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很少為女性寫傳記。以明朝為例，凡是能進入正史的女性，多為后妃或夫人等上層人物，除此幾乎無人關注。但也有一類女性能有正史記載，那就是對典型守節或失節婦女的記載。無論《明實錄》，還是《明史》，都有一定篇幅記載了她們的事情。
　　比如，翻開《明史》，仔細分析這類對女性記載的文字，一般都是使用了相當大篇幅寫貞節烈女。這些女性唯一的共同點，不是丈夫死後永不再嫁就是被逼改嫁奮力抵抗玉石俱焚... ...。於是，列女這一出自劉向的《列女傳》的專用詞，到了明代，就全部變成烈女了。
　　何以會出現這般現象呢？原來，明朝在繼承宋代理學關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和「存天理、滅人欲」等觀念的同時，還加以了「發揚光大」：婚前應需保持童貞，婚後應該堅持守貞，夫死應當誓死守節等，這種「從一而終」的觀念在明代被發揮到了極致。故而，在統治階級的倡導下，明代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的節烈風氣，上至后妃宗室之女，下至販夫走卒之婦，無不以節烈為追求目標。作為官方正史的《明史》和《明實錄》中記載的數量龐大的貞節烈婦事跡，正反映了這種社會現象。
　　當時，男孩子出生，叫做「弄璋之喜」；女孩子出生，叫做「弄瓦之喜」。「璋」是美玉，「瓦」卻是原始的紡錘。這是很明顯的性別歧視。就連《明史·列女傳》也說：「婦人之行，不出於閨門。」證明婦女在明朝時期不僅沒有獨立的人格，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據統計，《明史》記載了243名節烈婦的事跡，而《明實錄》記載的節烈婦竟多達4962名，大大超過了前廿二史的數量總和。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明朝烈女如此劇增呢？
　　通過分析，政府提倡和引導，社會趨從和讚賞，是兩大不可忽視的主要因素。
　　洪武元年，明太祖下詔：「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 武宗正德六年又下令:「近年山西等處不受賊污貞烈婦女已經撫案查奏者，不必再勘，仍行有司各先量支銀三兩，以為殯葬之資；仍於旌善亭旁，立貞烈碑，通將姓名年籍鐫石，以垂久遠。」 可見，明代統治者不僅從正面大力宣揚這些節烈婦女，還對不節不烈的「反面典型」進行打擊。例如正統六年「山西按察司僉事劉翀下獄。有朱氏者，先為安陸侯吳傑妾，傑死，改嫁指揮張能，能死，又嫁指揮程鵬，皆為妾。鵬坐事洙，翀慕其貲貌取為妻，至是，巡按御史曹泰劾奏翀忘廉恥配失節婦為風憲玷，上命逮翀下獄鞫之。」 由此得知，雖然歷代均有表彰節婦之例，但真正下詔並加以制度化的，還是明代。
　　像這種政府提倡並表彰的做法，對於寡婦而言，自身可以得到旌表光榮，本家差役亦可藉此免除， 家族也自然樂意培養、教導出這樣的貞節烈婦。政府與民間在此問題上竟能達到高度「統一」，實現皆大歡喜的「雙贏」，必然無形中助長了寡婦守節之風。
　　以今天的理解和判斷來看，單純地片面地強調「守節」，無疑是對婦女的一種摧殘。我們只要看看這些烈女的情況就能一目瞭然。
　　據史料分析統計，這些烈女主要有以下幾種：一、丈夫死，為夫守節。如「吳節婦，無為周凝真妻。凝真卒，婦年二十四，毀容誓死，不更適，傭女工以奉孀姑... ...年七十五終。」 二、夫死殉夫，如汪烈婦「年二十三，夫死，無子，欲自經。家人防之謹，不得間。氏聞茉莉有毒能殺人，多方求之，家人不知也，日供數百朵。逾月，家人為亡者齋祭，婦自撰祭文，辭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積花煎飲之，天明死。」 三、未嫁過門夫死守節或殉夫，如陳氏「字楊瑄，未嫁而瑄卒。女請死，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私剪髮，屬媒氏置瑄懷。... ...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謀改聘，女縊死。」 四、為保名節而自盡，如唐方的妻子丁氏，「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為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色美，借梳掠發，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斂裙，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為夫人潭。」
　　很顯然，明清官方正史對女性全貞節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行為津津樂道，讚歎不已。《明史》不惜筆墨詳細記載大量女性的節烈事跡，就是希望通過宣揚貞節對於女性的重要性，以此為女性樹立節烈的楷模。難道這表面看上去的理由就是統治者真實目的嗎？答案是否定的。明朝統治者只不過是期望通過對禮法制度和封建倫理綱常的宣傳，給女性套上沉重的枷鎖，使女性被困在封建家庭的牢籠之中，以便他們在管理國家、奴役百姓，甚至是玩弄女性方面提供便利而已。
　　就這樣，明朝時期使得本屬於表彰女性良好品德的《列女傳》，搖身一變成為了婦女為保貞潔自殘自盡的《烈女傳》。殊不知，這種轉變，是眾多女性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光鮮「桂冠」，是對女性尊嚴的嚴重褻瀆，對生命寶貴的無情踐踏。從這個角度講，由「列女」變「烈女」的歷史，不啻就是一部明朝婦女充滿血淚的控訴史、悲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