西征服了麥西尼亞(西元前725-668)，以犧牲阿卡迪亞為代價朝北方擴張海外殖民是另一種解決方式，幾乎所有希臘主要城市都採用這種辦法，某些城市(哈爾基斯、麥加拉、科林斯、米利都)所擁有的殖民地格外豐富。

殖民最集中的地區，在西方計有義大利南部與西西里島，在東方有黑海與馬摩拉海沿岸地區。殖民地對希臘經濟的影響十分廣泛。內地的新殖民地與野蠻部落所提供的市場，刺激了商業與工業的大事擴張。希臘製造的物品，以金屬工具和武器、紡織品、陶器為主，大量輸往地中海與黑海沿岸各地。

由於地理環境與自然資源的有利因素，或因缺乏土地的刺激，這種商業與工業革命集中在少數地區--科林斯地峽(科林斯、麥加拉)、薩羅尼克灣(文吉納、雅典)及小亞細亞沿岸(羅得斯島、米利都、薩摩斯)。在這些地區，早期希臘初具雛型的城市，至此成長為真正的城市。商業也改變了農業的方向。殖民地以其可輸出的主要產物穀物糧食，輸往這些地區。當這些城市開始依賴進口糧食，他們的農業遂從種植五穀雜糧轉向專門性的農作物生產，或供自己城市的消費，或供出口之用。

雅典比其他城市更遵循這樣的方式；亞地加成為葡萄與橄欖樹之鄉，在西元前四世紀時，亞地加進口穀物的數量是當地產量的四倍。隨著殖民運動所帶來的經濟變遷，卻也同時消除了對殖民地的需求：商業與工業吸收了過剩的人口，小農地也因採密集式專門作物的種植而變得有利可圖。

此一新的工商業經濟，還保持了鐵器時代早期組織分散的特色。工業掌握在小規模、獨立自主的業者手中，大部分的工匠在小工廠中工作，並有四、五個奴隸作副手。同樣地，貿易也掌握在為數眾多、小規模、獨立自主的商人與船主手中。

希臘工商業分散的型態，開發出一種最新的發明--鑄造鐵幣。呂底亞王國位於沿岸希臘城市林立的小亞細亞內陸中，西元前七世紀便開始由國家發行金銀混合的琥珀金，上面蓋有重量與品質保證的印信。這種錢幣可能主要用來支付傭兵的薪資，但它的單位價值太高，以致無法使用於一般的貿易用途。

真正革命性的發展是採用價值較小的銀幣，西元前六世紀，首度發行於文吉納、科林斯及其他城邦。這種貨幣的使用，使所有經濟皆可以在貨幣的基礎上進行，而非僅限於國際貿易。這種新貨幣制度的影響，可以希臘城市人民大會的變化來加以衡量，人民大會最初原本在政治與宗教性的地方舉行，但後來卻轉移到市場舉行。小地主現可將種植五穀雜糧改為專門作物；工匠與貿易商不僅可以從市場上得到便宜的貨物，也打破了自然經濟中以物易物注定無法累積財富的限制。貪財的個人主義，曾經一度是青銅器時代國王們的消遣娛樂，而今卻成為這個時代的共同口號：「金錢創造了人」，這在世界歷史上也第一次出現。

西元前六世紀，在希臘隨著採用貨幣經濟的同時，社會與政治也發生了大變動。從農村解放出來、重新趨向城市市場的小農與工匠，逐漸危及了地主貴族的優越性。這一追求社會平等的趨勢，又因此時軍事技術的改變而更加強化：在戰爭中的關鍵性角色，已從貴族精英移轉到公民大眾，在財力上他們已然有能力將自己裝備成重甲步兵，主要的既得利益者是那些新興的財閥富豪，他們是成功的工匠及商人，與舊貴族擁有土地財富一樣地擁有鉅富，他們自稱為「最好的人」，以此鼓舞了對社會與政治平等的追求。

就長期而言，商業革命雖然奠立了西元前五世紀間從事密集耕作的小農繁榮的基礎，但是立即的影響對小農來說卻是悲慘的。由生產普通食糧而改種植專門作物，其轉變的過程中伴隨而來的是普遍性的經濟失調，引發了農業危機，新貨幣經濟所能提供的解決之道只是高利貸。小農迫不得已以土地作為擔保，甚至還要賠上自己去借高利貸，結果使得許多人面臨著淪為農奴佃戶的威脅。

社會階層的最低層因獲得許多農奴勞力而擴張，工業產品的新市場刺激了對勞力的需求，新貨幣經濟也使獲得這些勞力更加容易。立即產生的影響是，在富有的工匠或小農人之間便配置有一、二個奴隸，如此不但擴散了農奴勞力的使用，也使大多數人享有適度增加的休閒時間。


階級衝突與國家
這些社會經濟的發展不但削弱貴族政治制度的基礎，同時也使市民中不同的社會階級，因政治權利的分配而引起或長或短的衝突，這些社會階級包括大地主、小農戶、沒有土地的商人、工匠及打零工者。各城邦分別爆發了此一衝突，每個城邦則依其地方環境，各自都有特別的調整之道，而使希臘產生許多各式各樣的制度。

希臘制度可以粗略分為貴族政治、寡頭政治、民主政治和暴君政治。大致而言，貴族政治意味著大地主的統治；寡頭政治實際上是財閥政治，由有錢的地主與富商共享政治特權；民主政治則表示，政治權利擴及公民團體中較窮的階級。暴君政治卻代表，不是以制度上的調整，而是藉由樹立個人獨裁，來解決社會衝突。

實際上，依地方情況的不同，大部分的希臘制度，是集貴族、寡頭、民主制度於一爐的複雜混合物。城邦的基本政治組織--議會、元老院、執政官--是極有彈性的。一般法則來說，在民主政治中最高權力是屬於議會，而在貴族或寡頭政治中，議會權力被削弱，元老院的權力則加強。

經濟、社會與政治調整等新問題，只有透過城邦本身的中央權威作有力的裁決，才可能獲得解決。社會危機的初步影響，即是削弱氏族的自治以便擴張國家司法的角色功能。同時，法典化的成文法代替了口傳的習慣法，傳統上習慣法都是由貴族來執行。在許多城市中都需要一套新的法規，以配合新環境。帶著希臘對理性特有的信心，與一種實驗的意願，城邦將他們的命運交付給立法者，立法者被賦予全權，所修訂的不只是政治制度，同時也包括了社區一切的生活方式。

梭倫(Solon，西元前594)不只給雅典人一部新法典與初具雛型的民主制度，同時藉由鼓勵工業發展以解決經濟問題。最重要的，他取消了使小農淪為農奴的擔保抵押制度。西元前七、六世紀，同樣的國家獨斷權力，亦可見之於暴君政治中，它使得工商城市增長繁榮，例如科林斯、西錫安、麥加拉和雅典。這些暴君或獨裁者在較窮階級的聯合支持下，以武力奪取了政權，於是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來幫助他們的追隨者，而非藉由政治改革或社會、經濟政策。他們將敵對貴族的財產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他們以建立新殖民地與外國商業網絡來促進國際貿易；以規劃大規模的公共工程來鼓勵國內工業；並擴展節慶活動與文化中心來打破貴族壟斷的精緻文化，而使全體公民皆可進入體育和藝術之門。

立法者與暴君皆以不同的方式，採用了比以前更為平等的社會政治措施，但他們的工作並未持久，因為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成功。雅典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梭倫有限度的改革之後，繼之而起的是暴君皮西斯特拉特(Rsistratus)父子，此暴政結束於西元前510年；暴君之後，於西元前508-507年才由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憲政。

城邦文明的顛峰(西元前500-404)
西元前五世紀是希臘城邦文明的高峰，但同時也充滿了危機。它始於希臘在波斯戰爭(西元前499-479)中的大捷，此舉使波斯帝國欲擴張到歐洲的企圖大受挫折。它同時也解放了位於小亞細亞的希臘城市，西元前七世紀後半，這些城市溶入了呂底亞王國的統治中，而在西元前546年，它們又與呂底亞一起被波斯帝國吞併。希臘與波斯之間時續時斷的戰爭，持續到了西元前449年簽訂了一項和平條約，波斯國王阿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I，西元前464--424在位)同意遠離愛琴海及其沿岸。

約在同時，希臘人向西地中海的擴展，也在西元前480年遭受到西西里島上屬於迦太基帝國的腓尼基人阻遏。這些勝利證明了希臘城邦文明在士氣與軍事技術上的優越性，不但使希臘得以不受東方干擾的阻礙，繼續其政治與文化的發展，也確保了希臘前往其商業要地的途徑，並使其繁榮程度超越了青銅時代的最高成就。




雅典帝國
波斯戰爭的危機也促成了希臘城邦文明一個最偉大的成就，那就是雅典人對內民主政治與對外帝國主義的實驗。波斯的威脅促使雅典人建立了一支具有相當規模的海軍(西元前482)，它不僅在西元前480--479年間在防衛希臘半島上顯現其重要性，也是確保小亞細亞沿岸新興自由城市之防衛的關鍵因素。因此，雅典成了海上聯盟之首，例如提洛聯盟便於西元前478年在自由參加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它包括了愛琴海島嶼、小亞細亞沿岸、色雷斯的切爾松尼斯及色雷斯其他地方，約有二百座的城市。

少數城邦出現了巫術運用與神祕思想的基本體系，巫術的運用一直存留到古典時期，不僅存在農人與工匠的迷信裏，也存在城邦官方的宗教中，它構成了大部分農業魔法的週期循環--春天、豐收及其他類似的節慶。

直到西元前六世紀，在希臘的科學與哲學誕生之前，希臘對自然與社會現象的解釋完全是迷信的方式；甚至在此之後，神話仍為希臘宗教與詩歌的中心，哲學與科學也從未完全排除它的影響力。

希臘的戲劇與抒情詩是從傳統歌謠和舞蹈演化而來，葬禮輓歌、婚禮之歌、出生儀式、豐收之歌，這些都是部族代代相傳的巫術慶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在古典時期，與神祕宗教儀式間的聯繫，都被保存於音樂、舞蹈的結合中，以及由合唱團擔任整個表演的型態之中。

同樣地，在視覺藝術上，美學的表現或許是附屬於實用目的之下(用具上的裝飾)，或以魔法為目的(葬禮的骨灰甕許願的獻物及儀式用的面具)；古典希臘的藝術也從來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早期的希臘藝術風格(西元前九、八世紀)以幾何風格而聞名，它與今日原始民族的藝術特色一樣，具有僵直的形式主義與圖案性的傳統。

邁錫尼的宮殿建築，奠定了古典時期神廟建築計畫的基礎，在這些神廟所崇拜的神祇中，至少有一部分在邁錫尼時代早已被人所熟知。但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則是神話與敘事詩。邁錫尼的武士--國王可能曾僱用職業性的吟遊詩人來娛樂朝臣，他們唱著敘事的短歌，歌頌當時英雄的豐功偉業；吟遊詩人的行動，自然地背下了有關特洛伊戰爭及其他偉大功蹟的故事。

或許西元前800年後的某個時期，一位名為荷馬的偉大詩人，將其中的一些故事湊合在一塊兒，寫成了《伊里亞德》，可能歷經一代之後，又有另一個詩人，以同樣的名義寫下了《奧德賽》。荷馬史詩是早期英雄時代的大幅全景，但同時也是藝術上的絕妙之作。這些詩的作者建立了一種敘事詩的類型，在藝術性的考慮下，以口授筆錄的技術，懷著人文本質的興趣，敘述全然世俗性質的主題事件。在此同時，他們視自己的詩是精緻文化的儲存所(精緻文化即過去英雄時代的文化)，因此他們負有極重大的教育任務。他們於是為詩人的興起鋪路；並成為希臘文化精神指引的主要泉源。

當部落傳統將個人禁錮在村落與宗族魔力圈的那個時代裏，《伊里亞德》與《奧德賽》以整個希臘及四周的汪洋大海為故事情節的背景，展現了個人主義的自由情景。繼此一個人主義繼之而來的，首先是一種追求成就，自我實現的人文倫理觀，其次是一種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學，剝除了精神世界中的神祕恐懼。荷馬史詩於是成了「希臘的聖經」。

希臘文化的成長(西元前B00-500)
隨著西元前800-500年的商業革命發展之後，希臘文化也隨之改變。購買力與政治權力的普及，伴之而來的則是全體公民休閒時間與精緻文化的普及。古典希臘文化透過以讀、寫、算、音樂和體育為教材的基本教育而普及，鑑於古代中東文字寫、讀高度困難，而且由專門訓練的抄寫階級人士獨占，西元前八世紀間，希臘人採用了腓尼基商人發明的一種簡易的拼音字母，將語言拼成為文字，並在公民中加強推廣。因此不僅在文化的欣賞上，同時也在文化的創造上逐漸普及。雖然藝術與建築仍掌握在專業工匠的手中，但業餘者則進入了詩的領域中，並創作出一種新型態的散文。

當古老的部落規範崩潰後，造成了一種對新觀念體系的需求，這個建設任務被賦予個人來創建，他們現在可以自由發揮個人獨特的見解。詩成為一種帶著使命感，而又具有強烈的自我表現個性的傳達媒介。約在西元前700年間，詩人赫西奧德(Hesiod)，便嘗試以敘事詩的手法，表達出一種獨立農人的觀念意識；在他的《工作與日子》一書中，將個人成就的英雄倫理觀，轉變為一種努力工作的信仰，在他的《神譜》一書中，藉由展現精神世界從紛亂到井然有序的演化中，及在宙斯至高權力下的正義，賦予了神學一種新的道德內涵。

提爾泰奧斯(Tyrtaeus，西元前640)、梭倫、泰奧格尼斯(Theognis，西元前540)等政治宣傳家，則將貴族晚餐後用以放鬆心情的悲歌，改變為何其追隨者傳達宣言主張的媒介。至於阿爾凱奧斯(Alcaeus，西元前600)與薩福(Sappho，西元前590)等政治上的失意人，則創作出一種屬於個人風格的新型態抒情詩，用以表達他們個人經驗與情感中普遍不移的意義。

宗教信仰也增加了新範疇，酒神狂歡祭典變成了當時因社會經濟混亂而受苦的人們一種逃避現實的宗教。在伊路西斯的農神豐收祭典，則成了保佑來生好命的神祕宗教。在特耳非解釋神諭的祭司，則成為支持貴族保守主義、法律、秩序等倫理體系的保證者。

其他人尋求將他們的價值體系置於較客觀的基礎上。在小亞細亞的先進城市中，他們的政治辯論、商業關係、文化接觸都相當進步--理性且經驗成熟--哲學與科學於焉產生。愛奧尼亞學派的自然哲學家泰勒斯(Thales，西元前585)、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西元前610?-?516)、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西元前540)、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西元前500)，及其在義大利南部希臘城邦的繼任者畢達哥拉斯學派，或畢達哥拉斯的追隨者(西元前510)，與埃里亞-色諾芬尼(meatics-Xenophanes，西元前500)和巴美尼德斯(Parmenides，西元前450)。

他們希望透過發現自然秩序的法則，為人類行為提供更穩固的規範。這些自然哲學家的思想，成為神祕冥想時期與蘇格拉底、柏拉圖登場後的哲學思考時期之間，一段燦爛輝煌的過渡時期。與神祕冥想相同的是，他們採取泛宇宙論的思考方式；與之相異的是，他們拋棄了超自然的機械論，而傾向理性與觀察，同時他們大部分都寫散文。

擴張的城邦取代了部落，成為更具人文性質的文化中心。特別在暴君或立法者的影響下，原本只被特定地區、家族或職業團體所膜拜的神祇，被納入了國家性的宗教中，因而週期性的宗教節慶在國家的贊助下大為擴充。聖歌如《荷馬讚美詩集》(Homeric Hymns)，大多是為宗教節慶上表演而作的讚美詩集，已達到了一種新的、完美的形式水準，並表達了一種新的公民意識。

西元前六世紀，神廟建築完成；其開放式的柱廊、內部的裝飾及比例上的莊重尊貴，成為公民意識在建築上的古典展現。在此同時，古老村莊間舉行節慶的地點，則成了壯麗豪華的神廟中心，例如在奧林匹亞與特耳非，各城邦在此以奉獻的藝術作品互別苗頭，並舉辦音樂與體育的競賽。此時，公民意識顯現出一種更廣闊的泛希臘意識，這種意識因殖民運動而加強，也因與文化顯然低落的野蠻民族接觸頻繁而助長。

城市中個人主義的解放，與新社區意識的增長，使得普遍的城邦公民都興起了一種代表人類尊嚴的新感受。希臘藝術的演進，清楚地反映出這種人文主義的趨勢。僵直形式的幾何式藝術風格已被東方化的藝術風格(西元前700-600)所取代，這種風格乃是借用於東方，以一種繁複華麗的裝飾風格，表現出更自由的律動。接下來的發展(約西元前600-480年的古代風格)，在新近獲得自由下有了對自然主義的需求。所表現出來的人物脫去了他們的僵直與扭曲，顯得栩栩如生；所表現出來的諸神，一如在荷馬文學中所呈現的具有與人相同的性格與個性。神廟中的雕像，以及請與藝術中豐富的人神同性神話，在在使公民確信，不論天堂或俗世，再也沒有什麼比人性更為莊嚴。


城邦文化的顛峰(西元前500-404)
希臘城市因波斯戰爭後所享有的繁榮與自由，使他們能夠繼續完成古代時期便已不斷前進的文化發展。在藝術上對最佳作品的普遍需求，連同因波斯戰爭而強化的國家意識，削弱了文化上的排他主義，並使藝術的品味與風格更趨一致。凱奧斯島的西摩尼得斯(Simonides of Ceosi，西元前550-468)、巴克基利得斯(Bacchylides，西元前431年卒)及品達(Pindar，西元前518-438)等人的合唱抒情詩，不僅在自己的家鄉大受歡迎，同時遍及整個希臘、馬其頓、西西里和音蘭尼加。

視覺藝術中的高級工藝品也呈現了同樣普及的趨勢。形形色色的雕刻風格，減少到只剩下少數幾個地區的流派(雅典、艾吉納島、亞各斯)；在花瓶繪畫方面，雅典作品即以它的優越性促成了標準化的風格。西元前五世紀的藝術仍保留著古代時期的自由與自然主義，但在此之上更遵循著根植於希臘文化中公民意識的理性和諧的法則。其最高成就是奧林匹亞宙斯神廟(西元前456)與雅典帕德嫩神廟(西元前432)中的雕刻，它們顯現出介於活力與秩序、全體與部分、具體表現與普遍意義之間，一種獨一無二的平衡感。

文明需求的增加，促進了科學的成長。順著西元前六世紀諸位先驅者所定下的方向，恩培多克勒斯(Empedocles，西元前493-434)與安那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西元前500-428)持續了自然哲學的傳統。到了路西帕斯(Leucippus，西元前440)與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西元前460?-370?)提出的原子論，使科學發展達到了頂點，此一理論認為自然(也暗指社會)是由個別分子，藉由機械性的的碰撞，而聚集成較大的集合體。

在此同時自然哲學家無所不包的研究主題，已經分裂而為數個特定明確的科學，它們都建立在自然哲學家曾經採用過的理性與實驗方法之上。然而，卻因為「通才的」理論研究與「粗俗的」實用技術間的分離，使自然科學的成長受到限制：工匠的實用知識沒有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數學則以身為一種純科學而相當興盛；唯一成功結合了理論與實用的，則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西元前五世紀末至四世紀)的醫學。

社會科學受到對實際政治興趣所刺激，也有很大的進步。希臘有關自己歷史的神話，以及對外國的誤解，被一個曾經周遊世界的人一一提出批評。希羅多德(約西元前485-430)以評論方式與解釋架構，重建了波斯戰爭的歷史，因而成了歷史學之父，其評論方式與解釋架構部分是源自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家。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西元前435)等巧辯家，則設計了一套有關人與社會的一般理論，以作為有志於從政者部分的教育課程。修昔底斯(Thucydides，西元前460-400)則以源於巧辯家與希波克拉底醫學的分析方法，寫下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而成為科學歷史之父，他的目標便是要達到歷史的「鑑往知來」。

雅典文化
雅典以其帝國的國際地位與民主的社會結構，因而使之成為希臘世界的文化中心。西元前470年，壁畫家波利格諾托斯(Polygnotus)從退索斯移居到雅典，對雅典的花瓶繪畫產生重大影響。西元前480年，克拉佐曼納的安那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 of Clazomenae)，將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帶到了雅典。西元前445年，哈利卡納蘇斯的希羅多德，帶來了愛奧尼亞人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現象的傳統。

雅典成為迎接周遊列國博學之士的重要港口，著名約有阿布迪拉的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伊利斯的希庇亞斯(Hippias)、萊昂蒂尼的喬其亞斯(Gorgias)，及塞歐斯的普羅迪卡斯(Prodicus)，他們滿足了社會理論、修辭及其他科目等高等教育的需求，並以此維生。在此同時，亞地加風格開始發揮深遠的影響，風行全希臘。

雅典特殊的歷史經驗，刺激了它在高等文化上的創新。哲學的演化首由雅典的蘇格拉底開啟，也只能在雅典出現。蘇格拉底(西元前469-399)將理性的探索從外在世界移轉到內在心靈及個人的行為問題。對他而言，哲學是他對同一城市的一種公民使命。以他身為雅典公民經驗，生出了一種體認，而呼籲大家從物質權力的競逐，轉向道德節操的追求；儘管最後民主的雅典因他主張對神不敬，而將他處死，卻也具有民主的雅典才能允許他活動這麼久。

雅典文化中最具原創性的創作便是戲劇。亞地加的戲劇起源於西元前六世紀，它產生於戴奧尼塞斯神(Dionysus)有關的大地魔力與部落加盟的原始祭典，由一大群人穿著動物的服裝唱歌、跳舞。這些祭典在西元前六世紀被重新編排，而成為包括在國家節慶在內的公眾表演，表演的要素是從合唱團的唱歌跳舞中分離出來的，其劇情除了傳統的戴奧尼塞斯神話外，也朝其他主題方面探索發展。

雖然亞地加戲劇產生於宗教儀式世俗化的一部分，但戲劇節慶卻仍然是宗教節日，戲劇形式亦仍被來自宗教起源的嚴格傳統所控制。亞地加的戲劇因此以一種文化的共同核心，成為提供給市民民主政策的一部分。西元前五世紀的戲劇傑作，透過了詩，給予雅典公民精神上的啟發，在荷馬及赫西奧德的傳統中，以及一神情感宣洩的體驗，昇華了公民社區生活中尖銳緊張的情緒。因此，西元前五世紀歷史劇常以雅典作為舞台的背景。

在悲劇方面，埃斯庫羅斯(Aeschylus，西元前524?-456)正處於雅典意氣風發的擴張時期。在法律和埋性的基礎上，透過受苦而達到和諧，是其戲劇主題的發展；索佛克里斯(Sophocles，西元前496?-406)則處於雅典偉大的顛峰時期，使他的主題在於表達人類成功後的脆弱；尤里皮德斯(Euripides，西元前485-406)是處於伯羅奔尼撒戰爭衰敗期間，他的戲劇則呈現出無法解決的紛爭，偶爾還有浪漫快樂的結局收場。同樣地在喜劇方面，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黑暗接近時，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西元前450-385)總是將熱切討論的重大議題轉化成天馬行空的快樂幻想。雖然城市曾創造過這些戲劇，這類的公民戲劇卻不願亦不能存在於城市的頹敗中。


希臘城邦文化的衰落(西元前404-322)
西元前四世紀希臘城邦文明的衰落，並未停止希臘文化的擴散，或阻礙了高級文化作品的創作。相反的，西元前五世紀在雅典發展出來的精緻洗練文化，擴散到其他的希臘城市。

希臘各城市都建有劇院，也引進戲劇節慶。馬其頓、小亞細亞及黑海地區那些粗俗野蠻的君王，也不斷使自己的朝廷希臘化，且大力贊助希臘的藝術家、詩人及學者。

當雅典仍是希臘文化領導者時，發展形成各種優雅的高級學問，西元前五世紀經由智者派(Sophists)引進的修辭學，到了職業政客(如狄摩西尼Demosthenes、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希佩里德斯Hyperides、利庫爾戈斯Lycurgus)與法庭演說的職業作家(如呂西阿斯Lysias、伊塞奧斯Isaeus)等人手中，變成為一種高度複雜精巧的詭辯藝術，致使Sophists又可稱為詭辯學派。在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西元前436-338)的主持下，修辭學成為高等教育課程的核心，並在學校中蔚成制度作長期訓練，它不僅栽培出希佩里德斯(Hyperides)與利庫爾戈斯(Lycurgus)等辯論家，也造就出如埃福羅斯(Ephorus)與希巧斯的泰奧彭波斯(Theopompus of Chios)等歷史學家。

高等教育的另一項建制，則是產生自哲學探究的蘇格拉底風格，它是由蘇格拉底的學生怕拉圖(西元前427?-347?)發展出來的正如伊索克拉底學派，創建於約西元前385年的柏拉圖學院，提供一般教育以作為從政領導的預備，然而其研習課程乃專注於畢達哥拉斯傳統的數學，與蘇格拉底傳統的辯證法(在道德問題與政治哲學方面)。

柏拉圖最著名的學生亞里斯多德(西元前384-322)，在他的晚年也創立了自己的學校(呂刻昂Lyceum，西元前335)，這個學校希望將希臘城邦文化所發展出的一切高等學識，達成一種百科全書式的綜合。亞里斯多德講授的學問使涵蓋了邏輯、形而上學、心理倫理學、政治學、修辭學、詩、數學、天文氧物理學、植物學、氣象學、地理學、動物學等。這些學校吸引了無數來自全希臘的學生，不僅使高等學識普及發展，也使雅典成為一座大學城，而亞地加方言則成為受過教育者共通的語言。

在此同時，希臘城邦文明的衰落也在市民文化統一的分裂上反映出來，公共事務的管理，愈來愈被訓練有素的專家所獨占；新「大學」的高等學識存雅典來說，也只是為少數人的特權而開設。雖然由於雅典普遍實施國家支持與贊助的戲劇表演，而使貧苦民眾的文化生活得以提升，但戲劇因此成為不過是一種通俗文化。喜劇脫離了儀式化的形式與政治性的內容，演變成風俗喜劇；悲劇因無法有任何新的發展，而一再上演西元前五世紀的戲碼。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正發展出複雜的一神論形上學體系時，較低階層的宗教仍十分迷信，且日漸受到東方拯救靈魂福音的影響，雕像受到知識貴族階級的愛顧而更為精緻，但在此同時代表通俗藝術的花瓶繪畫卻衰落了。

不僅財閥統治者的精緻文化與大眾的通俗文化日趨分離，同時財閥統治階級也因城邦危機所引起的觀念上的不和而分裂。蘇格拉底的被處死刑(西元前399)，正顯示出接受現狀的政治家與主張改革的哲學家，彼此嫌隙分裂之深。在伊索克拉底與柏拉圖學院間的衝突，甚至使這種分裂制度化。前者以修辭為教育設計的核心，欲培植出務實者來改進現實世界；後者則希望教育出擁有崇高理想與豐富學識的「哲學家皇帝」，以取代現狀。

亞里斯多德試圖調和二者問的差異，發展出一種較具彈性的保守理想主義的觀念，然而他的努力，卻因為毫無疑問的接受希臘城邦的基本定制度而告失敗。他的觀點也被極力宣揚抵抗馬其頓征服的偉大演說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所接受，唯一深刻體認到國家需要統一的知識分子伊索克拉底，卻以這見解而使他接受馬其頓的統治。

由於知識界分門別類日趨專精，更加重了意識型態上的分裂，亞里斯多德百科全書式的專家見解，曾經英勇地企圖克服這一趨向，以色諾芬(Xenophon，西元前430-354)為例，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將軍兼作家，他的作品包括了修昔的底斯式的歷史，修辭學式的純文學散文，蘇格拉底式的哲學論文，但他卻只是一個唐吉珂德式的過時人物。

城邦的危機，也反映在大家關切的焦點已從城市轉移到個人此一普遍的趨勢上，其中一例就是以社會習俗取代政治事務，成為喜劇的中心主題。在藝術方面，利西波斯(Lysippus)、斯科帕斯(Scopas)及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等人的作品，已缺乏如西元前五世紀藝術的社會意義，而是具有個人寫實風格與心理狀況的描繪。在哲學方面，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取向，已遭蘇格拉底其他學生所挑戰，如享樂主義的亞里斯底布斯(Aristippus)、憤世嫉俗的安提西尼(Antisthenes)和第歐根尼(Diogenes)，他們主張退出政治，培養個人的自滿。


馬其頓統治下的希臘(西元前338-200)
喀羅尼亞之役(Battle of Chaeronea，西元前338)的結果，使希臘完全臣服於馬其頓。由腓力二世組織起全希臘城市，所成立的科林斯希臘聯盟(Hellenic League of Corinth)，儘管在口頭上承認它的自主權，但事實上卻是將希臘城市的國外政策與國內政治，都置於馬其頓君王的予取予求之下。由於希臘城市不斷起來叛變，經常引起馬其頓的內部危機，亞歷山大三世(西元前336-323在位)被迫採取暴力、獨裁的統治方式，例如摧毀底比斯(西元前335)，並經由他的代理人安提帕特(Antipater)統治希臘時，建立了一個狹隘的贊同馬其頓統治的寡頭政治，並派軍隊駐紮當地，以維護馬其頓的統治權力。

馬其頓完全統治希臘的這段期間，實際上與馬其頓帝國本身的統一時期一樣短暫。亞歷山大死後，其繼承者因競爭而引發的戰爭(西元前321-280)，與馬其頓、亞洲、埃及等希臘化時代的各國君王所發起的戰爭，削弱了馬其頓王朝的力量，使它不得不滿足於間接的統治。由於這個原因，馬其頓一直無法制止希臘城市為爭取自身完全自由的不斷努力。

然而，希臘爭取獨立的奮鬥，卻交織著希臘本身內部彼此爭奪領導權而兩敗俱傷的鬥爭。對馬其頓最有效的抵抗就是，由各城邦統一成為較大而由希臘人控制的地區，埃托利亞同盟(Aetolian League)、亞該亞同盟(Achaean League，西元前280-198)及斯巴達(西元前227-221)就相繼興起。但它們也因此陷入了彼此交戰，並忙著對付那些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自己主權誓死不從的城市。此外，希臘城市反抗馬其頓的奮鬥，卻也被反對馬其頓的列強所利用，尤其是埃及。因此，由於希臘化時代各君主間為求勢力的均衡，而給予希臘一種虛幻的自主權，但也使它成為一片戰場，其間的戰爭時斷時續勝負不明，蹂躪荒廢了家園。

儘管希臘城市維持著傳統不變的政府結構，然而他們在追求自由而徒勞無功的戰爭中己筋疲力竭，他們也無能為力去發展起任何的國家凝聚力，這些都破壞了人們對共和愛國的根基，並使城邦淪為僅僅是城市。羅得斯島以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商業貿易的財富以及與埃及結盟，是西元前三世紀末，唯一還在愛琴海事務中扮演活躍、獨立角色的希臘城邦。另外，共和的傳統則只存在於修正式的自治邦聯之中，例如埃托利亞與亞該亞同盟。


社會的發展
當希臘城邦正逐漸喪失它們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時，它們也面臨著內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亞歷山大征服東方，暫時緩和了西元前四世紀的經濟危機。在其部隊中的士兵，衣錦榮歸地返回希臘時，遍及東方的新殖民地吸收了希臘相當的過剩人口；希臘出口品的廣大市場也被打開了。希臘享受了一段繁榮時期，持續到西元前280年。自此之後，釀成西元前四世紀危機的相同狀況又再度顯現，連續不斷且破壞力日強的戰爭愈演愈烈。

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東方的新希臘--東方社區開始與希臘展開競爭，希臘出口品的市場便日趨萎縮。自由勞動者的工資不斷下跌；擁有中等規模的農田或工廠的中等階層，同樣的也逐漸貧困。不論富人或窮人間，殺嬰與墮胎相當普遍。在許多希臘城市，爆發了尖銳的階級戰爭。然而除此之外，如羅得斯島與雅典等城市，仍富裕得足以補助貧苦階級。

社會革命家的計畫重點一如西元前四世紀，仍為取消債務、重新分配土地。唯一的新主張是解放奴隸，取得他們的支持是相當必要的，如此才能夠對抗當時勢力強大的傭兵。

從一開始馬其頓君王便有意將自己塑造成對抗革命的社會秩序捍衛者以獲得支持。結果造成社會革命演變為交織著追求國家自由的奮鬥，雖然，馬其頓君王偶爾也利用社會革命的狀況，以便於建立一個傀儡的暴君政權。馬其頓君王與亞該亞同盟最後聯手擊垮了斯巴達政權下的社會革命，斯巴達是唯一革命較成功的地方。

文化發展
希臘化時代，希臘與馬其頓、小亞細亞、埃及等希臘化的城市與朝廷，形成一種超越不同政治的統一文化。各朝廷競相吸引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年輕人自由地流動各城間追求教育機會；由希臘專賣的埃及紙草，使書的抄本不斷增加，又百新設立的公共圖書館(最大的圖書館位於亞歷山大城與白加孟)更促進了書本的流通。結果，在各種領域的學者指導下，希臘文化歷經了一種標準化的過程，這些學者為希臘-東方的城市貴族階級所搜集、組織，並努力編出一套評論性的標準經典。

此時，希臘地區性的公民愛國情操正逐漸消失，雖然希臘化的各國君王採取了神君的崇拜，希望將從前公民對城邦的熱誠轉移到自己身上來，但他們卻從未成功地創發出一種真正的國家意識。結果造成希臘文化的展望日趨國際化與個人主義。

希臘本身在希臘化世界占有一特殊地位，其文化著作仍保留著自己的特質。首先，希臘不像亞歷山大城或安提阿等城市那樣富裕，又沒有希臘化各君王的慷慨捐贈。因此除了埃托利亞與亞該亞同盟地區以外，其他地區殊少新的建築出現。就在小亞細亞沿岸，希臘化精緻優雅的都市計畫為普利尼，或建造一座真正華麗的希臘化的神廟(馬格內西亞Magnesia)不斷出現。除了繁榮的羅得斯島外，甚至連較便宜的雕刻藝術在產量上也減少了。

經濟的停滯與缺乏王室的支助，也可以說明在科學突飛猛進的希臘化時代中，希臘為什麼會貢獻不多。在希臘化時代中的偉大科學人中，除了在天文學上書寫主張太陽為中心的阿利斯塔克(Ahstarchus)生於薩摩斯以外，其他都出現在亞歷山大城或敘拉古。在雅典，亞里斯多德死後領導逍遙學派(Peripatetic school)的領袖泰奧弗拉斯特斯(Theophrastus，西元前370-286)，雖然還繼續師承，從事經驗主義的探討研究，尤其在植物學的領域中頗有貢獻，但是在西元前三世紀間具有科學心志的逍遙學派，卻是哲學上雅典學派中最沒有影響力的一支。至於亞里斯多德科學傳統的真正繼承者，卻是埃及國王支持之下而於西元前280年在亞歷山大城建立的博物館。

其次，希臘對未來的展望也比東方新興城市較為保守。它沒有像亞歷山大城或安提阿等那樣的大都會，在政治鬥爭期間也顯現希臘對城邦理想的固執。在文學上希臘也固守著傳統的形式，而未積極參與亞歷山大城詩人的創新運動，參加創新的詩人有卡利馬科斯(Callimachus)、式奧克里托斯(Theo critus)、羅得斯島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索利的阿拉托斯。在藝術上來自塔納格拉(Tanagra)赤土製成的小雕像與雅典的雕刻，理論上忠實信守著普拉克西特利(Praxitelean)風格，避免誇大的寫實主義與巴洛克式的矯飾，這類的風格在白加孟，甚至羅得斯島皆可見。在歷史方面，當亞歷山大城記載了亞歷山大及其繼任者的生涯時，雅典的菲拉爾克斯(Phylarchus)則以當代雅典抵抗馬其頓統治為其歷史主題；在整個學派中，最傑出的人物是非洛可魯斯(Philochorus，約西元前260年卒)，他研究雅典地方上的古代歷史。

第三，希臘曾經經驗過較大程度的政治自由與社會不安。埃及國王之所以建立亞歷山大城的博物館，目的在以對抗由希臘散發而來的自由思想，尤其是雅典。說教與諷刺的文學在希臘特別盛行，它們受到犬儒主義(Cynicism)、無政府哲學所鼓舞，被犬儒主義傳教者反覆宣揚而散播，底比斯約克拉特斯(Crates，西元前365-285)、邁加洛波利斯的塞西達斯(Cercidas of Megalopolis，西元前290-220)，與弗利奧斯的提蒙(Timon of Phlius，西元前320-230)等人所作的貢獻，而使這類的哲學在希臘特別盛行。

獨特的貢獻
希臘的地位與其特有的傳統，使雅典對希臘化時代的文化有兩項獨特的貢獻--新喜劇與各派哲學。新喜劇是在泛希臘化時代所產生的唯一原創性的戲劇。西元前四世紀的中期喜劇趨向導致的必然結論，就是採用完全世俗化的形式，與完全沒有政治內涵。至於新喜劇的情節，總繞著愛情命運打轉，劇中人物是普遍的平凡人，其風格該諧文雅。新喜劇因此反映出希臘化時代文化中四海一家的個人主義。只有在雅典產生過這類饒富深義的戲劇，新喜劇的代表人物是米納德(Menander，西元前342-292)，他拒絕了馬其頓與埃及國王所給予的可觀報酬。

在哲學方面，由於早在西元前四世紀即有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學派的建立，雅典因此得以享有龍頭地位。在這兩個老學派之後，又加入了新的兩派對手，一是西元前306年由伊比鳩魯GPicurus，西元前342?-270)創立的伊比鳩魯學派，另一是西元前301年由芝諾(Zeno，西元前335-263)創立的斯多葛學派。這四個雅典學派獨占了希臘化時代哲學。

這兩個新學派顯現出四海一家的面貌：伊比鳩魯利用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唯物論，希望藉此將個人從宗教迷信與政治效忠裏解放出來；芝諾則強調人人皆可自成聖賢。當亞里斯多德逍遙學派仍專注於其經驗探索時，柏拉圖學院則在阿塞西勞斯(ArcesiIaus，西元前316-241)的領導下力圖改變自己，以迎接斯多葛學派的挑戰，它於是成為認識論懷疑主義與實用因循主義的大本營。

最活躍與最富建設性的是斯多葛學派，雖然芝諾的人人皆可成聖賢的主張，與希臘化時代的統治者有密切的關係，芝諾的繼承者克萊安西斯(CIeanthes，西元前330-231)卻強調斯多葛教條中的宗教層面。克里西波斯(Chrysippus，西元前280-205)則以有系統的斯多葛哲學邏輯與形而上學，回應來自柏拉圖學院破壞性的批評，並使它們在強烈的共和趨勢中，成為一種服公職時無可妥協的倫理規範。


羅馬統治下的希臘(西元前200-西元330)
羅馬與馬其頓間的衝突始於羅馬在兩次對付伊利里亞海盜戰爭，於亞得里亞海東部建立了一處灘頭陣地。因此引發戰爭(第一次馬其頓戰爭，西元前215-205)，當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西元前221-179在位)與迦太基結盟，卻在第二次馬其頓戰爭(西元前200-197)後，使羅馬崛起成為希臘首要的強權。身為馬其頓的敵人，羅馬在第一、二次馬其頓戰爭中，受到埃托利亞同盟(Aetolian League)、雅典、斯巴達、羅得斯島等積極的支持。

西元前196年獲勝的羅馬將軍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mamininus)宣布，所有的希臘城市皆可獲得完全的獨立，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個決定不將希臘組成一個省，意味著不再徵收貢品，不再駐紮軍隊，地方法院亦毋需對省區總督提出上訴。但另一方面來說，羅馬一開始就以希臘各城市的主權國自居，不僅使希臘城市從馬其頓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且可調整領土疆界，對友好城市予以獎賞，對具敵意城市予以懲罰，又強行命令若干城市修改內部組織等，並希望所有城市都實行親羅馬的外交政策。

不久之後，那些在馬其頓戰爭中保持中立或親羅馬而自以為是自由的城市，從實際的事實已體認到自己已經降為臣屬地位時，反羅馬的情緒就油然而生，其中又以下層階級主張社會革命的人士最為強烈，因為羅馬和過去的馬其頓一樣，以它的影響力加強富人的政治地位，最顯著者莫過於對執政官財產資格的要求。

愛琴海地區每一個反抗羅馬的鬥士都受到希臘的支持：首先是敘利亞戰爭(西元前192-189)中敘利亞的安條克三世(Antiochuslll)；而後是第三次馬其頓戰爭(西元前171-168)中馬其頓的佩爾修斯(Perseus)；最後是第一次米斯里戴特戰爭(Frst Mithhdatic War，西元前88-84)中本都(Pontus)的米斯里戴特六世(Mithridates VI Eupator)。亞該亞同盟本身甚至在西元前146年，發動了一次瘋狂的叛變。其最終結果，當然是希臘的自由受到更嚴厲的限制。

亞該亞同盟叛變後，大部分的希臘城市都遭受到徵收貢金的處罰。它們內部的制度也反映出羅馬的影響，雖然沒有一致的規定。羅馬解散了所有的聯盟，並禁止個人所擁有的財產超出一個社區之外，藉此使希臘城市相互孤立。希臘仍有自由約假象，直至西元前27年奧古斯都大帝將希臘改名為亞該亞省，這一假象才隨之幻滅。


羅馬的統御
羅馬統治的影響，對希臘的經濟而言是一場大災難。羅馬比馬其頓更為嚴酷，以無情的毀滅來鎮壓反對者：西元前146年徹底摧毀科林斯，並於西元前86年在蘇拉(Sulla)的命令下，展開對雅典人的大屠殺，這些都是極端的例證，其實整個希臘沒有一地得以倖免。這種殘酷的蹂躪直到希臘所有的反抗活動都消失為止，按著希臘又淪為羅馬內戰的主要戰場力日法薩盧斯(西元前48)、腓立比、亞克興等戰役。

歷經這些浩劫以後垃末有經濟復甦來彌補。共和時代的羅馬政府對希臘不僅沒有絲毫貢獻，反而犧牲希臘的經濟利益，來增進羅馬本土的利益，只要東方希臘化的君主們存在一天，羅馬就推行君主與君主彼此間，又與希臘相互間孤立的策略，即由於這一策略的實行，永遠傷害彼此間的商業關係，這種關係正是希臘過去享有繁榮的根本。羅馬以徹底毀滅重要的商業中心，來懲罰對它的不忠，這種作法顯示出它對希臘經濟福祉漠不關心的態度。比摧毀科林斯與雅典影響更深遠的是，第三次馬其頓戰爭後羅得斯島的癱瘓，使海盜得以在愛琴海地區橫行無阻。如此的大災難使經濟完全崩潰，西元前一世紀時，油與酒這兩種傳統的希臘出口品還必須從義大利進口，在奧古斯都的統治期間(西元前27-西元14)，他所建立的新殖民地是希臘唯一繁榮的城鎮。

一、二世紀的羅馬皇帝，給予希臘較寬大與負責的統治，如此雖然使情況得以緩和，但仍無法挽救希臘致命的創傷。儘管西元27年，希臘被建制為亞該亞省，且一開始有一些城市被稱為「自由約」(因免除其貢金)，但其他城市直到二世紀，才被對希臘友善的皇帝列入自由名單之中。個別的希臘人則被吸收進入帝國的統治階層，並於二世紀列名於羅馬元老院。衰敗的地區(科林斯與帕特拉斯)則因被建為羅馬人的殖民地而逐漸恢復，奧古斯都也在尼科波利斯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原有的城市與宗教中心(特別是雅典、奧林匹亞、特耳非)則以公共建築增添其光彩，尤其是在哈德里安皇帝(Hadrian，西元117-138在位)為最。

凱撒未完成的科林斯地峽運河，哈德里安抽乾寇派斯湖的計畫，這些公共工程則顯現出了帝國對此一地區經濟的關切。哈德里安也補助支持宗教節慶活動，而安東尼努斯．庇護(AntoninusPius，西元138-161在位)與奧理略(Marcus Aurelius，西元161-180在位)則捐助雅典的修辭學與哲學的講座，甚至允許希臘再度恢復結盟來表達自身的利害一致(亞該亞同盟、特耳非同盟會議)，哈德里安也建立了一個新的泛希臘聯盟，以雅典為中心，讓羅馬世界中任何希臘社區皆可加入這一聯盟。


城市的衰落
希臘仍沒有商業的需要以彌補其自然資源的貧乏，它的困境因僅有的財富極度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富人從事非企業性的投資而日趨惡化。西元前一世紀會被密集耕作的土地，而今淪為牧場。希臘所能指望的唯一收入來源，便是前來雅典追求高等學問的學生，及自古以來人數眾多的遊客，他們遍遊全希臘。公民大眾因貧窮而道德墮落，乃至為任何施捨而歇斯底里的謝天謝地，未得手便起而騷動暴亂。

在這種環境之下，希臘人口依然繼續減少：在二世紀時在希臘或許尚有12座城市達到適度小城鎮的規模。到了三世紀，野蠻的哥德人與赫魯利人(Heruli)占領雅典(西元267)，破壞遠達南部的斯巴達，此時的皇帝不再有補助復原的行動。四世紀尚可列為城鎮的，只有科林斯與雅典。


文化發展
羅馬並未試圖將希臘或希臘化的東方予以羅馬化，但羅馬文化卻被希臘化了，以往一直專注於征服的貴族，開始培養足以享受精緻優雅文化的興趣。希臘文化因此存留下來，一方面是臣屬羅馬帝國人民的表達媒介，另一方面也是統治民族的生活內涵。

西元前一、二世紀間，在希臘的希臘文化，因羅馬人急欲將它變為己有，而使它的完整性幾乎為之滅絕。雖然羅馬人大規模的占用藝術作品，且大規模的輸入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確實減少了希臘的文化遺產，但羅馬的購買力也刺激了希臘的文化的產量。羅馬對希臘藝術的需求，振興了雅典的雕刻藝術；在雅典的哲學流派，深受羅馬年輕人的支持愛顧，羅馬對演講術的興趣，也激勵了希臘修辭學派(尤其在羅得斯島)以及各派哲學課程中修辭學的復興。

隨著對羅馬市場的依賴，使希臘開始接受羅馬的觀點。西元前155年，雅典派三個主要哲學流派的領導者為其代表出使羅馬，藉此在羅馬市場上廣泛介紹雅典的高級學識。因此哲學教義顯得日益配合帝國官僚體系的需要。阿塞西勞斯(ArcesHaus)的懷疑論，已經成為柏拉圖學院嚴格知識訓練的工具。阿塞西勞斯的繼承者是卡涅阿德斯(Carneades，西元前214-128)，採取了懷疑論的同樣立場，但發展出一種有實用可能性的學說，開啟了通往折衷主義的一扇門，吸引了全然實際性的羅馬心靈。卡涅阿德斯的實用主義由安條克(Antiochus)充分發展，他在西元前79年前後成為怕拉圖學院的院長，也已退化至平庸的地步，而可在安條克的學生西塞羅(Cicero)的哲學著作中看出來。

在斯多葛學派來說帕奈提奧斯(Panaetius，西元前185?-109?)曾在羅馬與雅典間來回穿梭，他捨棄了獨立自主、堅忍剛毅等斯多葛主義的理想，而傾向支持公職服務的倫理。它是如此接近羅馬官僚體系的信念，所以西塞羅在其《國家論》(De of ficiis)中繼之闡揚。帕奈提奧斯更具影響力的學生波塞多尼奧斯(Posidonius，西元前135?-51)，他將斯多葛學派普世共合國的理想與羅馬帝國合而為一，並將精妙的神鬼論引入斯多葛的形而上學中，以修正羅馬的狂熱宗教信仰。

伊比鳩魯學派則退出政治，繼續宣揚倡導其理想；羅馬內戰的混亂期間，其立場的吸引力再度被如魯克雷修斯(Lucretius)的羅馬人發現。亞里斯多德學派仍不顯要。在歷史學方面，連加洛波利斯的波利比奧斯polybius)，以其敏銳分析羅馬的成功原因，達到很大的成就，他是小西庇阿(Scipiothe Younger)的朋友，也是亞該亞戰爭後羅馬派駐希臘的代理人。


古物研究與古風
在羅馬皇帝統治下，希臘的文化生活，形成了研究這一國家偉大過去的風氣。這種古物研究，通常是矯揉造作的，往往也遠離當代生活，有時則迎合羅馬遊客的品味，雖然如此總還維持著希臘中產階級殘餘的自尊。在希臘的希臘人不僅不學習拉丁語，甚至還復興他們自己的古代方言。地方執政官以「遵照老祖宗的辦法」執行職務為榮，而殘餘的貴族則煞有其事的發表其族系家譜，上溯四十代或更多，而及於一個英雄或神祇為止。在宗教方面，曾盛行於三、四世紀的東方式的革新傾向，至少在上層階級，已被一種愛國的保守主義所取代，而致力於象徵國家文化的古物研究。

羅馬文化的注入遭到了抗拒，希臘是最後一個容許競技格鬥比賽的省區，而且好長一段時期，僅限於科林斯的羅馬殖民地內。希臘城市繼續建造體育館，而非羅馬浴室。在建築方面，希臘建築難得嘗試羅馬的拱門建造，即使有，也無法掌握其形式。在雕刻方面，大量外銷遍及羅馬世界各地的古典雕像仿製品，支持著雅典的工廠。

在雅典的哲學流派中，唯一具有創造活力的是亞里斯多德學派，它為亞里斯多德的經典作了一連串的評論註解，達到成果豐碩的古物研究，其中以阿弗羅狄西亞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西元200年)的成就最高。在流派之外且享有廣泛吸引力的是如愛比克泰德Gpictetus，西元5?-135)、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約西元40-112)等斯多葛與犬儒主義的宣傳者，他們力勸不快樂的希臘人要滿足於沒有迫害的寧靜，受比克泰德因遭迫害而從羅馬來到了尼科波科斯，有不因世事的糾結而墮落腐敗，到了塞內加手裏的斯多葛主義就變得如此詭詐。

二世紀到四世紀間最具影響力的文學運動，是所謂第二詭辯學派(Second Sophistic)對古文修辭學的研究，在這時期的研究已將修辭學淪落為矯揉造作的地步，不過它也刺激產生對古希臘文學經典作嚴肅性的批評研究。保薩尼阿斯(Pausanias)所著有關希臘偉大的考古學上的描述，是以審慎的學識奉獻於希臘過往光榮的不朽著作。

二世紀希臘貴族文化最好的部分，反映在普盧塔克(Plutarch，西元46?-120)的生活與著作中，普盧塔克雖然在羅馬既有錢又有勢力，但他卻甘於在喀羅尼亞省區過他的生活，作一個下級的地方執政官，及在特耳非做一位教士。普盧塔克論歷史、宗教、倫理與哲學的無數作品，將希臘文化精神提升到一種宗教，如猶太文化一樣，而使對政治已經灰心的人民賦予永恆的價值。

福音隨著基督使者的腳蹤，從小亞細亞向西開展，由腓立比、帖撒羅尼迦、雅典逐步南下，西元51年聖保羅在科林斯建立了教會，基督教已然在希臘各地傳播散布。二世紀時科林斯的主教戴奧尼修斯(Dionysius)曾寄信給雅典、斯巴達、諾薩斯以及克里特島的戈提那的教會。二世紀希臘的知識分子似乎也已開始改信基督教：最早的兩位護教學者亞里斯底德斯(Aristides)及阿特那哥拉斯(Athenagoras)都是希臘人，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可能最初也是來自雅典；三世紀時，亞該亞的主教頭銜已受到教廷的認可。古希臘文化，漸次過渡走向福音化的腳步，已經是顯然可見的事了。歷史明鑑，基督的福音所及，望風披靡者豈止希臘？羅馬、西班牙，甚至歐、亞、北非，無不如聖經所言，這信仰要「傳遍地極」了。


希臘近代歷史與政府
西元330年以後的歷史與政府
現代的希臘政府成立於西元1830年，已過去數世紀以來，深受兩大帝國統治的歷史經驗影響，這兩大帝國就是將希臘納入版圖的拜占庭帝國與鄂圖曼帝國。

拜占庭帝國
西元285年，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統治下，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330年，君士坦丁以古希臘城拜占庭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並重新命名為君士坦丁堡，意即君士坦丁的城市。此後，當羅馬帝國西半部正因蠻族入侵而陷入混亂狀態時，君士坦丁堡持續了上千年的發展，並成為拜占庭帝國的中心。

拜占庭文化
雖然拜占庭代表了希臘與拉丁文化的結合，但就整個國家而言，普遍通行的仍是希臘的語言、文學和教育。拜占庭帝國不僅發展出高度文化與極度繁榮的商業，更將疆域擴張至歐洲和亞洲。同時，拜占庭也是將基督教傳入巴爾幹半島各國和東歐的中心，十世紀時，基輔俄羅斯皈依基督教也是受拜占庭影響。

雖然官方語言為希臘文，整個帝國卻是由許多不同民族所組成，現今的民族自覺概念在當時並不存在。不過，拜占庭帝國的確保存並傳遞了希臘文化傳統。正因如此，十九世紀的現代希臘不僅自認是古希臘的正統傳人，也是拜占庭傳統的繼承者。


外族入侵
拜占庭時期，希臘文化的中心是君士坦丁堡，而非希臘本土。希臘本土上，商業和農業逐漸衰退，雅典也失去學術中心的地位。在整個拜占庭時期中，希臘本土及各島嶼一直是外族入侵的對象。因此，不僅徹底改變了原來的民族組合，更對整個地區的繁榮及發展帶來破壞性的影響。

西元四、五世紀時，希臘曾遭西哥德人、汪達爾人、東哥德人以及匈奴的入侵。六至十世紀間，有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阿瓦爾人、庫曼人與佩切涅格人的侵擾。十一世紀時，又有與現代羅馬尼亞人同族的弗拉其人移居至塞沙利。十一、十二世紀，諾曼人、威尼斯人與十字軍是主要威脅。十四、十五世紀，阿爾巴尼亞人大規模遷入希臘。

上述各民族中，以斯拉夫人(Slav)的影響最為深遠，也最具爭議性。自六世紀起，斯拉夫民族就開始移居馬其頓、伊庇魯斯與塞沙利，西元623年，更遠達克里特島。斯拉夫民族逐漸遷居至這塊地區，並開始採行希臘文。

直到十一世紀為止，希臘本土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與東方，也就是上述各民族或保加利亞帝國；爾後，主要威脅轉移至西邊，先是義大利南方的諾曼人，繼而是來自地中海的新興商業帝國威尼斯。

不過，對希臘的發展最具影響的卻是由西方而來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受到威尼斯人的影響，1204年十字軍將注意力由伊斯蘭教「異教徒」轉移至基督教大城君士坦丁堡，並大肆劫掠這塊地區。拜占庭帝國在威尼斯與西方封建領主的瓜分下，自此也分裂成數個部分，希臘本土和各島嶼在失去帝國統治下也無法統一了。

此時成立的王國中，有不少王國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特別是亞該亞公國(1205-1432)與愛琴海公國(1207-1566)。威尼斯和熱那亞也獲得相當重要的地理區，例如威尼斯在1204至1669年間據有克里特；1209-1407年間占領了尤比亞。

當時西方人，亦即法蘭克人的統治並不受歡迎。由於西方封建制度的引進，很快就導致統治者信奉的天主教，與人民信奉的東正教教會間的衝突，所以許多人反而視後來的鄂圖曼土耳其人為自法蘭克專制政權中拯救人民的解放者。

1261年起，拜占庭帝國逐漸收回某些權力，但已無法重建以往控制希臘世界的勢力。何況兩個新興強權正對其生存構成威脅，一是沙皇杜鄉(Czar Dusan)領導的塞爾維亞帝國，另外為鄂圖曼土耳其人。塞爾維亞的威脅在1355年杜鄉死後逐漸解除；但1453年鄂圖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並使它成為龐大伊斯蘭教帝國的中心。


鄂圖曼帝國
在希臘歷史上，鄂圖曼人統治期間一般認為始於1453年；然而1453年前，鄂圖曼勢力早已控制希臘本土的大部分區域。1365年，鄂圖曼人開始征服巴爾幹半島，是年，亞得里亞堡失守。1380年馬其頓失陷，1393年塞沙利亦淪陷；此後，希臘其他地區迅速落人新入侵者的手中。

雖然威尼斯仍掌握一些島嶼、港口和戰略據點，但鄂圖曼已成為近東的強權了。1470年，希臘本土被劃分成六個行政區。爾後的四百年中，君士坦丁堡受鄂圖曼統治，它仍是希臘文化與影響力的中心。希臘本土在土耳其統治下，正如拜占庭統治一樣，它仍舊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地區。


鄂圖曼的制度
與其他被征服的巴爾幹基督徒一樣，希臘人也被納入鄂圖曼的行政管理制度中。在鄂圖曼人眼裏，政治階層的劃分基礎是宗教而非國籍。被征服的人民均可自願皈依伊斯蘭教信仰，但希臘人中只有克里特人改變其宗教信仰。

一旦成為伊斯蘭教徒，就是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在帝國內能夠享有特殊地位。堅持基督教信仰看則被劃入低等階層，並依米勒特(millet)制度管理。這種制度下，人民依其所屬教會來劃分。因此，帝國內的希臘人隸屬於其中最大的希臘正教教區，受鄂圖曼政府的官員--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管轄。

鄂圖曼統治初期，教會組織依巴爾幹民族來區分：塞爾維亞人屬於派赤大主教轄區，保加利亞人接受奧克里德(Ohrid)大主教的管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相當顧及希臘人民的利益。

起初，鄂圖曼統治並未形成被征服人民無法忍受的負擔。在地方上，希臘農夫與村人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社區事務則由地方著名人士管理。某些希臘島嶼和本土地區在鄂圖曼制度內更享有特權，鄂圖曼帝國對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較西歐進步。

對農人而言，稅制和有關土地的規定較拜占庭統治時有利，地位也比西方封建制度下的農奴高。但是，信仰基督教的人民通常需支付土地什一稅、人頭稅和其他稅捐，因此不願臣服於伊斯蘭教徒的統治；此時，基督教對天主教和西方勢力的敵視，高於對伊斯蘭教的怨恨，由下面這個諺語即可說明：「土耳其人的劍比法蘭克人的麵包好」。

改信伊斯蘭教的基督徒，因「孩童稅」課徵制度的施行，而在帝國政府中居領導地位：每隔一段時間，許多巴爾幹臣民的孩童被送往君士坦丁堡，並皈依伊斯蘭教。孩童中，最佳者被送入宮廷學校，接受帝國管理者的訓練，其他人則成為鄂圖曼帝國軍事優勢的基石--禁衛軍(Janissaries)的一分子，兒童稅課徵制度於1637年才被廢止。

鄂圖曼帝國衰亡時期的社會結構
蘇萊曼一世統治期間(1520-1566)是帝國的全盛時期，他死後帝國即迅速衰敗。貪污腐敗與管理不良成為中央和省級政府的通病。鄂圖曼軍隊不再所向無敵，政府也無法再享有來自各地的戰利品。農民的土地擁有權遭到更嚴苛的限制。此外，大幅增加稅捐，而稅捐徵收過程更是職權濫用與暴力充斥。

帝國衰敗期間，一些希臘人在帝國境內仍然能夠獲得利益；這種現象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稱為「高級合作關係」。由於語言能力與管理技巧精通，希臘人很早就在鄂圖曼政府中擔任某些職位；其中重要的職位包括主譯員(相當於外文祕書)、艦隊譯員，以及多瑙河流域，摩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兩省的首長。

由於使用希臘文並提供希臘文教育，在希臘正教教層級節制的階級制度中，希臘人亦占據較高層的職位。十八世紀時，這種影響使希臘人得以清除派赤境內的塞爾維亞人，和奧克里德境內保加利亞人的教會組織，而以希臘人的教會組織取代與控制。與鄂圖曼政府一樣，希臘正教教會也同樣腐敗，教會聖職甚至是大主教之職，均可買賣交易。

參與鄂圖曼統治管理制度的希臘人，通常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納爾區，被稱為法納爾人。此外，掌管帝國商業的希臘商人也在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國大革命戰爭期間，英法兩國結束彼此的商業活動，希臘商人因獲得在船上懸掛蘇俄旗幟的權力，致使他們的地位在十八世紀後期更加提升。

當法納爾人與鄂圖曼政府、希臘正教教會關係密切時，商人得以乘機旅行與繁榮商務，這種情況無形中使商人與希臘本土農民在生活和思想上大相逕庭，然而他們仍然聯合一起，推翻鄂圖曼政府。


希臘革命
雖然一些希臘人在鄂圖曼體系下居於強勢地位，但整個希臘世界在十八世紀末已準備反叛，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國際關係的變化。自十七世紀末開始，俄羅斯和哈布斯堡帝國曾多次聯軍打敗鄂圖曼帝國。此時，俄羅斯對鄂圖曼統治下的希臘正教基督徒的企圖心已相當明顯，這一點對爾後希臘的發展更是關鍵。所以，俄羅斯成為希臘正教基督徒求助的對象。西元1770年，凱薩琳大帝曾象徵性的派遣武力到伯羅奔尼撒激勵希臘人反叛。


民族自覺
十八世紀末，希臘的民族意識歷經了一段重新覺醒的時期。由於與西方接觸密切，為數眾多且財力雄厚的商人階級，深受法國革命衍生的自由與民族主義等思潮影響。詩人、學者、作家和革命領導人到處傳播此類思想，並將其運用於希臘人民與愛鄂圖曼統治的現況上。傳播這類思想最著名的人，包括菲拉伊歐斯(Rhigas Pheraios)與科拉伊斯(Adamantios Korais)。他們不僅喚起希臘人民對光榮的過去，尤其是偉大古希臘時代的回憶，而且將此時在鄂圖曼人統治的地位與昔日地位互相對照。


武裝革命
由於戰亂頻仍，加上中央政府分裂，希臘本土的情勢更加惡化。為平息1770年的動亂，鄂圖曼派遣阿爾巴尼亞軍隊到伯羅奔尼撒，但這批人卻對當地從事長達九年的破壞。此外，一些省級首長也逐漸反抗中央政府的威權，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約阿尼納的帕夏(Ali Pasha of Janina)。

因鄂圖曼帝國無能，再加上希臘民族意識高漲，終於使希臘革命時機逐漸成熟。希臘本土上的人民大多已武裝，並組成正規或非正規部隊。只要革命開始，希臘商人的商船馬上會與島民結合。

1814年成立於敖得薩的祕密社團菲力克希太利亞(Philike Hetairia)，一連串的行動催快了希臘革命的產生，革命首先爆發於受希臘影響頗深的多瑙河流域諸公國。1821年3月，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一名武官伊普西蘭蒂親王(Alexandros Ypsilanti)，首先越過普魯特河，進入摩達維亞。然而，他所率領的希臘軍隊很快被鄂圖曼軍隊及羅馬尼亞的反對運動勢力擊敗。3月25日，另一項行動也同時在伯羅奔尼撒展開，這次行動開啟了希臘境內持續十年的革命與內戰。

起初的革命是成功的，革命軍控制了伯羅奔尼撒及科林斯灣北部地區。但這些地區是革命軍活動範圍的極限，伯羅奔尼撒自此成為革命中心。希臘船隊也控制了一些島嶼，不幸的是整個革命期間，希臘內部不斷出現領導權的紛爭。因此，革命戰爭的同時，也正進行著內戰。

1822年1月，在埃皮達魯斯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中起草了一部憲法，並且選出法納爾人馬夫羅科扎托斯(Alexandros Mavrocordatos)為首任總統。然而，這個政府未能有效運作，也無法整合其他黨派，繼起的政權同樣無法提供一個團結領導中心。

由於內部政治不穩定，希臘軍隊無法保有早先的優勢。1825年，鄂圖曼帝國因未能控制軍隊內亂而求助於埃及的帕夏阿里(Met Ali)，並以克里特和伯羅奔尼撒為報酬。埃及軍隊很快占領了克里特，並開往伯羅奔尼撒，希臘革命此時似已失敗。


他國的介入
1826年，情況顯示若無外國援助，希臘革命將無法成功。自1821年革命爆發後，外援的可能性相當渺茫。希臘人首先求助於俄羅斯，但亞歷山大一世拒絕幫助一個反抗合法政府的叛亂團體。往後數年，希臘轉而向西方各國求援，尤其是英國。由於親希臘運動的興起，使他們得到了極大的支援。況且，一旦情勢顯示希臘革命不會立即平息，其奮鬥馬上引來整個歐洲普遍的可情與關切。

歐洲的知識分子視現代希臘與其古典研究根源的古希臘為一體，因而督促政府援助希臘革命。1824年，詩人拜倫死於邁索隆吉翁，而其他歐洲人民又參與這項革命，於是希臘革命更加引起全歐輿論的注意。

埃及的介入與人民的普遍同情，終於迫使歐洲各國政府展開行動。1826年，俄羅斯與英國簽署聖彼得堡協議；1827年，法國也簽訂了倫敦盟約加入兩國的行列。這些協定的目的都在於調停衝突，並確保希臘獨立。1827年10月，一支巡邏地中海的法、英、俄聯合艦隊之分遣隊，在那瓦里諾戰役中擊敗土耳其和埃及的聯合艦隊。

由於這次的勝利，往後數月裏，俄羅斯與鄂圖曼帝國的關係更加惡化，戰爭終於在1828年4月爆發。在艱苦作戰後，俄軍成功地抵達君士坦丁堡近郊。1829年9月，俄羅斯和鄂圖曼帝國在亞得里亞堡達成協議，允許希臘建立一個獨立的從屬國。

俄土戰爭期間，英、法政府也與阿里達成協議，要求埃及軍隊撤出伯羅奔尼撒。1827年，以亞歷山大的前任外交部長卡波迪斯崔阿斯(Ioannis Capodistrias)為首的政府成立，他企圖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權，並以此作為成立現代政府的基礎。他的獨裁作風，以及對地位和權力的貪戀，導致希臘政壇嚴重的分裂。1831年，他遇刺身亡，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不過此時，各強權國家已開始著手建立希臘第一個獨立政府。

1827年10月，法、英、俄聯合艦隊在那瓦里諾戰役中擊敗土、埃的聯合艦隊。簽署倫敦盟約的三個強權國家同意建立一個獨立的希臘；1830年，三國決定應建立一個完全脫離鄂圖曼控制的獨立國家，但疆域比較狹小；1832年的最終協定則略微擴張邊界：從塞沙利的弗羅斯灣到伊庇魯斯的亞爾塔灣之間地區。雅典也屬於希臘的一部分，但新國家的人口將只有80萬人，三倍於此人口數的希臘人仍受鄂圖曼統治。



獨立的君主政體
由於受到法、英、俄三強特別的保護，希臘的內政也經常受三強的干預。三強不但界定了獨立希臘的疆域，更為希臘挑選國王及決定政府形式。王位原先有意許予薩克森-科堡的利奧波德親王，但遭到拒絕。最後，王位由巴伐利亞的路易一世以其十七歲次子，也就是鄂圖一世的名義接受。

由於希臘內部混亂，三強同意鄂圖得行使君主專制政體，並且解散原來的希臘軍隊，取而代之的是約3500名歐洲軍人(多數是德國人)所組成的新政府軍。因鄂圖還年輕，所以有三個巴伐利亞人為攝政：阿曼斯佩格伯爵(Von Armansperg)、海德格爾將軍(Karl Heidegger)與毛瑞爾(Georg von Maurer)。

雖然法納爾人，如科勒提斯(Ioannis Kolettis)和馬夫羅科扎托斯等人，仍在行政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希臘第一個獨立政府卻是在巴伐利亞人的控制之下。能幹的攝政們開始著手建立廣為歐洲各國接受的中央集權政府，法律歷史學家毛瑞爾負責起草法律條文。此外，他們也制定全國的教育制度；1837年，成立雅典大學。希臘教會也與仍處於鄂圖曼統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分離。1830年，昔日只是一個村莊的雅典被改建成首都。

鄂圖國王與顧問群的努力無可置疑的已促使國家進步，但新政府仍面臨強烈的不滿。希臘人憎惡巴伐利亞人，因為他們畢竟是外國人，而且他們所提的措施有許多不僅不適宜，對1820年代的貧窮希臘而言，也耗費太大，攝政間也產生齟齬。

再者，出現了三個分別由三強權國家所支持並以它們為名的政黨：法國黨、英國黨和俄羅斯黨。由於三個保護國間互相衝突，更加深了希臘內部的不穩定。1835年鄂圖成年，讓更多的希臘人加入行政體系，僅僅保留一個巴伐利亞部長。

外交政策的錯誤、急速衰退的財政狀況與各黨派問的政爭，導致1843年英國黨和俄羅斯黨所帶頭的一次軍事突擊爆發，鄂圖被迫同意召開立憲大會。1844年訂定的憲法規定應設立一個擁有兩院約立法機構，其中上議院由27位指派的成員組成，下議院由成年男子普選產生。

雖然此時希臘在理論上已可稱為君主立憲國家，但政府機關的實際運作卻無甚改變。由於得到對菲利浦(Louis Phihppe)統治法國的政治手段非常清楚的法國黨黨員科勒提斯(Kolletis)襄助，鄂圖輕易地操縱了選舉，國王指派的候選人總是贏家。這種統治方式所以奏效，是因法國黨本來就是較受歡迎的政黨，而國王也採納了希臘人民所支持的國土擴張政策。

此時，希臘建立了國家政策綱領，亦即「偉大計畫」。這項計畫的擁護者主張，讓所有仍在外國政府統治下的希臘人均能回歸到希臘；然而其他人卻追求一個更具野心的夢想，那就是拜占庭帝國的再現。這種擴張主義的主要反對者是英國，它希望能保持鄂圖曼帝國領土的完整。1854-1857年間，英法聯合軍隊占領比雷埃夫斯，以防止希臘政府利用克里米亞戰爭的機會獲取更多的領土。


鄂圖的退位
克里米亞戰爭期間(1854-1856)，可說是鄂圖聲望的顛峰。但戰爭結束後，對他的不滿又再度產生。由於鄂圖無子女，因此其兄弟為繼承人，然而他的兄弟均為羅馬天主教徒，而憲法卻規定繼承人必須為希臘正教教徒，所以排除了他兄弟的繼承資格。

另一方面，鄂圖也一直與三個保護希臘的強權國採敵對立場。因此，當1862年10月另一次政變發生時，他並未抵抗，反而返回巴伐利亞。由於希臘王位的懸空，三強又再度集會，為希臘選擇下一位君主。

喬治一世：1863-1913
希臘的王位再度落在年輕親王的身上，王位當選人是丹麥統治者的次子，即十八歲的威廉親王成為了希臘喬治一世國王。理論上，這項頭銜主要表示他控制了國內與國外所有的希臘人。由於英國支持新王，因此將1815年以來即據為保護地的愛奧尼亞群島歸還希臘。1863年，希臘再度起草新憲法，這部民主憲法規定：立法機構僅有一院，議員代表採行人口比例制，由成年男子直接祕密投票選舉產生。在這種情況下，國王的權力更受限制。

政黨紛爭
雖然產生另一任君主與制定新憲法，希臘的政治情勢仍無法穩定。克里米亞戰爭後，外國支持的政黨均遭解散，此後代之而起的是以個別領導人為中心的多黨制度，選舉過程經常是腐敗且伴隨暴力。

1872年後，兩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出現，促使希臘產生了兩黨制。此二人是德利吉安尼斯(Theodoros Deliyiannes)和特里庫普斯(Chahlaos Tricoupes)。從1870到1890年代，希臘政壇一直是由這兩個採行不同外交政策的人左右。特里庫普斯認為，希臘政府應專注於內部發展與社會立法等方面。當政期間，他致力於開闢道路和鐵路及從事財政改革。相反的，德利吉安尼斯堅信，應致力於實施大規模的計畫，並採行積極的外交政策。


擴張主義下的努力
雖然希臘缺乏採行冒險外交政策所需的經濟基礎，喬治一世統治期間卻由向外擴張的外交政策所主導。對於鄂圖曼控制下的領土，希臘政府感興趣的地區是塞沙利、伊庇魯斯、馬其頓和克里特。十九世紀，克里特反抗行動不斷：1841、1858、1866-1868、1878及1896-1897年都有抗爭的紀錄。1866年革命，島上的行政管理者引進了一些改革措施，1878年的卡勒帕公約提供了一個希臘政府與召開會議的規定。

雖然克里特島是一個重要關鍵，希臘在國際關係上的真正問題卻是馬其頓。在克里特，希臘民族占了壓倒性優勢；然而，希臘人對馬其頓的主權卻遭到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的挑戰。

1870年，在俄羅斯人的壓力下，鄂圖曼政府成立了一個獨立的保加利亞教會組織，並同意若馬其頓地區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投票決定加入此新教區，馬其頓地區即可脫離君士坦丁大主教的管轄，改納入新教會的管理。1877-1878年俄土戰爭結束後，簽訂聖斯脫法諾條約，俄國爭取到將全部的馬其頓併入大保加利亞國。

然而在柏林會議上，俄國被迫同意將保加利亞分成三部分，並且將馬其頓回歸鄂圖曼直接統治。至此，這個地區成為相鄰三個激烈衝突的中心點。每個國家均組織了文化性社團，並由支持者組成武裝部隊。直到現在，馬其頓問題仍是當地三國間紛爭的主因。

柏林會議中，希臘獲利最大。1881年，塞沙利和伊庇魯斯的一部分地區也併入希臘。然而1878年，英國卻從鄂圖曼帝國取得希臘人占多數的賽普勒斯島(英國占有該島在二次大戰後曾引發重大危機)。

1896年，克里特又發生了另一次暴動。希臘政府派遣軍隊和船隻支援叛軍。為防止克里特加入希臘，列強再度介入，並建立封鎖線。邊界上的零星衝突，在1897年擴大成為希臘與鄂圖曼帝國間的全面戰爭。兩軍衝突中，土耳其軍隊證明優於希臘軍。

但列強不願鄂圖曼帝國乘勝追擊，和談結果希臘只失掉邊界上的一些零星土地，以及被要求支付一筆賠償金。列強同時也為克里特安排了解決方法，克里特島被賦予行政自治權，喬治一世次子喬治親王被派為島上的高級行政長官，但他因與克里特官員爭吵，1906年被迫下台。

1908年鄂圖曼帝國境內所發生的青年土耳其黨革命，再度引起了克里特與馬其頓的地位之爭，克里特再次尋求併入希臘。然而，希臘政府在列強的巨大壓力下，不顧人民的極度不滿，放棄該島。然而軍隊中卻興起了一個軍人同盟團體，並決定改組政府。1909年政變成功後，這個同盟徵詢克里特政治領袖韋尼澤洛斯(Eleuthehos Venizelos)的意見。己身為總理的韋尼澤洛斯首先要求軍人同盟自動解散，再進行憲法的修改。1911年6月，修憲完成。韋尼澤洛斯按著開始與巴爾幹鄰國協商，不料卻引發了第一次巴爾幹戰爭。


經濟問題
1913年3月，喬治一世在薩羅尼加遇刺，由其子君士坦丁一世繼位。雖然喬治一世統治期間，在外交上獲致不少成果，但內部經濟發展卻未解決。政府自1830年起不斷對外舉債，十九世紀末，由於希臘的財政狀況已不容再繼續惡化下去，因此列強迫使希臘接受一個國際性財政監督委員會的管理。


衝突的年代：1912-1923
1912-23年間，希臘歷經一段戰爭頻仍的時期。首先，1912年希臘與巴爾幹半島的保加利亞、塞爾維亞與蒙特尼哥羅達成一連串的協議，決定聯合組成巴爾幹同盟。這些聯盟國家企圖將鄂圖曼帝國的勢力逐出歐洲，並將鄂圖曼在歐洲的領土，包括最著名的馬其頓據為己有。受到l911年義大利戰勝鄂圖曼帝國的鼓勵，這些巴爾幹政府對打敗土耳其軍隊頗具信心。

巴爾幹戰爭
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始於1912年10月，巴爾幹同盟將土耳其軍隊逐退至伊諾斯－米提(Enos-Media)戰線。曾經在歐洲擁有廣大帝國的鄂圖曼政府，目前只據有君士坦丁堡以及其海岸後方地區。

戰爭勝利後，巴爾幹同盟各國因馬其頓的分配問題不合。這問題更由於列強堅持阿爾巴尼亞應獨立，且領土應包括希臘與塞爾維亞已聲明所有權的土地而更形複雜，因而在1913年引發第二次巴爾幹戰爭。

這次戰爭中，希臘、塞爾維亞及蒙特尼哥羅聯合，並與羅馬尼亞和鄂圖曼帝國連線，以共同對抗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因戰敗而無權分得馬其頓部分的土地，只取得色雷斯的一小部分與杰賈加赫港(即亞歷山多坡力)。希臘與塞爾維亞瓜分馬其頓的主要部分，希臘並取得薩羅尼加港。最後，克里特及其他島嶼亦劃歸希臘。對以後希臘外交政策有重大影響的阿爾巴尼亞的獨立，以及它將希臘所聲稱擁有的伊庇魯斯北部領土劃入疆域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
巴爾幹戰爭剛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隨之展開。這次戰爭導致希臘內部嚴重分裂，國王與首相對戰時政策的意見嚴重衝突。君士坦丁一世懾於德國的軍力，希望保持中立；而韋尼澤洛斯主張應與協約國，亦即仍為希臘保護勢力的英、法、俄合作，他明瞭英國在地中海東部擁有強大的海軍軍力。

1916年，韋尼澤洛所在英、法兩國的支持下，在薩羅尼加成立另一個政府；此時，聯盟國家也在希臘周圍建立封鎖線，1916年12月，軍隊登陸比雷埃夫斯。列強的介入迫使君士坦丁一世離開希臘，由其次子亞歷山大繼承王位。

此時，政府已由韋尼澤洛所領導，希臘也在1917年6月對同盟國宣戰。希臘軍隊實際上另在戰爭最後階段對抗保加利亞時，才參與作戰。1919年11月，與戰敗的保加利亞所簽訂的納伊條約中，希臘獲得保加利亞在1913年取得的色雷斯部分領土，雙方協議中還包括了有關人口交換的決定。

與土耳其人的協商更加困難，1920年與鄂圖曼政府簽訂的塞夫爾條約中，希臘大有斬獲，獲得色雷斯部分領土、一些島嶼，以及占領並治理位於安那托力亞的士麥拿城與鄰近區域五年的權利。五年後，再舉行一次全民投票決定這個地區的最終歸屬。然而，這項協議不被凱末爾(Mustafa Kemal)所領導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部隊接受。

同時，希臘境內由於長年戰爭與對韋尼澤洛斯施政措施的不滿，也導致韋尼澤洛斯在1920年11月的選舉中落敗。按著12月舉行的全民投票也決定君士坦丁一世的復位。然而國王與閣員卻繼續進行一連串的冒險行動。

希臘軍隊以士麥拿為基地，向安那托力亞推進，與土耳其對抗。雖然希臘軍隊曾到達距安卡拉僅32公里處，1921年8月與9月仍被凱末爾擊敗。土耳其的勝利行動為希臘帶來一場劫難，1922年9月，土耳其軍隊占領並燒燬士麥拿城的希臘區。這場民族災難引起普拉斯提拉斯上校(Nikolaos Plastiras)與戈那塔斯上校(Stylianos Gonatas)為首的軍事反叛。君士坦丁一世為其子的利益而退位，後者在1922年9月繼位為喬治二世。

1923年7月，希臘與土耳其簽署洛桑條約。條約中除了解決兩國間有關領土爭議外，更重要的是強迫性的人口交換。條約中也對少數民族有所規定，本身僅有450萬人口的希臘，被迫接受來自國外的130萬的希臘人，其中大部分是貧困的難民。大多數的難民被安置在新近取得的色雷斯和馬其頓地區，此舉為該地增添更濃厚的希臘色彩。但對希臘政府而言，接納數目如此龐大的新國民實在是一大經濟負擔。

1913-1923年間，希臘領土大幅擴張，然而在人口交換行動下，希臘在安那托力亞、保加利亞以及蘇聯的繁榮僑居地也因而瓦解。獨立後的希臘已到達擴張的頂點，今後數年，只剩下枝節的領土問題有待解決。


一次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23--1939
1923年後，主要的政治議題已轉移至君主制度的存廢。基本上這個問題是因軍隊內部變換頻頻的意見，以及分別君主制與共和制的軍官相互衝突對抗而引起的。喬治二世在位期間只到1923年12月，次月，支持君主立憲政體的韋尼澤洛斯離開希臘。1924年4月的全民選舉中，共和主義者獲勝，並在5月1日正式宣布希臘為共和國。1925年6月，潘加洛斯將軍(Theodoros Pangalos)掌權，他在1926年1月宣布自己為希臘的獨裁領導人，8月，因政變而下台。

國內問題
希臘的政治情勢直到1928年7月，韋尼澤洛斯再度擔任總理時，才穩定下來。他在職的四年半期間，外交政策相當成功，卻面臨了困難的國內問題。兩次大戰期間，希臘的經濟相當衰弱，一半以上的基本食品必須仰賴國外進口，而難民費用更是一項龐大開支。

另一方面，希臘的大宗出口品橄欖油、酒、菸草又屬於奢侈品，以至於在世界經濟蕭條時期銷售量劇減。1933年，韋尼澤洛斯最後一次執政。接下來的選舉中，他敗給了查達里斯(Panayiotes Tsaldaris)。查達里斯在兩年半的執政期間內致力於解決內政問題，1935年，支持君主制的勢力抬頭，喬治二世在一項受操縱的全民投票後，再度回到希臘。

國王發現因希臘境內散布著許多團體，故希臘的政治情勢難以控制。1936年的選舉中，產生了143位採行君主主義的議員對抗142位自由主義者、共和主義者與農民黨員的情況。擁有15個席次的共黨反而能左右政局。這種情形導致另一位軍事強人邁塔克薩斯將軍(loannisMetaxas)的產生，1936年4月被任命為總理後，他隨即在同年8月宣布自己為獨裁領導者。

邁塔克薩斯政府，即八月四日政權，與歐洲當時的其他獨裁政權相類似。他解散國會，引進一套嚴格的檢查制度，嚴密控制人民的思想。他制定了幾項社會改革措施，並開始施行一個公共土木事業計畫。

外交事務
一次大戰後，希臘只與義大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與土耳其間有一些小摩擦；這些摩擦通常是因和平殖民政策而起。韋尼澤洛斯統治期間，他特別致力於改善希臘與鄰國問的關係。這項努力在1934年2月與羅馬尼亞、土耳其及南斯拉夫簽署防禦性質的巴爾幹協定時，達到頂點。

往後數年中，希臘與德國的關係，由於外銷市場的需求，尤其是菸草，而日益密切。不過，它也同時維持與英、法問的關係。1939年4月，義大利入侵阿爾巴尼亞後，希臘獲得英國對其領土完整的保證。


二次世界大戰與革命期：1939-1949
二次大戰在1939年9月爆發時，希臘最初是保持中立。1940年10月義大利自阿爾巴尼亞發動攻擊後，希臘也就捲入戰爭中。希臘軍隊很快將義軍逐回阿爾巴尼亞，從此這個戰線的戰事就陷入膠著狀態。

由於德國認為在進軍蘇聯前應先鞏固其南面，因此在1941年4月前來支援盟國，並對希臘與南斯拉夫發動攻擊。雖然英國曾派遣一支部隊支援，但德軍仍然迅速占領希臘本土，5月時並渡海至克里特。從此時起到1944年10月，希臘一直在德國、義大利與保加利亞的占領之下。


占領期間
二次大戰後期，希臘實際上有三個政府中心。德國占領軍在雅典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國王、一些希臘政治人物和軍隊領袖則遭到放逐。在希臘本土，特別是山區和偏遠地帶，反抗勢力則成立了政治組織。

希臘境內的反抗勢力分裂成好幾股，並且彼此競爭。最主要的兩股勢力是共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陣線(EAM)，以及齊伐斯上校(Napoleon Zervas)所領導的希臘民主國民軍(EDES)。雖然在政治意識型態上，希臘民主國民軍比民族解放陣線較偏右派，但是其成員大多數是共和主義者，反對君主制。

大戰期間，這兩股勢力有時聯合對抗占領軍，可是大多時候卻彼此交戰。不過，這兩個反抗組織均反對國王在戰後回到希臘，也因而反對流亡政府。1944年4月，希臘駐埃及的軍隊中發生叛變，這顯示其中有不滿存在。

1944年5月，流亡政府、政治黨派與反抗團體的代表，在黎巴嫩舉行會議，組成了由帕潘德里歐(Georgios Papandreou)所領導的全國統一政府。會中並決議，在國王返回希臘前，應先舉行全民投票，而武裝反抗勢力與流亡政府也應統一。


解放之後
雖然統一問題已達成協議，但反抗團體間的分歧仍末解決。1944年10月，帕潘德里歐在英國部隊的伴隨下，回到了雅典。希臘政府隨後立即嘗試解散民族解放陣線的軍隊。1944年12月，雅典爆發內戰，並蔓延到鄉間。這場叛變一直到英軍趕到才得以平息。1945年2月簽訂瓦爾齊薩協議，其中規定民族解放陣線應解除武裝，同時也應舉行有關君主制存廢的全民投票。

1946年3月舉行選舉，但這次選舉是在民族解放陣線與某些自由主義者不具備投票資格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主張君主制度者贏得勝利。查達里斯(Konstantinos Tsaldaris)就任總理後，9月就舉行全民投票，其中65%贊成國王返國。當月，喬治二世回到雅典，他於1947年4周去世，由其兄弟保羅繼位。


內戰
選戰失利後，左派便積極為內戰做準備。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共黨政府也都伸出援手。1947年12月，在共黨領袖瓦菲阿迪斯(MarkosVafiades)的領導下，山區成立一個臨時政府。

在此之前，英國政府對希臘事務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並且也願意提供軍事武力作為其施政的後盾。如今，英國無法繼續原先的承諾，而美國也在此時取代了英國的地位。1947年3月，美國宣布保護希臘與土耳其，免於淪入共黨控制的杜魯門主義，大量的軍事和財政援助源源不絕的送至希臘(截至1963年為止，這項計畫的支出已超過35億美元)。

雖然有了這些援助，希臘政府直到1949年才平息內戰。1948年7月，由於南斯拉夫陸軍元帥狄托(Marshal Tito)與蘇聯總理史達林決裂，南斯拉夫邊境自此對叛軍關閉。失去了最主要的外援，叛軍再也無法持續頑強的抵抗，自此共黨在希臘便成為非法團體。然而，1951年由左派各團體聯合組成的左派聯合民主黨GDA)，卻在稍後的選舉中贏得勝利。


1949年後的希臘
1949年後，希臘的外交政策重點主要是處理因冷戰所引發的問題，以及賽普勒斯問題。1947年，希臘自義大利取得了多得喀尼群島，這是希臘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的收穫，希臘也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之一。

國際關係
1952年希臘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1953年允許美國在其領土上建立空軍及海軍基地。不過在與土耳其為賽普勒斯問題所引起的衝突中，希臘於1974年8月上4日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62年，希臘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的非正式會員，1979年被選為正式會員，1981年生效。

賽普勒斯
1949年後，在希臘激起最強烈民族情感的事件，就是賽普勒斯問題。這個擁有五分之一土耳其人口，五分之四希臘人口的島嶼，距土耳其本土60公里，距希臘本土則有300公里遠。自1878年成為英國的領土以來，殖民政府就相當不受當地人歡迎。

賽普勒斯當地希臘人期望與希臘本土結合，這項合併運動由兩位極富經驗的政治人物，馬卡里奧斯三世大主教(Makalios lII)與格里瓦斯將軍(Georgios Grivas)主導。土耳其反對這項合併運動，同時希望擁有這個島嶼。

1959年2月，英國、土耳其及希臘協議賽普勒斯獨立，不過要在能夠保護居少數的土耳其人情況下為之。1960年8月16日，賽普勒斯共和國成立，首任總統為馬卡里奧斯大主教。然而獨立並未帶來和平，1964年希臘裔與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發生嚴重衝突後，聯合國派遣一支和平部隊進駐該島。

1967年，賽普勒斯又發生另一次衝突，不過，最大的危機是在1974年7月。由希臘軍官領導，並得到雅典過渡軍事議會協助的賽普勒斯希臘民族保衛軍發起政變，罷黜馬卡里奧斯，馬卡里奧斯在1977年8月3日卒於尼古西亞。這次政變引起土耳其入侵賽普勒斯，而雅典的過渡軍事議會也在這項行動後對人民讓步。


國內事務
1949-1952年間，希臘的國內政治情勢一直不穩定。但1952牢出現一位政治強人，那就是陸軍元帥帕帕戈斯(Field Marshal Alexandros Papagos)，他的權力來自於政治聯盟，亦即希臘大會。1952年10月，通過新的選舉法，並在隨後的選舉中，希臘大會贏得大多數支持。最後帕帕戈斯當權，直到1955年10月死亡為止。

繼任的總理卡拉曼利斯(KonstantinosKaramanlis)，以及所屬的民族激進同盟(ERE)執政期間，政治尚稱穩定。卡拉曼利斯連續在三次選舉中獲勝，主政到1963年。1963年，他受到帕潘德里歐和前首相之子索佛克里斯．韋尼澤洛斯(Sophocles Venkelos)所領導的中央同盟黨的挑戰。在1963年11月及1964年2月所舉行的兩次選舉中，帕潘德里歐所屬的政黨贏得大多數的支持。1964年，保羅一世去世，23歲的兒子君士坦丁二世繼位。

1946年恢復君主制度後，國王與政府發生嚴重的爭執。這種衝突也是卡拉曼利斯下台的重要原因。此時，帕潘德里歐和年輕的國王，就君主在希臘政治上應占何種地位有著嚴重的意見分歧。

1965年7月，君士坦丁將帕潘德里歐免職，希臘也因政府無能而進入一段政治危機時期。這次危機因1967年4月21日，巴巴多普洛斯上校(Georgios Papadopoulos)率領一群陸軍軍官發動迅速且不流血的政變而結束。此外，這次政變也取消原訂於該年5月舉行的選舉，開始施行新聞檢查制度，一個軍事獨裁政權自此建立。

國王表面上似乎接受了新政權，然而他卻在1967年12月企圖發動反政變，但不幸失敗，因而流亡海外。巴巴多普洛斯成為總理，並指定一名攝政取代國王的地位。

巴巴多普洛斯政府維持了經濟的穩定，但1968-1972年間，卻一直未恢復公民自由。1973年初，學生示威遊行與軍隊中的不穩定狀況已使政府陷入困境。1973年6月1日，總理宣布廢除君主制度；8月19日就任總統的巴巴多普洛斯允諾在1974年恢復公民自由並重新選舉國會議員。1973年11月25日，憲兵的最高長官約安尼迪斯將軍(Dimitrios Ioannidis)認為總統8月的承諾過於讓步，又發動另一次政變。

1974年7月，卡拉曼利斯自流亡地巴黎被召回國，7月24日並宣誓成為總理。在12月8日的公民投票中，69.2%的希臘人投票反對君主制度，隨即在12月9日宣布成立共和政體。1975年6月，開始採行新憲法，國會也選出薩佐斯(Konstantinos Tsatsos)為總統。卡拉曼利斯贏得1977年11月的選舉繼任總理，1980年5月他被國會選為總統，外交部長拉里斯(Georgios RaHis)則當選總理。

希臘歷時35年的保守統治結束於1981年10月18日，此時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也是前總理帕潘德里歐之子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AndreasPapandreou)繼拉里斯擔任總理。1985年，卡拉曼利斯總統由於失去帕潘德里歐的支持而辭去總統之職。同年3月30日，最高法院法官莎茨塔基斯(Christos Sartzetakis)繼任總統。1985年6月的選舉中，帕潘德里歐再度獲得支持擔任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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