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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號五柳先生，謚號靖節先生，入劉宋後改名潛。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過幾年小官，後辭官回家，從此隱居，田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相關作品有《飲酒》《歸園田居》《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詩》等。
　　提及陶淵明這個名字，似乎已經作為純粹隱士的代名詞，曾傳列《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的隱逸篇，可謂深入了中國文化的骨髓。是故，每每說到陶淵明，就會想到他的《桃花源記》、《歸去來兮》，想到那種超然物外的隱逸情懷、那種不問塵俗世事的清醒與瀟灑。在許多朝代，人們幾乎都把陶淵明當作一個不關心國家大事政治形勢的第一隱士、隱士之宗，其實事實上並非如此。
　　要搞清楚，陶淵明是否真心當隱士，我們先從什麼是隱士說起。何謂「隱士」？隱士就是隱居不仕之士。其條件，首先應當是「士」，即知識分子，否則就無所謂隱居。其次，是不仕、不出名，終身在鄉村為農民，或遁跡江湖經商，或居於巖穴砍柴。鑒於此說法，歷代都有無數隱居的人，並不可皆稱為隱士。《南史·隱逸》云：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這就是說一般的士隱居也不足稱為隱士，須是有名的士，即賢者。如《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顯然，是說「賢人隱」而不是一般人隱。換句話說，應當的有才能、有學問、能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隱士」。
　　陶淵明是這樣的人嗎？我們分析後，不難發現他並非一開始就真心當隱士，即便是後來，不得不隱，也是出於無可奈何花落去，看破了紅塵、看淡了名利、看透了官場，才步入了隱居的生活。其觀點如下：
　　其一，陶淵明的出生環境，使他貼近政治關心國事。據資料記載，陶淵明出身於東晉一個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陶淵明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環境長大，耳濡目染，決定了他和政治先天就走得很近，不可能對政治和朝廷漠不關心。
　　其二，陶淵明的教育背景，使他充滿理想滿懷抱負。陶淵明年幼時，家庭敗落，八歲喪父，與母親和小妹一起相依為命，後因生活拮据，只能投靠外祖父孟嘉。而孟嘉是當代名士，陶淵明深受著外祖父的熏陶，長大後他的個性、修養，都頗具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裡藏書頗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瞭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子》《老子》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家庭環境與時代思潮，讓他同時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也就是說，陶淵明性格中除了有超逸的道家一面，也有儒家的入世情懷。這也從教育上決定了陶淵明是個刻有儒家思想烙印的讀書人。
　　其三，陶淵明的仕途經歷，使他倍感失落倍加失望。陶淵明少有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懷著儒家大濟蒼生的願望，出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侮辱，不久就遞交了辭呈。他辭職回家後，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辭謝了。
　　隆安四年，陶淵明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篡位者的幫兇。他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詩中寫道：「如何捨此去，遙遙至西荊」，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一詩裡寫道「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哀怨的歎息，他對做官有些失望了。這也正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越想入世濟世把官做好，遇到的困難越大，也就越容易心灰意冷。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也就是公元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此時，他正在家鄉躬耕自資，見狀不由得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甚為不滿，這一點說明他是非常關心政治局勢的，也是有著堅定的政治立場的。
　　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現在江蘇鎮江一帶)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陶淵明見時機已到，就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這時的陶淵明是何等的積極入世，看來他先前的隱居只是不滿現狀罷了。
　　劉裕打入建康後，通過改革整頓，使「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這讓陶淵明一度對劉裕產生好感，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等黑暗現象，又使他感到失望。故而，陶淵明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由此看出，陶淵明的隱居之念又起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和道家的出世情懷時時牽絆著他，分裂著他。
　　義熙元年(405)，陶淵明轉入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那個傳誦千古的「五斗米」的故事，也就發生在這個時候。上任時，他碰到潯陽郡派遣的督郵來視察，屬吏說:「當束帶迎之。」陶淵明歎息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里小几折腰」，而且當時的縣衙橫徵暴斂，他看不慣，遂授印去職，陶淵明這次做官做了八十一天，終於失望地離開。至此，陶淵明十三年的官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而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又不斷絕望的十三年。最後只能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堅定決心，他的隱，因此是失望之隱、絕望之隱。
　　其四，陶淵明的隱居生涯，是他無奈出世的被動選擇。有人說，因躲避動亂、因求取安全、因官場失意、因不滿現狀等原因而歸隱的，實際上是對社會放棄責任，尋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態度，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筆者不敢苟同，縱觀陶淵明的家世及其坎坷的一生，直至最後辭彭澤縣令，過隱居生活，一方面體現了他「淡薄名利，厭棄官場；不為五斗米折腰，剛正不阿；躬耕自資，熱愛田園」的高貴精神品質，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人隱心未隱、身隱情未隱的無可奈何心理心境。在陶淵明內心深處，隱居並不是他終極理想，更不是他真心抉擇。
　　我們可以看到，儘管陶淵明辭官歸里，過上了「躬耕自資」的生活，創作了膾灸人口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句，甚至常常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看似瀟灑不俗，勝似仙人。但實際上，就連陶淵明在最富盛名的《桃花源記》通過描述桃源幽美與閑靜，也是為與當時醜惡動亂的社會現實形成鮮明對比，抒發自己對當時醜惡社會和無道政權的滿腔不滿和強烈否定。
　　因此，陶淵明的這種隱居，顯然是因天下無道才隱的，並沒有完全完全超越現實和政治。他筆下的人間仙境桃花源，何其美好，何其誘人，不啻就是他理想社會的一種嚮往。試想，倘若世上真有桃花源，那還需要隱居做什麼呢？出於這樣的分析結論，筆者斗膽以為，陶淵明留下那麼多詩文，述說他超然世外，快樂如仙，其實無非是想告訴大家，他的隱居是迫不得已的，是無可奈何的。人在逆境中，為了愉悅心情，刻意營造一種不同的心境，相信不少人都有過。
　　面對國破山河在的嚴峻事實，但凡有理想有抱負有壯志的莘莘學子，都不可能做真正的隱士，何況陶淵明這樣懷有大濟蒼生願望的有志之士？試想，這也許才是我們需要認識和理解的陶淵明，切莫被千餘年來對他所謂「不關心不過問國事正事」的真正隱士之評價所誤導。否則，這個誤讀誤判，在經歷了千餘年之後，還可能繼續下去，豈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