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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用人之利弊

朱元璋用人之利弊

  如何用人,用什麼樣的人,決定著事業的成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朱元璋身為明朝開國皇帝,能馬背上得天下,自然是其用人之道有獨到之處。
  朱元璋曾經說過:「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其嘗言者可信,將不複審察,讒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這番話,雖寥寥數語,卻為讒佞者畫出了一幅清晰的素描,凸顯出他對讒佞者的不屑和痛恨。
  據載,朱元璋與兵部尚書沈縉議論興治之道時說到:「興治之道,當進君子退小人」 。針對如何鑒別君子、小人問題,朱元璋又道:「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眾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這番話道出了他胸中識人的原則。
  朱元璋在與近臣的一次私下交談中,對這一識人原則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獻媚狎暱同乎污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與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污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幸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知識人之難,尤其明白難在何處,發現人才、重用人才,就有了良好的開端。事實上,朱元璋在識人上的確技高一籌,麾下人才濟濟,成其霸業。
  找到了識人之術,剩下的就是如何用人了。只講識,迴避用,那是葉公,朱元璋則是說到做到。他下命令給吏部:「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又說:「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朱元璋做皇帝二十多年,汲取了元代的教訓,擢用了一批庶民為官,在他的大力提攜下,這些人後來都成了國家的棟樑之材。他諄諄告誡道:「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始終。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史實已經證明,朱元璋的這套識御理論,完全來自於他的實踐,很管用。
  然而,朱元璋畢竟是封建帝制的繼承者,哪怕其出身卑微、自小受苦,同樣無法擺脫「帝王心思」的做崇,無法逃避專制統治的困惑,於是乎,才有了後來的大興冤獄,大開殺戒。事實證明,封建帝王識人用人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家天下」,不過是為了「固皇權」,不過是為了「除異己」。任何奢望封建社會的明君能夠清正廉政的幻想,都是幼稚而可笑的。
  縱觀朱元璋的用人弊病,以下三方面或許是最主要的:
  其一,「家天下」的帝制決定了「任人唯親」。
  朱元璋選定接班人,不是看學識能力水平,而是在著重在嫡親中欽定。先是長子朱標被立太子,後因早逝,再立次孫朱允炆為帝,是為建文帝。終因朱元璋四子朱棣發動靖難之役而被推翻。儘管朱棣奪取政權名不正言不順,但他在位期間完善政治制度,發展經濟,開拓疆域,遷都北京,編修《永樂大典》,派遣鄭和下西洋,使明朝發展到頂峰,明成祖的統治時期被稱為「永樂盛世」,明成祖也被後世稱為永樂皇帝或永樂大帝。今天,我們很難想像若明朝沒有朱棣的統治,朝代發展會是什麼樣子。甚至可以說,明成祖功不可沒。
  其二,「固皇權」的根本決定了「大開殺戒」。
   翻開歷史,我們不難看出一個「規律」,當一起並肩戰鬥的「兄弟」一旦成為「君臣」 關係時,往往就是大興冤獄、大開殺戒之日。明朝朱元璋也不例外。
  據正史或野史記載,猜忌刻薄的朱元璋當了皇帝後就大殺功臣,當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幾乎被他斬盡殺絕,徐達、李善長、劉基、胡惟庸、藍玉、葉升、馮勝、宋濂、傅友德... ...惟獨信國公湯和倖免於難(《明史》裡說湯和「沉敏多智數」,絕非溢美之辭,正因為如此,他才成了個「異數」)。一般意義說,朱元璋好容易才坐上皇位,自然要想方設法、絞盡腦汁保住皇權,對來自任何方向角度的威脅加以清除剷除。而位高權重的功臣首當其衝成為他的眼中釘肉中刺,欲拔除而後安。何況其中不乏功高蓋主之輩、窺視皇位之流、挑戰帝威之人。
  其三,「除異己」的目的決定了「濫殺無辜」。
  在「胡惟庸案」中,胡惟庸被朱元璋以「擅權植黨」、「枉法誣賢」的罪名處死,遭受牽連者多達三萬餘人,朱元璋甚至在胡死後十年,還給他扣上了一個「通倭謀反」的十惡不赦罪名;在「藍玉案」中,身為開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戰功顯赫的涼國公藍玉居功自傲,日益驕橫,很有死有餘辜的意味,但藍玉謀反案涉及人數多達一萬五千人。我們很難設想,胡藍二案中受到牽連的人都是該死之人、該罰之人... ...也許正是因為朱元璋在胡藍二案裡濫殺無辜過多,整個開國元勳體系,竟十去其九,以至於後來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奪自己侄子的江山,建文帝朱允炆縱觀文武百官,竟無可用之帥去率兵抵擋,直落得個兵敗後不知所蹤的結局。朱元璋原本想鞏固孫子的江山,不料卻間接將接班人建文帝送上不歸路,想必起朱洪武於地下,也當哀歎自己苦心經營卻適得其反,實在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罷?
  得人才者得天下。一切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選人用人,關乎事業的成敗。古代如是,今天也如此。就現代領導學、管理學角度看,用人之道貴在任人唯賢,貴在德才兼備,貴在知人善用、用其所長... ...而不是懷疑一切,捕風捉影,牽連一片,濫殺無辜。只有用人問題的公平公正公開,才能杜絕用人弊端。朱元璋的用人利弊,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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