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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曾大肆修改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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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kya
時間:
2014-6-4 00:46
標題:
明成祖曾大肆修改歷史資料?
按說,歷史記載當秉承實事求原則,以歷史原貌記錄真人真事,但中國古代皇帝卻多有對自己不利的記載,命人重修和篡改之現象。在這種條件下修纂的歷史還有多少史料價值?明成祖朱棣就是這樣一位皇帝。
據史料披露,戰國以來,不少君王對不合聖意、直筆寫史的史官和他們所寫的史書,不是貶殺就是焚燒。這種做法,雖可達到洩憤和毀書的目的,但記載君王功績的部分也隨之蕩然無存,顯然此做法有些愚蠢。故自唐朝中晚期始,皇帝們一改以往野蠻做法,開始命人按照自己的意圖和標準,對史官己經修成的史書進行篡改。大文學家韓愈在唐憲宗朝任過史官,在編撰《順宗實錄》時,由於對宮禁中事,直筆實錄,被叱之為「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被憲宗令人刪改。直至唐文宗上台,仍下詔,令宰相路隨修改,理由是「《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實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舊唐書.路隨傳》)。到了宋代此種情況尤甚。宋哲宗紹聖年間,文豪黃庭堅執筆撰修《神宗實錄》,因「誣謗不實」而獲罪,被貶為涪州別駕。就連主編呂大防與參預修史的范祖禹、趙彥若等人,也被牽連獲罪。
明成祖朱棣是通過搶班奪權才得以繼承皇位的,故他對修改篡改史書尤為上心特別重視。朱棣想要擺脫篡奪之嫌疑,堵住天下人之口,自然是要對歷史資料加以粉飾才能讓自己的形象正大光明、名正言順起來。
下面,我們看看他到底都在哪些方面下了苦功夫呢?
其一,否前朝。朱棣深知,假如前朝建文帝接班很正統、業績很突出,那麼自己推翻建文就是違背祖制、違反常規的不合法不合理行徑了。故坐上了帝位的朱棣,既不給建文帝應有的謚號,甚至不承認建文的年號,把建文四年改稱洪武三十五年,是為了表示他這個帝位不是從建文帝那裡繼承來的,而是直接繼承自太祖高皇帝。
他甚至還多次暗示,老皇帝在世之日,就很喜歡他,和大臣動議過易儲一事,想讓他燕王取代皇孫承續大統,當時只因考慮到秦、晉二王在世,且比他年長,這才沒有堅持。在朱棣的一再「努力」下,建文帝在靖難之變後不僅一直下落不明,就連皇帝應有的謚號也空缺,直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與顯皇帝廟號復,改上廟號惠宗,謚號為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到清朝乾隆元年上謚號為恭閔惠皇帝,後世有人以其年號而稱建文帝。
其二,改出身。在封建社會,皇位繼承,十分講究嫡長之分。朱棣為了讓自己的皇位顯得合法,他將建文帝時代所修的《太祖實錄》修改了兩次,稱自己是太祖高皇帝的元配馬皇后所生,與懿文太子朱標及秦、晉二王同母,因他的這幾個兄長已經亡故,諸王中自己居長,所以從倫序上說,入續大統是理所當然。至於修《永樂實錄》時,更是直接把「高皇帝生五子」寫了進去。後來修《明史》者不知是疏忽大意還是有意為之,在好幾處都透露出朱棣並非嫡出,才讓我們今天得以知悉真相。
明成祖為實現淡化、弱化建文帝的目的,將建文時期的政府檔案大量銷毀,宮廷檔案和皇帝起居錄等塗寫和修改,對一切記載靖難之變的私家記述和文獻都被禁止,正如後世歷史學家所說:「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實記載,已為永樂時毀滅無遺... ...成祖以為罪則罪之,既篡之後,誰與抗辯?」。在皇帝授意下,經一班文臣的遮掩粉飾,正統的官方歷史把明顯的一場政變,演繹為一次意外;把一場逼宮奪權,說成是無顏自焚,實在是卑鄙至極:洪武三十五年六月,靖難的軍隊打到了南京金川門外,「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歎曰,『我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
在這裡稱「建文君」而不稱建文帝,暗示他不是合法的皇位繼承人;又說他因無臉見人,慚愧而自殺,御用史家的春秋筆法顯露無遺了。在他們的筆下,「今上」的姿態則要高得多,他摒棄前嫌,即命太監前往援救,施救不及,太監只好把「建文君」屍體從火中找出來,報告燕王,燕王哭著說:「果然如此癡呆?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走上了絕路!」這假惺惺的眼淚能蒙世人一時,血的事實卻任誰也掩飾不了。城破後,建文帝的幾個弟弟無一倖免,小兒子圭甫,當時只有兩歲,朱棣派人把他幽禁到安徽鳳陽老家,直到三世以後明英宗時,這個廢皇子才重新得見天日,那時他已五十有七,智力水平卻像個孩子一樣,連大街上在走的牛馬都分不清楚。此是後話。
其三,殺逆者。對一班主張和支持削藩的儒生,朱棣更是恨之入骨,大兵一入南城,就「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對他們展開了毫不手軟的屠殺,這些人多遭族誅,株連甚廣,人稱「瓜蔓抄」。南京陷落後,尚書齊泰被燕兵逮住,押往京城處斬,他的從兄弟敬宗等皆坐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才六歲的兒子免死為奴。黃子澄還想圖謀起事,被人告發抓住後,朱棣親自審問,不屈,被磔死。族人無論年少年長全都問斬,姻親全都發配戍邊。
其中最為酷烈的,莫過於方孝孺因不肯為朱棣撰即位詔,「夷十族」,誅殺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留下一首絕命詩,慨然就死。學生廖鏞、廖銘檢其遺骸,把他安葬在聚寶門外山上。方孝孺的兄長方孝聞,先他而死,弟方孝友與他一同就戮,妻子鄭氏,兩個兒子中憲、中愈自刎死,兩個女兒皆未成年,投秦淮河死。一門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方孝孺被處死,朱棣命翰林院侍讀樓璉起草登基詔書。樓璉是浙江金華人,也是宋濂的學生,文才出眾。樓璉戰戰兢兢勉強寫完了詔書,回到家,對妻子說,我死了倒也罷了,只怕不承命的話還要連累你。妻子說:「你還好意思回來?面對九泉之下宋濂先生的靈魂,你真的能問心無愧嗎?」樓璉羞愧難當,左思右想,到了傍晚自縊了。
本來,方孝孺是錚錚鐵骨之人,後來竟也被朱棣授意下的御用文人在寫明史時,將他刻畫成為一介膽小怕死之形象,真是悲劇。
歷史在政治家、在統治者手中變成了可以隨意圓扁的橡皮球,真相還有多少本來的影子?史書還有多少借鑒的價值?對此,我們只能歎一聲,悲劇再也不能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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