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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謙(132~194)，字恭祖，丹楊(治今安徽當塗東北)人。漢末群雄之一，官至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
　　曹操之父曹嵩，因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初平四年為陶謙部下所殺。 對於此事，《三國誌》、《後漢書》、《世語》、《韋曜吳書》諸書記載不一，眾說紛紜。一般認為《吳書》所云較為合理。
　　據史料記載，因為當時公孫瓚遁入幽州，閉門不出，袁術又南下揚州，圖謀徐州，陶謙和其聯盟等於名存實亡，為保護徐州，陶謙只有交好袁曹。而曹嵩當時正好避亂於琅邪，琅琊為徐州勢力範圍，曹嵩之一舉一動必難逃陶謙之手。試想陶謙在和曹操處於敵對狀態時，也從未為難過居於琅琊的曹嵩，那麼更不可能在想交好的時候殺害曹嵩。曹操派遣迎其父的人是泰山太守應劭，應劭為初平三年陶謙聯合豪傑，同討李傕時一員，和陶謙關係非淺。基於以上原因，陶謙只有派兵沿途護送曹嵩以向曹操示好更符合歷史情況，可能問題出在護送的人身上。  
　　曹嵩自琅琊赴兗州，必經泰山郡華、費兩縣。初平四年，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下邳為當時徐州州治，陶謙始虛以委蛇、與其合從，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後遂殺之，而並其眾。曹嵩曾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家財可稱億萬，在去兗州途中光家財就裝了百餘輛車招搖過市。而華、費一地的陶謙軍正多是闕宣餘黨，看見這大宗錢財怎能不心動，更且招安不久賊性未泯。於是利字當頭，磨刀霍霍，曹嵩一家頓時身首兩分，魂歸黃泉。
　　當時陶謙的部下很多都是黃巾舊部，賊匪餘孽，陶謙又督之不嚴，親小人，遠賢臣，因此發生了曹嵩喪命之事。
　　不管怎麼說，曹嵩一行是在路過華縣、費縣地界時，被歹徒所殺，隨身財物被劫一空，按地域劃分都屬徐州牧陶謙管轄。曹操找不到真正兇手，自然要拿陶謙是問。故而，曹操打著「替父報仇」的旗號，殺氣騰騰地帶兵闖入徐州，連著搞了幾次大屠殺，據說殺到「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的地步，恐怖氣氛到了極點。
　　對於曹操這種不分青紅皂白濫殺無辜的行徑，不論當時還是後世的人，大多都給予譴責和批評，這當然是沒錯的。但陶謙在這件事有沒有過錯、應不應被「問責」，答案顯然也是肯定的。也許，一直以來，有不少人替陶謙鳴冤叫屈，認為人不是他殺的，錢不是他搶的，板子打在他屁股上實在有些不公道。然而作為徐州地區最高軍政長官，陶謙原本就應該對自己的軍隊負有嚴肅管理責任，對自己轄區的治安負有嚴格整治責任。不管違法犯罪之人是誰，只要在轄區內發生的如此惡性案件，身為「第一責任人」的州牧，都難逃其咎，被問責在所難免。
　　曹操的「問責」不能隨意擴大問責範圍，不能採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濫殺無辜，牽涉百姓。一般來講，問責也好，追究也好，都只能在一定範圍內、一定限度下實施，必需把握好度，過當和不及都是錯。就好像如今，我們有些地方一旦出現了惡性治安事件、重大責任事故，或因民眾利益被嚴重損害導致群體事件爆發，或由於政府官員不作為引發社會矛盾激化等，在事後追究責任時，往往有人替「主官」辯解、伸冤，理由不外乎是「事先不知情」、「沒有主觀的故意」等。這類申訴與辯解，與有人替陶謙鳴不平，似乎是「殊途同歸」，很是相像。
　　從事務的根源探究，不論事件的發生是否與地方主官有無直接干係，只要工作職責歸你管理範疇，只要職務轄區歸你領導範圍，縱使有一千個理由，也都無法推脫責任，不能逃避追究。幻想輕描淡寫地推卸應擔負的重大責任者，不是無德，就是無能。這樣的官員，留在位子上，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只是在問責過程中，必須嚴格按照過錯與責任相當的原則把握，且莫過當也莫不及。既要防止冷處理的「暫停職務」就是處理，過後又「帶兵提拔或重用」的錯上加錯行為；又要防止「一棍子打死」不給改正機會的片面處理方式。畢竟，問責不是就處罰而處罰，而是通過處罰教育和懲戒錯誤，挽救和減少損失，使我們的工作與事業走上健康良性的發展之路。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從曹操問責陶謙的事件中，能夠獲得什麼啟示、受到什麼教育，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