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s

　　1921年，愛因斯坦首次訪問美國，舉國轟動，這種盛況在40年後披頭士到訪時才再次孟現。但是據最新公佈的文件表明，這次訪問也造成了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大洋彼岸美國的猶太同胞之間的嚴孟分歧，後者包括路易斯·布蘭代斯和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等人。他們認為猶太人要實現發展最好的辦法就是同化，而不是鼓吹建立猶太人的國家。
　　愛因斯坦對美國的首次訪問是科學史上一次獨一無二的盛會，對於任何領域來說都是十分恢弘的：1921年春天長達兩個月的系列活動引發了大規模的狂熱和媒體聚焦，連巡迴演出的搖滾歌星都會為之驚歎。愛因斯坦最近一躍成為世界的焦點，原因是一次日全食的觀測戲劇性地證實了他的相對論，即太陽的引力場導致光束偏離一定的角度，其結果完全如他所預測的那樣。因此當愛因斯坦於4月抵達紐約時，人們蜂擁而至歡迎他，將他尊為世界上第一科學名人，而他同時也是人文主義價值觀的傑出代表，被猶太人視為活著的守護聖人。
　　儘管如此，最新公佈的那一年的論文卻讓人看到愛因斯坦這次著名的訪問背後不愉快的一面。他發現自己陷入了殷切的歐洲猶太復國主義者和更有教養、小心謹慎、有權有勢的美國猶太人的爭吵之中，前者以陪同愛因斯坦一起出訪美國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Weizmann)為代表，後者包括有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Brandeis)、費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Frankfurter)。拋開其他一些原因不說，很明顯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的糾紛導致哈佛大學沒有邀請愛因斯坦發表演講，更使得許多在曼哈頓的猶太名人拒絕了他的邀請，即參與討論他的寶貝計劃—在耶路撒冷建一所大學。
　　這一分歧發展到何種地步，在我以前寫的書(包括我在2007年寫的一本傳記)中只是簡略提過，在最近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愛因斯坦1921年的信件和論文集中才得以全部揭示。這些信件並不是新發現的(均可在公共檔案中找到)，但是大多數都沒有公開發表過。這卷長達600頁的文集由愛因斯坦論文項目組彙編而成，迄今已是第十二次編纂，它彙集所有的信件和有關文件，讓我們現在能夠比愛因斯坦當時更清楚地看到他捲入了怎樣一場政治和情感鬥爭。
　　愛因斯坦在一個世俗的德國猶太家庭長大，對宗教信仰和儀式不屑一顧。然而，他自豪地認為自己是猶太人後裔，而且對他所謂的同鄉或族人感到非常親切。他當時的價值觀從1921年年初他給柏林的拉比直率的回答中可見一斑。他們曾勸愛因斯坦成為柏林猶太宗教團體的一名繳費成員。愛因斯坦是這麼回復的：「在您的信中，我注意到『猶太人』這個詞意思含糊，有『國籍和出身』以及『信仰』兩種含義。我是第一種猶太人，不是第二種。」
　　當時，德國的反猶太主義情緒正在上升。許多德國猶太人盡一切努力，包括改信基督教，以便融入所在國家，他們敦促愛因斯坦也這樣做。但是，愛因斯坦採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開始更加強烈地認同他的猶太血統，並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國家這一復國主義目標。猶太復國主義的先鋒領袖科特。布魯曼菲爾德(KurtBlumenfeld)曾爭取過愛因斯坦的支持，他於1919年初到柏林拜訪過愛因斯坦。布魯曼菲爾德回憶道：「他問問題時非常天真。」愛因斯坦有一個疑問是：憑著猶太人的高智商，為什麼要建立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猶太人家園？為什麼必須是猶太人自己的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到底是一種解決辦法還是問題本身？最後，愛因斯坦終於明白過來。他告訴布魯曼菲爾德：「作為人類的一員，我是反對民族主義的。但是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從今天起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更具體地說，他也成為了在耶路撒冷創建猶太大學的倡導者，這所學校就是現在的希伯來大學。
　　愛因斯坦最初以為對美國的首次訪問可以賺點幣值堅挺的鈔票，將這次出行戲稱為「美元之行」。他和第一任妻子的離婚很痛苦，他們仍然因為錢的問題爭吵不休。在漢堡的銀行家麥克斯．沃伯格(MaxWarburg)和他在紐約的弟弟保羅試圖幫助愛因斯坦安排一系列講座來賺錢。他們要求普林斯頓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各支付1.5萬美元的出場費。1921年2月，麥克斯告訴愛因斯坦：「你期望的數目是不可能拿到的。」愛因斯坦並沒有太失望。他後來告訴他的朋友兼同事、物理學家保羅．艾倫菲斯特(PaulEhrenfest)：「他們認為我的要求太高了。我很高興不用去那裡，這真的不是一個很光明正大的賺錢方法。」相反，他安排了其他計劃：他將前往布魯塞爾出席歐洲著名物理學家雲集的索爾維會議並提交一篇論文。
　　就在那段時間，布魯曼菲爾德再次來到愛因斯坦的公寓，這次是帶著邀請來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帶著命令來的，這一命令就是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主席哈伊姆．魏茨曼發來的電報。魏茨曼是從俄羅斯移居英國的一位傑出的生物化學家，他邀請愛因斯坦陪他訪問美國以籌集資金在巴勒斯坦建國，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大學。布魯曼菲爾德把電報讀給愛因斯坦聽，愛因斯坦猶豫了。他說自己不是一個演說家，而且利用他的名望來吸引聽眾支持這項事業的做法是「很不光彩的」。布魯曼菲爾德沒有爭辯。相反，他只是把魏茨曼的電報又大聲地讀了一遍。「他是我們組織的主席，」布魯曼菲爾德說道，「如果你是真心接受猶太復國主義，那麼我有權以魏茨曼博士的名義邀請你與他一起去美國。」
　　令布魯曼菲爾德「無比驚訝」的是，愛因斯坦回答說：「你說的很對且令人信服，我認識到自己現在已經是這個事業的一部分了，我應該接受邀請。」魏茨曼很興奮，也多少有點驚訝。他後來從倫敦致電愛因斯坦：「我衷心感謝您在對猶太人民而言有決斷意義的時刻挺身而出。」愛因斯坦的決定反映了他生活中的一個重大改變。在他完成廣義相對論之前，他幾乎全身心撲在科學上。但是，柏林反猶太主義火焰的不斷高漲使他重申了自己猶太人的身份，並感到更有責任去維護猶太文化和猶太群體。他寫信給他的法國出版商說：「我並不熱衷於去美國，我只是作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代表去的。我必須扮演著名的大亨和誘餌的角色……我在為我的同族兄弟盡一切所能，他們在世界各地都境遇悲慘。」
　　就這樣，愛因斯坦和他的新婚妻子艾爾莎於1921年3月下旬坐船踏上了首次前往美國的行程。在路上，愛因斯坦試圖把相對論解釋給魏茨曼聽。抵岸後當魏茨曼被問及他是否理解這一理論時，他調皮地回答說：「愛因斯坦每天都給我解釋他的理論，等到我們抵達時，我完全相信他真的明白這個理論。」4月2日下午，當船駛近曼哈頓下城區的炮台時，愛因斯坦站在甲板上，頭上的黑色氈帽遮蓋了一部分已經灰白的濃密而蓬亂的頭髮，一隻手拿著珵亮的石楠根煙斗，另一隻手緊抓一把舊小提琴。「他看上去像一個藝術家。」《紐約時報》寫道：「然而，在他蓬亂的頭髮下深藏的是科學的大腦，其得出的結論讓歐洲最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吃驚。」
　　當市長和其他嘉賓通過警用拖船領著愛因斯坦上岸時，成千上萬的群眾與「猶太軍團」的軍樂隊一起在炮台公園等待著。人們揮舞著藍白相間的旗幟，高唱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以及猶太復國主義歌《希望之歌》。愛因斯坦夫婦兩人和魏茨曼原打算直奔曼哈頓中城區的康莫德酒店。但是，他們的車隊一直在下東城區的猶太居民區艱難穿行直至深夜。「每輛車都有喇叭，每個喇叭都在響。」魏茨曼回憶說，「我們到達酒店時已經11點半了，又累又餓又渴，而且十分恍惚。」
　　隨後的歡迎儀式和慶祝活動中少了一群人，那就是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領導人。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是組織的名譽主席，他甚至連官方的正式問候或祝賀都沒有發一封。布蘭代斯在1919年曾與魏茨曼一起前往巴勒斯坦，次年在倫敦的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碰到魏茨曼。但不久之後他們就開始爭吵，部分原因是政策上的不同看法，布蘭代斯希望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把重點放在寄錢給巴勒斯坦的猶太定居者，而不是政治鼓動。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場舊式的權力鬥爭，布蘭代斯想安排高效的管理人員，並從魏茨曼和他那些更殷切的東歐追隨者手裡奪過權力。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個性衝突。魏茨曼出生於俄羅斯，後移居英國，和愛因斯坦一樣蔑視費盡心思融人當地社會的猶太人。布蘭代斯出生於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後成為波士頓著名的律師，並被威爾遜總統任命為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位猶太大法官。他的朋友往往看不起俄羅斯和東歐的猶太人。在1921年給他弟弟的信中，布蘭代斯曾提到他與魏茨曼的矛盾背後的文化及個人原因：
　　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價值標準的差異造成的。東歐人，像在美國的許多俄羅斯猶太人，不知道誠信為何物，我們決不會把我們的錢給他們。魏茲曼知道什麼是誠實，但是他十分懦弱，總是讓步於他的俄羅斯同伴。矛盾就是這樣造成的。布蘭代斯最初對於愛因斯坦來美國感到很高興，儘管他是陪同魏茨曼來的。他在給岳母的信中寫道：「偉大的愛因斯坦不久將陪同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魏茨曼博士來美國。」巴勒斯坦需要的可能不只是宇宙的一個新概念或幾個新的空間；不管怎樣，當反猶太主義正在上升之時，這也提醒了非猶太人世界，猶太人在思想界正在做出突出貢獻。然而，與布蘭代斯最親密的兩個同事表示了疑慮。一個是他的弟子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當時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另一個是法官朱利安·麥克(JudgeJulianMack)，布蘭代斯有意讓他成為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主席，他們認為如果將愛因斯坦的訪問宣傳為以物理學講座為主而不是為巴勒斯坦集資會更好。
　　法蘭克福和麥克給魏茨曼發了好幾封電報，要求他確保愛因斯坦按計劃在訪問期間舉辦一些物理學講座。但當他們得知愛因斯坦曾試圖通過這種講座向各所大學收取不菲的費用時，便很快改變了主意，哪怕愛因斯坦是在免費宣傳猶太復國主義。那樣效果更糟。因此他們又發了一封電報，提醒愛因斯坦試圖將他對科學「商業化」的做法是很危險的。他們擔心這種愚昧的做法會損害愛因斯坦本人和猶太人的形象。其中一些物理學講座應當是免費的。麥克給魏茨曼的電報是這麼寫的：「愛因斯坦的處境極其困難，權宜之計，請您給我們詳細解釋一下他的具體談判……同時我們等待你的回電，告訴我們他是否接受你提出的在幾所大學免費做講座的建議。」在一封電報中，他們竟然要求取消愛因斯坦的訪問。另一封電報明確表示不會讓愛因斯坦在法蘭克福作為知名教授的大學裡進行演講。「哈佛絕對不歡迎愛因斯坦。」電報裡是這麼寫的。此外電報裡倒也補充提到，哈佛大學歡迎愛因斯坦進行非正式的訪問，不做講座，當然也無所謂演講費一事。當愛因斯坦得知這些電報內容時，他怒不可遏。麥克為他自己和法蘭克福辯護，也包括布蘭代斯，他在給愛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堅持強調，他們唯一的動機是「為了保護您免受不公平的攻擊，並保護組織不受這種不公平攻擊後果的影響」。
　　布蘭代斯和他在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同伴使事情變得更糟。在愛因斯坦訪問期間，阿拉伯人和猶太暴徒在雅法(Jaffa)發生致命衝突，布蘭代斯等人對此事做出的回應竟是強調在建造希伯來大學的資金到位之前要有充足的「安全保障」。愛因斯坦透露說，這種態度使他懷疑布蘭代斯這幫人是在「蓄謀破壞」他的計劃。當布蘭代斯的朋友及支持者朱大·馬格奈斯(JudahMagnes)提議在曼哈頓舉行一次知識分子的聚會來討論大學一事時，愛因斯坦回答說，除非馬格奈斯辦的是籌款會，他才會去參加。馬格奈斯的回信簡短而冷酷：「我並沒有辦籌款會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或許取消聚會是最好的做法。」
　　愛因斯坦面對的阻力不僅來自由謹慎而克制的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組成的布蘭代斯陣營，還來自有德國血統的紐約改革派猶太成功人士，其中很多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當愛因斯坦邀請約50名紐約最知名的猶太人在他的酒店進行私人會面時，許多人拒絕了邀請。曾負責替愛因斯坦徵收演講費的代理人保羅·沃伯格(PaulWarburg)說：「我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相反，如果真有什麼作用的話，我恐怕是緩和氣氛的作用。正如我在另一個場合已經說過，我個人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計劃抱有最大的懷疑，很擔心其發展後果。」其他拒絕邀請的有《紐約時報》的阿瑟。海斯。蘇茲貝格(ArthurHaysSulzberger)、政治背景的金融家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Baruch)、律師歐文·雷曼(IrvingLehman)、第一位猶太內閣秘書奧斯卡．斯特勞斯(OscarStraus)、慈善家丹尼爾·古根海姆(DanielGuggenheim)和前國會議員傑斐遜．利維(JeffersonLevy)。
　　另一方面，愛因斯坦和魏茨曼受到未被同化且熱忱得多的猶太人的瘋狂追隨，這些人大都住在布魯克林或下東城，而不是公園大道。在一次活動中，現場人數超過2萬多。《泰晤士報》撰文稱，他們「衝破警察的封鎖線」時「近乎暴亂」。在紐約辦了三個星期的講座和酒會後，愛因斯坦到華盛頓進行訪問。參議院決定對相對論進行辯論，背後的原因估計只有住在這座城市的居民才能瞭解。在國會大廈裡，紐約的眾議院代表J.J．金德裡德(J.J.Kindred)建議在國會記錄中插人關於愛因斯坦的理論解釋。馬薩諸塞州的大衛。沃爾什(DavidWalsh)表示反對。金德裡德理解這個理論嗎？金德裡德回答說：「這三個星期我一直在努力理解這個理論，已經開始有一些眉目了。」但當別人問起這個理論跟國會有什麼關係時？他說：「這可能從立法和宇宙的總體關係方面對未來的立法產生影響。」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對話在先，當愛因斯坦與其他一群人前往白宮時，沃倫．哈丁總統(WarrenG.Harding)也不可避免地被問及相同的問題，即他是否理解相對論。當大家一起站好準備拍照時，他笑著承認自己並不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華盛頓郵報》隨後刊登了一副漫畫，畫中的哈丁總統在為一篇題為「相對論」的論文絞盡腦汁，而愛因斯坦則為「常態理論」困惑不解，這是哈丁給他的執政理念取的名字。《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則是：哈丁承認愛因斯坦的思想讓他困惑。
　　在愛因斯坦訪問華盛頓期間，著名的新聞記者和政治r客瓦爾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試圖為魏茨曼和布蘭代斯兩人舉行一次和平會談。由於各種問題上的分歧，猶太復國主義兩大陣營的領導人談判破裂了，首腦會議從未實現。儘管魏茨曼勸他不要去，但是愛因斯坦還是很高興地去拜訪布蘭代斯。他們一見如故。愛因斯坦告訴安排這次見面的朋友，他離開時心中的布蘭代斯「完全不同於」魏茨曼強加給他的那個形象。布蘭代斯也很高興。「愛因斯坦教授夫婦是簡單可愛的人，」他第二天寫信給他的妻子說道，「事實證明，雖然他們兩人並沒有參與到爭吵中，但是也免不了會談到『破裂』這個問題。他們把話題主要放在大學一事上。」儘管如此，短短一天的和睦相處對於魏茨曼一愛因斯坦陣營和布蘭代斯一法蘭克福陣營之間的矛盾解決於事無補，他們之間的裂痕在訪問期間繼續擴大。
　　愛因斯坦後來去了普林斯頓，在那裡他舉辦了為期一周的系列科學講座，並因為「穿越陌生的思想海洋」得到榮譽學位。他沒有得到原先要求的1.5萬美元，但他確實拿到了一筆數目還算可觀的報酬｝。此外普林斯頓和他簽定協議，會將他的演講著書出版，給他巧％的版稅。愛因斯坦的講座學術性很強，講座中包括了他邊說德語邊在黑板上潦草寫下的超過125個複雜方程式。一位學生向記者承認：「我坐在窗台上，但他還是說得我雲裡霧裡。」愛因斯坦似乎很喜歡普林斯頓。他這樣描述普林斯頓：「年輕、清新，像一根未被使用的煙斗」。對於一個總是撫摸著新的石楠根煙斗的人來說，這是一句溢美之詞。因此，十幾年後他決定在普林斯頓永久定居也就不足為奇了。
　　愛因斯坦之後訪問了哈佛大學，卻沒有多麼喜歡。儘管已經明確了他沒有受邀在該校發表正式演講，他還是很有風度地在校園裡參觀了一圈，在實驗室駐足並評論了一下學生的研究。在美國之行的後期，愛因斯坦和法蘭克福保持著信件往來，在信中這位哈佛教授試圖推卸怠慢的責任。人們「指責說是我想阻止您訪問哈佛大學，這種指責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法蘭克福簡短地一筆帶過。但愛因斯坦知道法蘭克福和麥克曾發過電報拒絕給愛因斯坦演講費。愛因斯坦對法蘭克福的解釋不以為然，他回復說：「現在在我看來似乎解釋得通了，你的行為似乎確實是出於你發自內心的善意。」他還順便調侃了一下像法蘭克福那樣生怕觸動非猶太人敏感神經的猶太人。「假設所有的大學都拒絕邀請我，也沒那麼糟糕，」愛因斯坦寫道，「雖然我很清楚地瞭解猶太人的一個弱點就是總渴望迎合外邦人。」
　　愛因斯坦一魏茨曼盛大訪問活動的最後一站是克利夫蘭，成千上萬的人擠滿了火車站歡迎訪問團。遊行隊伍包括200輛鳴著喇叭、覆蓋著旗幟的汽車。愛因斯坦和魏茨曼乘坐一輛敞篷車，前面開道的是國民警衛隊的步操樂隊和一支身穿軍裝的猶太老兵隊伍。沿途仰慕者抓著愛因斯坦的車跳上了腳踏板，而警察則試圖把他們拉下來。
　　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即將在克利夫蘭舉行年會，追隨魏茨曼的「市中心」猶太人準備與追隨布蘭代斯的「上城區」猶太人攤牌。會議的確非常嘈雜，言辭鋒利，譴責布蘭代斯陣營沒有積極支持愛因斯坦美國之行等罪行。魏茲曼的支持者因為他的在場而受到鼓舞，阻止了支持布蘭代斯和他欽點的朱利安·馬克擔任領導職務的信任投票。布蘭代斯辭去了名譽會長的職務，布蘭代斯陣營的其他人包括費利克斯．法蘭克福和史蒂芬．懷斯都從執行委員會辭職。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嚴重分歧會持續下去，並在接下來的近10年中影響這一運動。
　　愛因斯坦沒有出席這一會議。他已經登上了回歐洲的船，為自己在美國的所見所聞感到一絲困惑也有些好笑。「美國比我到訪過的其他國家更容易激動。」他在給他最好的朋友米歇爾．貝索(MicheleBesso)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必須讓自己像一頭勝利的公牛一樣到處展示……我居然能忍受下來，這真是個奇跡。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唯一留下來的感覺是，儘管有來自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諸多抗議，但是我真的做了一些好事，並為猶太事業盡了一份力，我們族人中的大多數是才智多於勇氣的。
　　他遇到的反對阻力反而加強了他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確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猶太理想，讓猶太人民為其自己的存在而喜悅。」他在美國之行後對保羅．艾倫費斯特(PaulEhrenfest)說道。在這一點上，他是正在重塑歐洲的猶太人身份這一趨勢的力量之一，既是自身選擇，也是為形勢所迫。在他離開美國那天，愛因斯坦告訴一位記者：「在一代人以前，德國的猶太人並不認可自己是猶太人。他們只認為自己是一個宗教社團的成員。」但反猶太主義改變了這一切，而且愛因斯坦認為現在有一線希望。他說：「我的很多朋友都瘋狂地去適應、遵從並融入其他文化，這是非常有損尊嚴的，我一直覺得很反感。」
　　愛因斯坦之行就籌款而言作用非常有限。即使窮猶太人和新移民都蜂擁去迎接他並熱情捐贈，擁有巨大個人財富的有名望的猶太人以及保守派極少有加人這一人群的。為希伯來大學建校只籌到75萬美元，遠遠低於愛因斯坦和魏茨曼所設想的400萬美元。但是，這已經是一個不錯的開端了。「大學在資金方面似乎是有保證了。」愛因斯坦在信中對艾倫菲斯特說。
　　4年後，大學終於建成揭幕，從斯科普斯山頂部俯瞰耶路撒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初唾棄愛因斯坦的一些紐約金融家最終贊助了這所大學，而且他們堅持要任命朱大。馬格奈斯為校長。此人曾在1921年與愛因斯坦發生衝突，當愛因斯坦堅持將酒會辦成籌款會時，他取消了酒會。愛因斯坦得知馬格奈斯的任命，感到非常生氣，他從董事會辭職以示抗議。不過，他最終還是將他的論文及房產留給了這所大學。
　　故事還有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註腳。1946年移居美國後，愛因斯坦再次參與為一所猶太大學集資一事。該組織最初的名字是愛因斯坦高等教育基金會，並購得了波士頓附近的一所即將倒閉的大學的校園，但愛因斯坦再次與一些捐助者在學校領導人的選擇上發生衝突。當他們問愛因斯坦是否可以以他的名字為大學命名時，他拒絕了。就這樣，創始人決定把這個榮譽給予他們的第二候選人，那個人當時已經去世5年了。新的大學的名字就成了布蘭代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