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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是清代有名的聖君，有子35人，女20人，嫡出最長者為胤，康熙十四年曾被立為皇太子，後玄燁在康熙五十一年(西元1712年)十月，第二次廢黜胤 ；第二年二月左都禦史趙申喬上奏請求再次冊立皇太子，這是二廢太子後，朝臣第一次為此事上奏請求。玄燁看罷奏疏後，特別召集群臣說明此事。他說：“立儲大事，朕豈忘懷，但關係甚重，有未可輕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然以朕心為心者，方可立之，豈宜輕舉。”諭旨表明，接受了兩次廢立太子的沉痛教訓，又面臨著錯綜複雜的儲位之爭的局面，玄燁正在深入思考皇儲關係、儲君標準、建儲方式等重大問題，力圖尋找一個較好的辦法，避免以往的失誤；在沒有找到可行方法之前，決不草率冊立。他向群臣公開陳述他的觀點，表明他在晚年已開始擬訂新的建儲計畫了。　　
　　玄燁在經過4年多的總結、思考以及對儲君的精心選擇後，開始實施他的建儲計畫了。　　
　　第一次建儲之議出現於康熙五十二年(西元1713年)。據《清世宗實錄》載：“康熙五十六年冬，聖祖仁皇帝召諸王子，面詢建儲之事。”朝鮮使臣於康熙五十七年(西元1718年)四月從中國返回朝鮮後，稟告朝鮮國王：“臣來時問太后葬後，當有建儲之議。”建儲之事雖然到處流傳，反響很大，但人們對其具體內容卻毫不知曉。這表明玄燁只是就建儲一事徵詢皇子與重臣的意見，他本人並未表露態度，更未作出任何決定。可見他對儲君人選、冊立日期等重大問題，已開始有意識地採取保密措施了。　　
　　“長篇諭旨”出現於康熙五十六年(西元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玄燁在皇太后病危，自己也重病纏身的情形下，召集全體朝臣，商討建儲的有關問題。“長篇諭旨”的說法便由此而來。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及五十六年十一月兩個諭旨構成了新的建儲計畫。與嫡長子皇位繼承制度相比較，它的具體的方略，如皇帝全權決定儲君人選，“有德者即登大位”、“擇賢而立”的擇儲標準，對儲君人選以及建儲的有關問題的保密原則等等，都比較新穎，而且秘密色彩濃厚，因而可稱之為秘密建儲計畫。如果這個計畫能貫徹執行，並且形成制度，將會減少傳統建儲制度的某些弊端，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玄燁對實施兩千多年的建儲制度進行了改革，儘管他本人並未認識到這樣做的意義。　　
　　這一秘密建儲計畫的核心是皇帝全權決定儲君人選，完全排除統治階層中任何集團或個人對建儲的干擾。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是其他三部分得以實施的先決條件。這一點得不到保證，其他三部分也無法實施。　　
　　雖然玄燁通過“擇賢而立”的方式選擇儲君，但其主觀上並無廢除嫡長子繼承制的意圖。玄燁的宗法觀念濃厚，認為諸子之中，“允(胤)居貴”。在胤被廢後，他已無嫡子，皇長子胤也獲罪幽禁，所以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庶子。　　
　　再者，對儲君暗中進行培養、考察，儲君如果表現不佳予以撤換時，由於沒有讓其知道這件事，不會引起任何不良後果，這樣皇帝在對儲君的選擇上，就完全抓住了主動權。　　
　　秘密建儲在康熙朝晚期出現，是形勢的需要，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為了解決複雜、尖銳的儲位之爭，玄燁只能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博採眾長，另闢蹊徑。不過對於他來說，這種做法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他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在開拓一條新的建儲道路，更無將此立為定制、世代遵行之意。新制度的建立是一個不斷摸索、逐步改進並完善的過程，秘密建儲制度也不例外。雖然玄燁是秘密建儲的開創者，但直到雍正、乾隆二帝才把它的不足加以改進，把它的疏漏加以補足，並作為一種制度最終確立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