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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嚴嵩,賢多於奸

“奸臣”嚴嵩,賢多於奸

  嚴嵩(1840—1567年),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曾在嘉靖朝內任首輔大臣、內閣大學士,是歷史上著名的奸相,在《明史·奸臣》中有列傳。所謂“奸臣”,在史書中的解釋是“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生陰賊者”。然而,翻看記錄嘉靖朝事的正史、野史,嚴嵩似乎不應列入“奸臣傳”。

  其實,從嚴嵩下台後,就有人認為他被定性為奸臣很冤枉。即便是在修《明史》時,寫作班子對於嚴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爭論。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

  “竊弄威柄”的真相

  嚴嵩是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但很快病休歸里,讀書八載,後因詩文峻潔,聲名鵲起。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還朝復官。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嚴嵩奉命祭告顯陵,回來後大說吉祥話,說得嘉靖眉開眼笑,嚴嵩因此快速陞遷。到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嚴嵩成為首輔,先後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這並不是說,他可以專權了。

  嘉靖是明朝歷史上少有的幾個不勤政的主兒,在位四十五年,竟有二十七年不上朝。但是別以為他對朝政大事撒手不管了。他雖深居大內,卻是緊握皇權,任中不曾出現權臣專政的局面。《明史·嚴嵩傳》載,嚴嵩任首輔後,皇帝雖然非常親近嚴嵩,但是對他的意見也不全信,有時候會讓他獨斷專行,有時候又會故意表示反對他的做法,目的是殺殺他的氣勢。這說明嚴嵩不但沒有機會弄權,連自己的位置都隨時可能丟失。再如《賓退錄》卷四上說:都察院左都御史歐陽必進與嚴嵩為兒女親家,嚴嵩欲安排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經嚴嵩哀求再三,嘉靖僅讓歐陽做了半年的吏部尚書即斥去。試想,嚴嵩想安排一下兒女親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談把持朝政、結黨營私!由此看來,說嚴嵩“竊國柄政”實不可信!

  嘉靖繼位之初,對百年積弊和朝政是頗多革新的,這讓朝政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過于果斷革除鎮守中官。鎮守中官之設是明成祖利用宦官強化皇權背景下的產物,《明史·張忠傳》記載,嘉靖在位四十幾年,不設鎮守內臣和掌管京城倉儲的官員,此舉讓長期猖獗的宦官勢力得到了強有力的控制。此外,嘉靖十年行“一條鞭”法,變革賦稅,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可以想象,嘉靖有鼎革之力,與世宗廝守了那麼多年的嚴嵩豈能無守成之功?

  嚴嵩與嘉靖的關係

  《明史》稱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這個結論概括出相當一部分事實,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嚴嵩並非一意媚上,他得罪嘉靖之處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對政事頗多議論,特別是對正德年間的政治有所批評。

  嘉靖是個極難侍候的皇帝,他生性猜忌、多疑、嗜殺。不僅如此,他待人冷漠,對自己的妻兒、侍婢、臣僚無不無情無義,以至宮中一群弱女子因為無法忍受他的殘暴,要將他勒死。這就是發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的“宮婢之變”。嚴嵩任首輔十五年,與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殺的皇帝能相處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

  嚴嵩一向被人譏為“青詞宰相”,說得是嘉靖皇帝崇奉道教,熱衷于玄修、煉製丹藥。在那些頗為神秘的儀式中,經常需要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詞。青詞是一種賦體文章,需要文筆華麗,而嚴嵩正好深諳此道,所以頗得皇帝喜愛。人們認為嚴嵩就是因為以此拍皇帝的馬屁,才得以步步高陞的。可是,當時力贊玄修、進獻青詞几乎是所有閣臣的要事,嚴嵩並不見得比別的閣臣更諛媚,只不過他的文采更好一些而已。嚴嵩並不熱衷于奉承,相反,他還曾非常剛正。

  正德十一年(1516年),嚴嵩還朝復官。復官之初,嚴嵩對朝政多持批評之論,他多次提到,“正德間,天下所疾苦莫如逆豎妖僧”。對於武宗的許多其他做法,他也持批評態度,例如反對運楠木北上。或許是因為為官剛正,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即位幾個月之後,嚴嵩才升為南京翰林院侍讀,署掌院事。到嘉靖四年(1525年),又升為國子監祭酒,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為止,嘉靖對他並沒有特別注意,也沒有跡象表明他有不清白的行為。

  進入北京後,嚴嵩在為官做人方面開始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將利祿看得重了,常說起“祿不逮養,學未有成”之類的話,也有人批評他,任祭酒時就不清白了。

  儘管如此,嚴嵩也並非一味諂媚,對嘉靖不正確的做法也會據理力爭。例如“宮婢之變”後,嘉靖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壽宮發生火災,嘉靖欲重修宮殿。嚴嵩考慮嘉靖久不上朝,營建又要花費巨額資財,會引起民怨,故不同意重修宮殿。而另一位閣臣徐階竭力主張重建。對此,時人支持嚴嵩,認為徐階太過于阿諛了。可見,嚴嵩也有剛性的一面。關於這一層,嘉靖應該是心中有數的,因此,嘉靖對嚴嵩也多有褒獎,如賜嚴嵩“忠勤敏達”的銀印,賜其藏書樓名為“瓊翰流輝”,奉玄之堂名為“延恩堂”,賜字幅“忠弼”等。即使是嘉靖令他辭官之時,在諭旨裡他還是說“嵩小心忠慎”,並且允許他乘驛車回家,每年還給他百石祿米。(《世廟識余錄》有載)能得到嘉靖這樣一位薄情寡恩的皇帝的優待,並非只是會拍馬屁就可以得到的。而嚴嵩卸任賦閒在家時,生活也未見比其他首輔優越。

  關於貪污

  “貪鄙”與“專權”是令嚴嵩聲名狼藉的兩大主要原因。“專權”的問題已在上文有所闡述,這裡再來談談“貪污”。

  嚴嵩到底貪污了多少?

  據《明史》、《世宗實錄》等記載,查抄嚴嵩家時,一共查出來三萬多兩黃金,兩百多萬兩白銀,以及其他珠寶珍藏幾千件,還有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田地山塘近三萬畝。

  嘉靖下令將籍沒的財產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奇怪的是,當時僅有十萬兩入庫。嘉靖也覺得奇怪,於是問道:“從嚴嵩三月被處決到今天已經十個月了,抄沒的財物尚未至,尚不見。巨額資財既不在犯家,國家亦未收,也未隱匿流失,它們真的存在嗎?在哪裡呢?”(《世宗實錄》有載)嘉靖的懷疑很有道理,而對此唯一的可能就是,所謂的嚴氏巨額家產根本就不存在。

  當時主持籍沒之事的是首輔徐階。徐階是嚴嵩的政敵,是不是他故意虛報,以誇大嚴嵩父子的過惡呢?從史料來看這是有可能的。

  嚴嵩徹底被扳倒就是徐階設的圈套。

  嘉靖崇尚道教,他經常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預卜禍福。一日,嚴嵩有密札言事。徐階事先通報藍道行,藍道行裝神弄鬼一番後說:“今日有奸臣奏事。”接着嘉靖剛好看到嚴嵩的密札,於是對他究竟是忠是奸產生了疑問。這時,正在內侍處避雨的御史鄒應龍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是個好時機,於是上疏論嚴嵩父子不法之事。結果,嚴嵩被勒令致仕,即告老還鄉,兒子嚴世蕃先是發配戍邊,後以通倭罪被殺。嚴家隨即被抄沒。

  退一步講,嚴嵩雖背着貪名,其家產卻遠比不上素有廉名的徐階。徐階光田產就有四十萬畝。根據史書記載,嚴嵩和徐階起步時家業相當,嚴嵩任了十五年首輔,徐階僅任了六年首輔,田產卻是嚴家的十幾倍。僅以田產相比,孰貪孰廉已昭然若揭。何況徐階還有縱容子弟侵佔民田,誣陷清官海瑞被罷官的劣跡。至于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雖是無法統計,但從當時任應天巡撫的海瑞的感嘆中可見一斑:“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

  如此說來,把“巨貪”的名頭加諸在嚴嵩頭上太名不副實了。

  嚴嵩之為人

  《明史·嚴嵩傳》稱嚴氏“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其中“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在上文中已證明並不完全正確,“無他才略”則更不符合實情。

  嚴嵩的文采是有史可循的,而他也正是憑藉一手青詞得到嘉靖的喜愛,向有“青詞宰相”之稱。與他同時代的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文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

  嚴嵩出生於寒士家庭,自小學習聲律,少年聰慧,善於作對。有一次地方官口占一聯:“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他隨口應對:“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對得很是工整。弘治十八年(1505年),他中了進士,以二甲第二名的身份入翰林院就讀,當時包括閣臣李東陽在內的不少士大夫“咸偉其才”,都對他的才華歎為觀止。

  嚴嵩的書法成就也很令人敬佩,北京百年老店“六必居”的金字招牌就是他寫的。什剎海、景山公園、北海、故宮等地都有他的書法作品,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也是他的手筆。

  關於他的人品,也非《明史》等正史中所說的心胸狹窄,熱衷于打擊報復,相反卻是極有度量。《罪惟錄》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有個叫林一新的官以僉事的身份外出巡查,恰有嚴嵩的家仆有不法行為,被林一新抓住打了一頓。後來,林一新回到京師,嚴嵩非但沒有報復,還對他禮敬有加。嚴嵩能夠約束家人,顧及大義,這與徐階縱容子弟橫行鄉裡,何啻天壤之別。

  史料中還記載了嚴嵩擢選人才以為國用的事蹟,如《列朝詩集·尹耕傳》中說:“分宜(嚴嵩)能用子莘,能用胡瓚宗,其識見亦非他庸相所及也。”

  崇禎年間做過大學士的黃景昉在《國史唯疑》中說,當他路過袁州時,還聽到當地人對嚴氏的好感和懷念之詞。《國史唯疑》中還記錄了一段頗耐人尋味的對話:徐階曾對張岳的兒子說:“嚴氏把持朝政二十年,你父親鎮守一方卻沒有給他送過一錢。嚴嵩垮台後,忠貞之士只有你父親一人得完其身。”張岳是明代有名的賢臣,為人剛正不阿。徐階此話雖然有攻擊嚴嵩貪婪、排除異己的意思,但也隱隱透出推崇之意。黃景昉隨後發表評論說:“能讓賢者得完身名,可見嚴嵩並非全毒。嚴嵩擅長詩文,喜好收羅名士,偶爾也能夠抑制私慾,可見此人還是值得可憐可恕的。”萬曆年間的朱國楨在《湧幢小品》中也提到,江右人,特別是袁州人對嚴嵩尚有餘思。

  事過數十年,鄉人還記得嚴嵩的好處,尤其是他的政敵在私下與相知談論嚴嵩時也有推崇之意,這是否意味着嚴嵩有一種特殊的人格魅力?

  《列朝詩集·胡瓚宗傳》還記載:嘉靖二十九年,王聯誣陷胡纘宗一案,株連一百一十餘人,當時,皇帝的意思不明朗,身為大學士的嚴嵩敢於挺身而出排解這件事,使得皇帝的怒意消解不少。這類頗值嘉許的事,在《明史·嚴嵩傳》中竟沒有記載。

  嚴嵩在陞官過程中與朝中兩位大臣進行過政治鬥爭,雖然用了些手段,但至少算是就事論事,打擊範圍較小,比起徐階羅織“嚴黨”逼死胡宗憲,以“叛逆”罪搆陷嚴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嚴嵩所參與的這場政治鬥爭是從與夏言的爭鬥開始的。

  嘉靖十一年(1532年),嚴嵩升任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任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年),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於嘉靖對儀禮的重視,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勤勉加上溫順,嚴嵩博得了嘉靖的好感,並且成為皇帝的親信之一,時任閣臣的夏言也是親信之一。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嚴嵩曾為該科會試的同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夏言比嚴嵩早發達。入閣以後,他推舉嚴嵩任禮部尚書。因有引薦之恩,夏言對嚴嵩傲慢無禮,以門客視之,兩人關係迅速惡化。恰在此時,夏言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嘉靖不滿。嚴嵩適時地攻擊夏言,更使嘉靖下決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輔夏言被革職賦閒,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這是他經歷第一場重大鬥爭所取得的結果。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首輔翟鑾因事削籍,嚴嵩成為首輔,先後加太子太傅兼任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是世宗仍對夏言有眷戀之情,他曾在案几上寫下“公謹”(夏言的字)二字。嚴嵩聞知此事,主動提出召回夏言。有人說,世宗復思夏言,是因為覺得嚴嵩有些貪婪、傲慢。不管怎麼說,反正夏言再次成為首輔。複位的夏言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嚴嵩。凡有批答,他獨自擬稿。凡是他憎惡的官僚,或與嚴嵩親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嚴嵩知皇帝眷寵所在,噤不敢言。

  與夏言的趾高氣揚相反,嚴嵩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一直保持謙恭的態度,並注意不讓嘉靖感到他在獨執朝政。在生活細節上,他也頗為留意。這種情況嘉靖看在眼中,自然會有一番想法。

  隨後的“復套”事件直接導致了夏言的失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陝西三邊總督曾銑提出收復河套,夏言極力支持。嘉靖本來也贊同此議,對持反對意見的官僚嚴加訓飭。但就在朝廷一片“復套”的呼聲和積極籌辦之時,他又改變立場,提出一系列疑問:“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變化未必由嚴嵩引起,而嚴嵩卻及時抓住了這個機會。他立刻聲稱,“復套”之議不當,且藉機攻擊夏言擅權。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再次被迫辭官。接着,嚴嵩又利用掌管錦衣衛的都督陸炳與夏言的矛盾,以及總兵官仇鸞與曾銑的矛盾,聯合陸、仇二人,確立夏言與曾銑交結為奸的罪名,置他們于死地。

  夏言死後,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仇鸞曾被曾銑彈劾,逮捕下獄。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為他起草彈劾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後,仇鸞受寵,他不甘心為嚴嵩掣肘,於是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嘉靖的重視。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嚴嵩受到冷淡,有一次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向皇帝彙報了仇鸞的不軌行為。嘉靖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才告消除。

  從上面的過程來看,嚴嵩非但不是搞政治鬥爭的高手,還差點在陰溝裡翻船,比起歷史上不可勝數的朋黨之爭,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關於嚴嵩“屠害忠良”

  嚴嵩入閣後,彈劾他的大臣甚多。這些大臣中,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削職,其中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是楊繼盛、沈煉。

  沈煉,嘉靖十七年(1538年)進士,《明史》中稱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然頗疏狂”。沈煉與嚴世蕃過從甚密。沈煉嗜酒,經常跟嚴世蕃一起喝酒。嚴世蕃喜歡以酒虐客,沈煉心中不平,久而久之兩人反目。此事可以看出沈煉的性格有些偏狹。嚴嵩曾說過沈煉不是好人,此話傳到沈煉耳中,他怕前途無着,於是上疏彈劾嚴嵩,疏中曆數嚴嵩十大罪狀。但後來的人認為,沈煉所列的嚴嵩十罪,並不屬實,“俱空虛無實”(徐學謨《世廟識余錄》)。世宗閲疏後,大怒,廷杖之,而後將其謫貶到保安。沈煉在保安並不安分,常常說嚴嵩父子的壞話,當地不明事理的民眾也跟着起鬨。沈煉大喜,整天以罵嚴嵩父子為樂。這還不解氣,他又紮了幾個草人,代表李林甫、秦檜及嚴嵩,喝醉了就聚集子弟射着玩。這種“遊戲”似乎不是君子所為。後來,沈煉常與地方政府閙糾紛,被總督楊順所殺。反對嚴嵩的人稱是嚴嵩授意殺害沈煉的。事實上楊順根本不是嚴黨,沈煉之死,完全是其性格上的弱點所致。

  楊繼盛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在國子監時,是徐階門生。《明史》稱他頗精律呂之學,此外不見他有甚所長。楊繼盛的性格與沈煉頗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也就是沈煉上疏兩年後,楊繼盛上《請誅賊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楊繼盛指責嚴嵩沒有把國家治理好,並且說“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這讓嘉靖認為是影射他的,因為嚴嵩做的許多事是按他的旨意去辦的,至于“或召裕、景二王”之言無疑是認為嘉靖昏聵,只能請已經死了的君王來主持正義了。這等於戳了老虎屁股,結果,嘉靖一看此疏,大怒,將楊繼盛下獄,派人去責問他為什麼要提到二王。然後,打了他一百杖,令刑部定罪。楊繼盛上疏後,嚴嵩一再請求辭職,世宗輓留再三,說楊繼盛上疏是衝他而來的。可見,楊繼盛之死與嚴嵩何干。

  明末清初史學家查繼佐在所著的《罪惟錄》中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大意是說,皇帝在位很久,事事都出於皇帝自己的意思。嚴嵩當了首輔後,很少敢有違逆,偶爾提出不同意見,也只敢小心翼翼地說幾句而已。他的過失在於,身為首輔,皇帝要殺人時,他沒有及時勸阻。結果,本來是皇上想殺人,大家都認為是嚴嵩出的主意。這段話一語道破了嚴嵩“屠害忠良”的真相。

  嚴氏一族所做的惡事,更多的來自嚴嵩的家人。

  嚴嵩對獨生兒子嚴世蕃極為寵愛和放縱,史稱,嚴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他以“東樓”(嚴世蕃別號)稱呼兒子,這在明代恐怕沒有第二例了。嚴世蕃的長相非常醜陋,“短項肥體”,還瞎了一隻眼。但他奸猾機靈,通曉時務,熟悉國典,而且頗會揣摩別人的心意。嚴嵩任首輔後期,已經年近七旬,精力不濟,所以票擬多由嚴世蕃擬定。票擬就是內閣在接到奏章後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審定,是閣臣權力的重要體現。世蕃的票擬多能迎合嘉靖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嘉靖的嘉獎。後來,嚴嵩乾脆就將政務都交給兒子,嚴世蕃一時間權傾天下。嚴世蕃雖然有些才學,但貪酷成性、生活糜爛,掌權後自然招人忌恨。

  至于對其他家人,嚴嵩並非一味放縱。但是,由於嚴嵩的權勢過大,嚴府的仆隷亦成為士大夫結識的對象。例如,公卿“得與萼山先生一遊者,自謂榮幸”,而這個萼山先生不過是嚴府的管家。

  當然,對於嚴世蕃和嚴府家人的作為,嚴嵩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再加上嚴嵩還有一些如趙文華之流的乾兒子,給他的罪名添磚加瓦,嚴嵩大禍臨頭是意料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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