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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朝代之一，其疆域遼闊，經濟繁榮，國力強盛，一時無兩。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朝代，也最終滅亡了。從政治的角度分析，唐朝的滅亡，主要有三大因素：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和朋黨之爭。不過，在政治因素之外，有人研究發現，壓倒唐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竟是季風氣候。

　　先來看看宦官專權。在中國歷史上，東漢、唐朝和明朝是宦官專權最嚴重的三個朝代，其中唐朝的宦官專權程度尤甚。東漢王朝和明朝的宦官雖然專權，但是還不敢在皇帝頭上撒野，唐朝的宦官卻能操縱皇帝，連宰相的任免、國策的制訂都由其左右。唐朝宦官的權力逐漸擴大是從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寶年間開始的，當時諸王和公主要稱宦官高力士為“阿翁”，駙馬稱其為“爺”。到了唐代宗時期，宦官李輔國仗着曾經擁立唐代宗即位有功，非常跋扈，曾經對代宗說：“大家（指代宗）但在內裡坐著，外事皆聽老奴處分。”唐代宗聽了龍顏大怒，但也只能乾瞪眼。唐朝後期的皇帝大都是由宦官擁立，這些皇帝們不但無權插手中央政權，甚至連性命都不能自保，唐憲宗、唐敬宗竟為宦官所殺。

　　為了反對宦官專權，皇帝們也曾經試圖聯合朝臣共同對付宦官。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唐順宗時期的“二王八司馬”事件和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但是這些鬥爭都以失敗告終。宦官的權力不但未能得到削弱，反而更加強。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到唐朝滅亡。

　　藩鎮割據是唐王朝滅亡的第二個重要原因。唐睿宗景雲年間（710—712年），為了保衛邊疆地區，唐廷在邊疆地區設置了節度使，這些節度使手握重兵，對中央政權造成一定的威脅。唐玄宗時期引發“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就身兼三地節度使。“安史之亂”之前，節度使主要設在邊疆，之後，唐朝為了保護中央政權，設立了更多的節度使，節度使成了割據一方的勢力。各個藩鎮擁兵自重，割據一方，是實際上的土皇帝。他們壟斷了地方的稅收，藩鎮之間以及藩鎮與中央之間為了爭奪人口和土地，不斷進行着戰爭。這些藩鎮大都處于獨立半獨立狀態，節度使一職通常由上一位傳給兒子或者親信的部將，中央毫無干預權。例如在唐憲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統治區域內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鎮四十六處，其中只有某些事關唐朝安全的重要藩鎮由中央控制，其他都是各行其是。藩鎮割據極大地削弱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嚴重地威脅着國家的統一。

　　出現在唐後期的朋黨之爭是唐王朝滅亡的第三個重要原因。唐朝中央官員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靠門蔭入仕的官宦貴族子弟，一是科舉出身的官員，他們大多來自庶族地主。科舉出身的官員，由於政治地位相近，情趣相合，極易結成黨派。是時，同榜進士稱“同年”，進士對主考官稱“座主”，被錄取的進士為“門生”，門生、座主往往互相援引，形成一個個政治上的小圈子。另一方面，士族地主雖已衰落，而且其地位每況愈下，但是，他們仍然以自己的閥閲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這兩種官員不斷進行明爭暗鬥，極大地削弱了唐朝統治力量。這其中以長慶（821—824年）至大中（849—860年）年間的“牛李黨爭”歷時最久，鬥爭最為激烈。牛黨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等，他們都是權德輿的門生。李黨主要人物有：李德裕、鄭覃。李德裕是趙郡士族，他“不喜科試”，以門蔭入仕。朋黨之爭沒有多大的積極意義，徒然消耗了大量的政治力量，讓統治階級內部成為一盤散沙。

　　以上三大因素最終導致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瓦解了唐朝的統治。唐王朝終於被唐末農民起義軍的叛徒朱全忠所建立的後樑所取代。

　　季風是壓倒唐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近些年來，有學者認為，唐王朝統治晚期，罕見的季風氣候異常致全國災荒連連，影響了農業生產，進而成為引發農民起義的因素之一。

　　所謂季風，是由於大陸及鄰近海洋之間存在的溫度差異而形成大範圍盛行的、風向隨季節有顯著變化的風系。季風是由海陸分佈、大氣環流、大陸地形等因素造成的，以一年為周期的大範圍對流現象。亞洲地區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季風區。季風會帶來明顯的天氣氣候變化。例如，冬季風來時空氣寒冷乾燥，夏季風來時空氣溫暖潮濕。

　　據科學家研究，在最近一萬五千年中，世界上曾出現過三次冬季季風過強而夏季季風過弱的異常現象，每次都引發了一段異常寒冷的氣候，其中前兩次出現在最近一次冰川期，最後一次就出現在700年至900年間，與唐王朝統治時期吻合——唐朝統治始於618年，結束于907年。根據地質研究，750年前後，唐王朝經歷了一段相對幹旱的時期，在這一段時間內，曾不止一次出現為期三年的極乾旱時期，導致大面積災荒，進而成為引發農民起義的因素之一。與此同時，乾旱加劇了沙漠化進程，邊境地區的遊牧民族由於生存環境惡化，對內陸地區的侵略也加劇。這一切都加速了唐朝的滅亡。-午後書社-

　　科學家們還發現了另一個驚人的秘密：同樣的氣候變化也曾在中美洲出現。9世紀左右，加勒比海地區出現了持續一百多年的乾旱，著名的瑪雅文明也因此消亡。

　　但也有專家認為，史料中並沒有當時氣候乾旱的記載，相反，根據史料記載，中國在700年到900年間經歷了兩段濕潤的氣候期，其中只夾雜了一個短暫的乾旱期。他們認為，相比于實驗儀器得出的結論，前人留下的歷史記載應該更可信。

　　雖然歷史資料並沒有記載氣候對政治的影響，但是我們不能由此斷然否定季風異常氣候的存在。首先，由於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大多是定性的，很少有定量的，所以往往語焉不詳。其次，對於古人來說，由氣候導致王朝滅亡的結論聽上去有些“刺耳”，甚至不可理喻。這是因為，依照慣常的思維，一個王朝的滅亡，應該是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有關。所以史書對自然災害的記載普遍比較簡略，我們後人無法從中知道當時自然災害的程度。再說，古代的交通、通訊手段相對落後，所以可能會有很多漏記的情況。此外，史料記載也會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響，例如有些不重要的災害記得比較詳細，有些重要的災害卻很簡略。所以，通過古代文獻研究古代氣候變化的方法並不特別可靠。

　　在此，我們將氣候變化作為一個王朝滅亡的因素之一，並非是託辭。唐王朝的滅亡毫無疑問是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以及王朝內部的腐敗導致的，但是氣候的變化是一個重要的促成因素。這是因為，如果氣候宜人，物質豐富，人就“懶得動”，社會就會比較穩定。一旦物質缺乏，人連吃飽肚子都成了問題，就會到處尋找資源，從而引發社會大動盪。如果說政治因素是內因，有時自然災害便可能是外因。從這個意義上講，唐朝末年，氣候惡化是“壓彎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或是“蓋棺的最後一根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