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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徵(580~643)，字玄成。漢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縣人，又說河北晉州市或河北館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政治修明，經濟繁榮，史稱「貞觀之治」。這同他制定並執行了「為官擇人」的用人政策有著很大關係。
　　唐太宗以求賢如渴、知人善任著稱於世。他的用人政策主要有三：
　　一、秉公用人，不忌前嫌。 魏徵早年值隋末戰亂，曾投瓦崗起義軍。後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圖籍的洗馬官。玄武門事變之前，魏徵、王珪、薛萬徹等人都是太子李建成東宮集團的謀士，曾密謀除掉李世民，屬於政敵營壘。事變之後，在國家用人之際，唐太宗以大局為重，不咎既往，量才任用，原東宮的骨幹，不少人成為日後的重臣。其中，魏徵成了唐太宗的主要助手，王珪官至宰相，薛萬徹成為朝廷拓疆平叛的一員驍將。
　　二、為官擇人，唯才是舉。唐太宗一方面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就是說，要想使天下長治久安，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選好、用好幹部。主張官不在多，而在於賢(賢能)、在於精。唐太宗即位之後，將文武官員編制精減到640人。另一方面，他提出「為官擇人，唯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用人要公正，擇人要公平；不搞親疏遠近，不講情面關係。魏徵作為太宗的重要輔佐，他曾懇切要求太宗使他充當對治理國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為對皇帝一人盡職的「忠臣」。
　　三、廣開言路，從諫如流。唐太宗基本做到了不只用聽話、用一呼百喏的人，而是敢於、善於重用愛提意見的人。這對於一個專制王朝的皇帝來說，實在是不簡單的事。據史書記載，魏徵以性格剛直、才識超卓、敢於犯顏直諫著稱。每進切諫，雖極端激怒太宗，而魏徵神色自若，不稍動搖，使太宗也為之折服。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統治，魏徵曾先後陳諫200多次，勸戒唐太宗以歷史的教訓為鑒，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本著「仁義」行事，無一不受到採納。貞觀十三年(639)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在當時和後世都有重要影響。
　　魏徵死後，唐太宗痛心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死了)，朕亡(沒了)一鏡矣！」這是對魏徵一生功績的最好評價、最高獎賞。
　　儘管，唐太宗李世民是封建王朝的皇帝佬兒，他的用人政策說到底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寶座、為了李氏一家天下服務，以至於最後在選擇最重要的接班人擁立太子的問題上犯了大錯誤，但他「為官擇人」的用人政策，很值得我們借鑒與學習。
　　作為一代明君，唐太宗以自己的雄才大略開創了貞觀盛世。而作為一代賢相，魏徵在「貞觀之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沒有唐太宗的賢明大度，就不會有魏徵的忠直；而沒有魏徵的忠直，唐太宗就少了一面文治武功的鏡鑒。二人相互襯托，相輔相成。
　　「為官擇人」說說容易，做起來極難。想當初，魏徵是唐太宗對手的部下，是唐太宗的愛材之心，才使魏徵有了發揮才幹的平台。不僅幫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國方針，也時時刻刻修正著唐太宗的謬誤。為唐太宗講解了「民可載舟，又可覆舟」、「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治國道理，也常常犯顏直諫。從貞觀初到貞觀十七年魏徵病故為止，17年間魏徵諫奏的事，有史藉可考的達200多項，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關係和皇帝私生活等等，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時竟讓唐太宗下不了台，恨不得殺了這個鄉下佬，好在唐太宗不愧一代賢明君主，火氣過後又為有這樣忠諫之臣感到欣慰，一次次原諒魏徵的犯顏直諫。如果魏徵侍奉的是一個小雞肚腸的昏君，魏徵的下場將是很難料想、無比淒慘的。這一切，很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