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與薛仁貴不為人知的一段歷史
這場暴雨,決定了一代帝王的命運。那天晚上,那座山上,正住著一個孕婦,她叫武媚娘。她必然成為中國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然而,歷史的偶然有時也能戰勝必然,尤其是天氣上的偶然性,如果山洪偶然把她沖走了,那麽,歷史的牌局又會面臨一場怎樣的逆轉呢?
薛仁貴遇事業瓶頸期武則天羽翼尚未豐滿
這是公元654年的盛夏,農歷閏五月初三的晚上,帝都長安郊區麟遊縣西天臺山的九成宮里(那時候已經更名為萬年宮),駐紮著一個規模達數千人的避暑團體。團體的老大是一對夫婦:李治武媚娘夫婦。負責避暑集團安全的軍官當中,有一個叫薛仁貴的軍人。
我們先談談李治夫婦,這一年,唐高宗李治27歲,他的女人武媚娘31歲。李治在山上的經歷似乎很愉快,他的心情可以用他自己當年在這里寫的銘文來概括:“陶瑩心靈,澄清耳目。”這個時候的武媚娘應該已經身懷六甲,懷的應該是皇子李賢,因為就在這一年的十二月,武媚娘在與老公一起出差的途中生下李賢。這一年,對於正在山上避暑的武媚娘而言,是極其關鍵的一年,她的事業可能還處於瓶頸期。因為,當時的她還只是昭儀的身份,而她在後宮的對手:王皇後和蕭淑妃,正強大地存在著,向她發起一波又一波強大的進攻。而兩年前剛從感業寺脫身而出的她,在後宮的爭鬥中,雖然已經取得一定優勢,但尚無絕對優勢。
怎樣打敗王、蕭兩位勁敵,也許武媚娘正在山上盤算著。而對於她自身而言,此時此刻所需要的是,必須保證自身的絕對安全,不能出任何意外,畢竟自己的存在,就是對敵人最大的威脅。在這清涼的高山宮殿中,能有什麽意外呢?
再談談薛仁貴。這一年的薛仁貴,41歲,他當時的軍銜是右領軍中郎將,正四品下,級別不算高,更麻煩的是,他還沒有拿得出手的軍功,《說唐》里的征戰蓋蘇文並不符合史實,說得還早了點。雖然在此9年前,32歲的他經過一次精心策劃,進入了首長唐太宗的視線,並且有幸進入唐太宗的前線總指揮所,唐太宗還親切地說:“仁貴同誌,我手下的那幫能人都老啦,不能夠擔任遠征作戰任務,你就是新生代軍人當中的佼佼者,大唐帝國能否開疆拓土,萬國來朝,以後就看你們少壯派的啦。”然而,薛仁貴剛剛被領導重視沒幾年,新領導唐高宗李治上任了。
薛仁貴需要一次機會
從歷史記載看,唐太宗在臨終前,並沒有向他的下一任重點推薦薛仁貴,不是領導不夠重視薛仁貴,而是薛仁貴的級別還不夠。上任領導的賞識,未必能有效傳達到新一任領導,新領導李治對薛仁貴的軍事才能還沒有感性認識。而要形成感性認識,至少需要一次單獨接見。要命的就是這個單獨接見,怎麽才能近領導的身呢?
那一個山風清涼的夜晚,薛仁貴或許在為自己的前程焦慮,他太需要領導給一個單獨操作的大業務來證明自己的才能,如果能偶然碰上領導談談話就好了。可以說,這也是薛仁貴事業的瓶頸期。
抗洪救人 薛仁貴獲得第二次職場突破
這個偶然在哪里呢?答案:在一場沒有任何預警的暴雨。就在公元654年農歷閏五月初三的那個晚上,一場暴雨來臨,瞬間積累的巨大地表徑流,形成一場山洪,《舊唐書》記載:“閏五月丁醜夜,大雨,水漲暴溢”,山洪沖垮了九成宮的玄武門,皇家警衛部隊的戰士們驚惶失措,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職責,都變成了“跑跑”,扔下領導,自己先走。山洪暴發,方顯英雄本色,只有薛仁貴還惦記著領導的安危,他批評那些“跑跑”們:“怎麽可以在皇上性命攸關的時刻,而只顧自己的安危呢?”。薛仁貴冒著被山洪沖走的危險,憑借他敏捷的身手爬上大門上的橫木,大聲報警,叫醒了正在安寢的領導,讓首長安全轉移到了高地。就在李治夫婦剛剛轉移到高地的那一刻,山洪淹沒了他們的寢所,“俄而水入寢殿”。
機會是留給活人的
這場山洪對於武則天、薛仁貴的職場生涯而言,都有不同凡響的意義。對武則天而言,如果沒有薛仁貴的預警,她百分之百會被山洪沖走,因為此次山洪沖走了皇家衛士和當地居民三千多人,如果這樣,她的職場生涯就到此為止,從此,王皇後仍是皇後,蕭淑妃仍是貴妃,武媚娘的名字將不會出現在史冊上,最多也就出現在唐代歷史皇家成員事故名單上。
然而,武媚娘幸存下來了,能生存就有機會,機會永遠是留給活人的,就在這一年,武媚娘弄死了自己的親生女兒,汙蔑為王皇後所為,在內宮鬥爭上給了王皇後最致命的一擊。然後,就在山洪事件第二年,武媚娘坐上了皇後的寶座,位置永遠都是留給活人的。
逃過了偶然的山洪,武媚娘走向了必然的輝煌。
對於薛仁貴而言,因為及時預警的功勞,他終於有了被新領導人重點會見的機會,李治留下了一句感激的話:“薛大哥,幸虧你嗓門大,我們才沒變成水里的魚,忠臣啦!(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從此,李治給了薛仁貴很珍貴的發展機會。第一次的大單業務就是三年之後,刻意提拔薛仁貴為遠征軍副總司令,讓他跟著總司令程名振做業務,這是穩步提拔和栽培的一步;接下來,放手讓薛仁貴做,從此,獨立指揮作戰,征服九姓突厥,三箭定天山,乃至成為東部遠征軍陸軍總司令,帶兵開進遼東國都,終於,大唐帝國軍界的新星就這麽成長起來了。
將薛仁貴後期職場的成長和那次山洪事件聯系起來,似乎有點牽強,其實這之間是有因果關系的。在山洪事件27年後的開耀元年,李治會見已經下放基層好一陣的薛仁貴,會上的第一句話就是:“在當年的特大洪災中,若是沒有你,我早就變魚了。”然後又重新起用薛仁貴,可見領導記得最牢的不一定是業務上的豐功偉績,卻是與他私人有關的那些事兒。雖然說薛仁貴有走紅的必然因素,但也不能否定那一夜的山雨,讓他與成功更近了一步。
這就是公元654年農歷閏五月初三那晚的暴雨,它成全了薛仁貴,而那夜的暴雨預警,保全了武則天。歷史和命運,必然乎,偶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