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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本之爭，又稱爭國本。是明神宗冊立太子的問題，由於中國古代有「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說，所以被稱為國本之爭。當時有兩派分別擁護皇長子朱常洛與福王朱常洵(鄭貴妃所生)爭奪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冊立長子為太子的原則，大多擁戴皇長子朱常洛，向明神宗建議立長子為太子，然而明神宗不喜歡宮女所生的朱常洛，卻加倍寵愛鄭貴妃，並且有意立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卻受到大臣與慈聖皇太后極力反對。由於明神宗遲遲不立太子，令群臣憂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兩個派別，明神宗與群臣爭論達15年之久。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為福王。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直到梃擊案發生，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後，福王才離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穩固。
　　明神宗的長子朱常洛原為他與宮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所以不喜歡他。王氏原為慈寧宮宮女，在張居正主政的萬曆九年(1581)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寧宮向慈聖皇太后請安。當時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讓他洗手，他一時興起，就「寵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後，太后詢問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認是他的作為，太后命人取《內起居註》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強承認，後封王氏為恭妃。當時宮中稱宮女為「都人」，明神宗因此稱朱常洛為都人子，不是很喜歡他。
　　明神宗嬪妃眾多，其中最寵愛鄭氏，萬曆十年(1582)封為淑妃，次年進為德妃。到萬曆十四年(1586)，鄭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進封為皇貴妃，這對恭妃冷落的態度有鮮明的對比。很快，有流言說明神宗與鄭貴妃曾到大高玄殿禱神盟誓，相約立朱常洵為太子，並且將密誓御書封緘在玉匣內，由鄭貴妃保管。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響，紛紛建議盡早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破除流言。萬曆十四年(1586)鄭氏生子同年，首輔申時行上疏，列舉明英宗兩歲、明孝宗六歲被立皇太子為例，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明神宗以長子幼弱為由，等兩三年後再舉行。這加深群臣的不安，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等人紛紛殊請冊立東宮。其中姜應麟措詞激烈，讓明神宗激怒，將奏摺扔在地上，對身邊宦官說「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於是貶姜應麟為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相繼上言，都被處罰。但自明神宗處罰姜應麟的諭旨也指出立太子一定會依長幼順序冊立。
　　此後大臣仍然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並於萬曆十八年(1590)集體要求冊立，並且杜門請辭，向明神宗施加壓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歲時，之後又推說延至萬曆二十年春舉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張有德提議需要動工準備，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擾為由罰祿三月。首輔申時行與大臣等人上疏反對，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時行又暗中表明辯白。此事曝光後申時行名譽掃地，被彈劾後只得辭職返家。眾大臣或被辭職，或被廷杖。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進程，下手詔給大學士王錫爵，要將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以後再擇其中善者為太子。王錫爵既怕得罪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訐，於是上疏請由皇后撫育長子，如此長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諭示朝臣，繼續準備行三王並封之禮，頓時朝中大嘩。因為王錫爵這麼一說，等於明指朱常洛還需要補辦手續，質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們紛紛指責王錫爵阿諛順上，王錫爵無奈自劾請辭，而神宗也迫於眾議收回了前命。
　　此立儲事，前後紛爭凡十五年之久，在慈聖皇太后的干預下，明神宗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讓步，立虛齡已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為福王、朱常浩為瑞王、朱常潤為惠王、朱常瀛為桂王。朱常洛出閣讀書時，正值寒冬，太監不給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凍得渾身發抖，講官郭正域怒斥太監，太監們才給他生火。此後，福王又不赴封國長期逗留京師，於是大臣們又紛紛開始上書要求其按祖制離京赴封地居住，這其中以大學士葉向高、禮部右侍郎孫慎行爭執得最為強項。萬曆四十二年(1614)三月，梃擊案發生之後，在朝臣的壓力下，福王終於之封國。
　　國本之爭明朝後期萬曆年間的大事，諸多大臣都涉及到此事件中有的還被懲罰，明末的黨爭在這期間開始。同時朱常洛沒有得到父親的關懷也沒有受到太子該受的教育，這一切都促使明朝滅亡的黨爭明顯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