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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用人，用什麼樣的人，決定著事業的成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朱元璋身為明朝開國皇帝，能馬背上得天下，自然是其用人之道有獨到之處。
　　朱元璋曾經說過：「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其嘗言者可信，將不複審察，讒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這番話，雖寥寥數語，卻為讒佞者畫出了一幅清晰的素描，凸顯出他對讒佞者的不屑和痛恨。
　　據載，朱元璋與兵部尚書沈縉議論興治之道時說到：「興治之道，當進君子退小人」 。針對如何鑒別君子、小人問題，朱元璋又道：「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眾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這番話道出了他胸中識人的原則。
　　朱元璋在與近臣的一次私下交談中，對這一識人原則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獻媚狎暱同乎污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與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污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幸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知識人之難，尤其明白難在何處，發現人才、重用人才，就有了良好的開端。事實上，朱元璋在識人上的確技高一籌，麾下人才濟濟，成其霸業。
　　找到了識人之術，剩下的就是如何用人了。只講識，迴避用，那是葉公，朱元璋則是說到做到。他下命令給吏部：「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又說：「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朱元璋做皇帝二十多年，汲取了元代的教訓，擢用了一批庶民為官，在他的大力提攜下，這些人後來都成了國家的棟樑之材。他諄諄告誡道：「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始終。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史實已經證明，朱元璋的這套識御理論，完全來自於他的實踐，很管用。
　　然而，朱元璋畢竟是封建帝制的繼承者，哪怕其出身卑微、自小受苦，同樣無法擺脫「帝王心思」的做崇，無法逃避專制統治的困惑，於是乎，才有了後來的大興冤獄，大開殺戒。事實證明，封建帝王識人用人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家天下」，不過是為了「固皇權」，不過是為了「除異己」。任何奢望封建社會的明君能夠清正廉政的幻想，都是幼稚而可笑的。
　　縱觀朱元璋的用人弊病，以下三方面或許是最主要的：
　　其一，「家天下」的帝制決定了「任人唯親」。
　　朱元璋選定接班人，不是看學識能力水平，而是在著重在嫡親中欽定。先是長子朱標被立太子，後因早逝，再立次孫朱允炆為帝，是為建文帝。終因朱元璋四子朱棣發動靖難之役而被推翻。儘管朱棣奪取政權名不正言不順，但他在位期間完善政治制度，發展經濟，開拓疆域，遷都北京，編修《永樂大典》，派遣鄭和下西洋，使明朝發展到頂峰，明成祖的統治時期被稱為「永樂盛世」，明成祖也被後世稱為永樂皇帝或永樂大帝。今天，我們很難想像若明朝沒有朱棣的統治，朝代發展會是什麼樣子。甚至可以說，明成祖功不可沒。
　　其二，「固皇權」的根本決定了「大開殺戒」。
　　 翻開歷史，我們不難看出一個「規律」，當一起並肩戰鬥的「兄弟」一旦成為「君臣」 關係時，往往就是大興冤獄、大開殺戒之日。明朝朱元璋也不例外。
　　據正史或野史記載，猜忌刻薄的朱元璋當了皇帝後就大殺功臣，當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幾乎被他斬盡殺絕，徐達、李善長、劉基、胡惟庸、藍玉、葉升、馮勝、宋濂、傅友德... ...惟獨信國公湯和倖免於難(《明史》裡說湯和「沉敏多智數」，絕非溢美之辭，正因為如此，他才成了個「異數」)。一般意義說，朱元璋好容易才坐上皇位，自然要想方設法、絞盡腦汁保住皇權，對來自任何方向角度的威脅加以清除剷除。而位高權重的功臣首當其衝成為他的眼中釘肉中刺，欲拔除而後安。何況其中不乏功高蓋主之輩、窺視皇位之流、挑戰帝威之人。
　　其三，「除異己」的目的決定了「濫殺無辜」。
　　在「胡惟庸案」中，胡惟庸被朱元璋以「擅權植黨」、「枉法誣賢」的罪名處死，遭受牽連者多達三萬餘人，朱元璋甚至在胡死後十年，還給他扣上了一個「通倭謀反」的十惡不赦罪名；在「藍玉案」中，身為開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戰功顯赫的涼國公藍玉居功自傲，日益驕橫，很有死有餘辜的意味，但藍玉謀反案涉及人數多達一萬五千人。我們很難設想，胡藍二案中受到牽連的人都是該死之人、該罰之人... ...也許正是因為朱元璋在胡藍二案裡濫殺無辜過多，整個開國元勳體系，竟十去其九，以至於後來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奪自己侄子的江山，建文帝朱允炆縱觀文武百官，竟無可用之帥去率兵抵擋，直落得個兵敗後不知所蹤的結局。朱元璋原本想鞏固孫子的江山，不料卻間接將接班人建文帝送上不歸路，想必起朱洪武於地下，也當哀歎自己苦心經營卻適得其反，實在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罷？
　　得人才者得天下。一切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選人用人，關乎事業的成敗。古代如是，今天也如此。就現代領導學、管理學角度看，用人之道貴在任人唯賢，貴在德才兼備，貴在知人善用、用其所長... ...而不是懷疑一切，捕風捉影，牽連一片，濫殺無辜。只有用人問題的公平公正公開，才能杜絕用人弊端。朱元璋的用人利弊，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