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指紋追蹤罪犯的觀念，最早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一八○九～一八八二，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提倡者）的表弟，蓋爾敦（Francis Galton，一八二二～一八九一）提出來的，他創辦世界上第一個人類遺傳學研究機構，也就是我現在工作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蓋爾頓實驗室（the Galton Laboratory）。我每天都會經過收藏他生平遺物的長廊，其中包括幾排可以顯示父母和子女之間相似之處的種子、一份舊「泰晤士報」（The Times），以及一個可以藏在掌心的小型鋼製計算機，這些東西都在提醒世人，不要忘了他。除了促進偵查工作的革新之外，蓋爾頓也是第一個出版天氣地圖的人，而且他還以一到五分的等級，祕密地為英國各地女性評分，製作了獨一無二的美女地圖，其中得分最低的地區是亞伯丁（Aberdeen）。
遺傳學是一把通往過去的鑰匙：由於每個基因都有祖先，所以只要把這些遺傳變異類型拼湊起來，就能拼出一幅歷史圖像，而且比仟何其他來源還要完整。每個基因都是祖先傳遞的遺傳信息，拼湊起來就是人類演化的完整版。因此每個人都是活化石，身上攜帶的記錄可以追溯到人類的起源，甚至還要更久遠。《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希望「為人類及其起源帶來一些啟發」。現在所有生物學家都能接受達爾文的說法，同意人類和其他生物有共同祖先，其實這都要歸功於DNA提供的證據。
遺傳詞彙雖然簡單，但是傳達的信息卻很冗長。我們體內每個細胞，都包含大約六英尺長的DNA。有趣的是，如果我們把一個人體內的每個細胞的DNA拉直，然後連結起來，長度可以從地球來回月亮八千次！現在還有一個「人類基因組解讀計畫」（the Human Genome Project），打算把人類的三十億個基因字母都寫出來，出版成書。這可能是世界上最無聊的書，篇幅還相當於十二本《大英百科全書》。事實上，這個計畫對於到底要如何讀取DNA的遺傳信息，以及是否值得這樣大費周章，還有很多爭議。當年大英帝國海軍派遣小獵犬號軍艦，搭載達爾文到南美洲探險，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生物演化感興趣，而是因為他們知道，要了解世界的第一步，就是繪製地圖，如果運氣好，還可以藉此控制世界。在遺傳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儘管繪製一份基因圖所費不貲，大概跟興建一艘三叉戟核子潛艇差不多，而且對從事這份工作的人來說，也是無聊冗長的工作；但是在本世紀末或下個世紀初，還是會有人出版人類遺傳辭典。講得更精確一點，世界上將會出現所謂「平均先生」（Mr. Average）的基因圖，它一定是男性基因圖表，其中所有的資訊都來自幾十位不同男人的DNA片斷。
強而有力的理念，如遺傳和演化思潮，會產生許多虛構不實的理論或觀念。蓋爾頓在研究遺傳學之後，創立優生學，主要目標是「管制一些不適生存者的出生率，敦促優良品種提早結婚，以增加適合生存者的出生率，來改進人類品種。」蓋爾頓的這種做法，將剛起步的人類遺傳學領域，帶進死胡同，幾乎半個世紀不見天日。蓋爾頓身後留下四萬五千英鎊，在倫敦大學學院成立國家優生學實驗室（Laboratory of National Eugenics），另外還遵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優良傳統，留下兩百鎊給服侍他四十年的僕人。不過他成立的實驗室，在不久之後就改名為蓋爾頓實驗室，藉此規避優生學的惡劣標籤。至於他的僕人後來何去何從，就不得而知了。
優生學運動在美國的實質影響，比在蓋爾頓的祖國更大。一八九八年，哈佛大學演化生態學教授戴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一八六六～一九四四，美國動物學家、遺傳學家）獲得任命，出任紐約長島灣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主任。這個實驗室原來的目標是研究「海港、湖泊和森林內，動物的正常變異以及異種的產生」，而且還做過一些重要實驗，在二十世紀初的生物學研究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不久之後，鐵路大亨的遺孀哈里曼太太（Mrs. E. H. Harriman）決定提撥先夫的部分遺產，投入改善人類品種的研究工作，於是在原來的實驗室旁邊，成立了優生學記錄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雇用兩百多名田野調查學者蒐集系譜。他們蒐集七十五萬餘份基因記錄，其中包括遺傳性疾病和色盲研究，以及個性上的遺傳記錄，如害羞、貧窮、流浪性格、道德控制和懶惰無能等等。
希特勒在啤酒館暴動（Beer Hall Putsch）後入獄服刑，在獄中閱讀德國學校人類遺傳學的標準教材──尤金．費雪（Eugene Fischer）的《人類遺傳暨種族衛生學原則》（The Principles of Human Heredity and Race Hygiene）。費雪是柏林人類學、人類遺傳和優生學研究所所長，他的一名助理孟格拉（Joseph Mengele），曾經因為試圖實現蓋爾頓的理念而惡名昭彰。費雪的書中有一句話令人毛骨悚然：「遺傳品質的問題，比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爭論，還要重要一百倍。」
到了一九三六年，德國種族衛生協會（German Society for Race Hygiene）已經有六十幾個分會，而且還有好幾所德國大學頒授種族科學博士學位。這種科學訓練強調，有些人種因為遺傳的關係，天生低人一等。當年參加萬希大會（Wannsee Conference），決定如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與會者當中，有半數擁有博士學位，其中大部分都是專攻人類學，他們以科學基礎為藉口，企圖洗刷罪行。德國的優生學運動強烈反對墮胎，除非是替被視為生物上的不適者，執行墮胎手術，否則冒然執行墮胎手術的醫生，會被處以嚴苛的罰則，最高可判處十年徒刑。納粹的優生學家利用這類方法，扭轉了一九三○年代的「生育低潮」，由獲准生育的婦女所生下的新生兒的數目，增加了五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