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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盛世是明朝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所出現的盛世，而明成祖統治期間以永樂作為年號。《明史》描繪朱棣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並且宣揚國威，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推動了中華民族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民族文化的進程，以至稱讚該時期「遠邁漢唐」，故被稱為永樂盛世 。
　　明太祖分封諸子為王，以加強邊防，藩屏皇室。諸王之中，以北方諸王勢力較強，又以秦王朱樉、晉王朱棡與燕王朱棣的勢力最大。為防止朝中奸臣不軌，明太祖規定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時得奉天子密詔，領兵「靖難」(意為「平定國難」)。同時為防止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許今後的皇帝在必要時可下令「削藩」。
　　1398年明太祖駕崩，由於太子朱標早死，由皇太孫朱允炆即位，年號建文，即明惠宗(亦稱建文帝、明惠帝)。明惠宗為鞏固皇權，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結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靖內難」的名義起兵，最後迂迴南下，佔領京師，是為靖難之變。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年號永樂。明惠宗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朱棣於靖難之役期間，燕軍在南侵時大肆搶掠屠殺，《洪洞大槐樹移民志》引用《明史》、家譜以及有關書籍的記載，指出燕軍在戰爭中十分野蠻，搶掠屠殺甚為嚴重」，中原地區的老百姓與忠於建文帝的軍隊合作，抵抗野蠻的燕軍殘暴的入侵和屠殺行為。朱棣為了報復，將燕京以南所過為壢屠戮無遺，在中原一帶造成了一個又一個無人區。在南京時又屠殺忠臣，株連處死達數萬人，因而繼洪武移民之後，又有永樂移民。在《南宮縣志》裡亦有同樣的記載，並稱燕王(明成祖)篡位及其大肆殺戮平民忠臣的行為是「人民之浩劫」。
　　明成祖時期武功昌盛，明成祖先是出擊安南，將安南納入明朝版圖，設立交趾布政司。明成祖之後又親自五入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後的韃靼與瓦剌。明成祖冊封瓦剌三王，使與韃靼對立，等到瓦剌興盛後又助韃靼討伐瓦剌，不使任何一方獨大。同時，明成祖撤去大寧都司，將寧王朱權內遷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顏、泰寧和福余三個衛所自治權，但不允許三衛蒙古人南遷到大寧地區駐牧。明成祖還於1406年和1422年對兀良哈蒙古進行鎮壓，以維持這一地區的穩定。明成祖為安撫東北女真各部，在歸附的海西女真(位於松花江上游)與建州女真(位於松花江、牡丹江之間)設置衛所，並派亦失哈安撫位於黑龍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廟街的對岸塔林設置奴兒干都司，擴大明朝東疆，亦失哈並於1413年視察庫頁島，宣示明朝對此地的宗主權。明成祖一改明太祖閉關自守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開始派宦官鄭和下西洋，向各國交往、宣示威德以及建立朝貢體制，也有為圍堵西亞帖木兒帝國的說法。鄭和下西洋前後七次，前六次均在永樂年間由明成祖派遣，鄭和船隊足跡遍佈東南亞與南亞地區，還於滿剌加建有基地。其規模空前，最遠到達東非索馬利亞地區，擴大明朝對南洋、西洋各國的影響力。
　　文治方面，明成祖修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在三年時間內即告完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 且未有任何刪節，《永樂大典》在編成後即被深鎖皇宮數百年，以至當時有多人認為《大典》已在戰火中被毀。根據記載，明朝年間僅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二帝閱《大典》。此外，明成祖並未將《永樂大典》複寫刊刻，且決定只製作一份抄本，並於1409年完成。1405年明成祖將北平改名北京，稱行在，並設立北平國子監等衙門。1409年，明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設立六部與都察院，並在北京為逝世的徐皇后設立陵寢，已經顯示遷都的跡象。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北京初步得到繁榮。1416年明成祖公佈遷都的想法，得到認同，隔年開始大規模營造北京。1420年宣告完工，隔年遷都。因為永樂年間天下大治，並且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所以有學者將這段時期稱為永樂盛世。但是明成祖同樣對異議者大肆殺戮，諸如黃子澄、齊泰等明惠宗舊臣等都被殺。著名思想家方孝孺就是被明成祖下令處死，並誅滅十族。
　　明成祖在位期間對於中國北方地區不光是派遣武將出征，而且還親自率師出征；此外，他在西北設立了地方行政機構哈密衛，加強了對西北的控制。在東北設立了軍事機構奴兒干都司，實際控制了以女真族為主體的東北地區。在西南建立了貴州省，在南方(今越南北方)設置交阯省(但在明成祖去世不久即放棄)，並認為利用對於宗教的尊崇，加強了對西藏地區的控制。不過，史學界對明朝是否實際統治了西藏存在較大的爭議，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指出：「西藏在元朝與中國有著廣泛的聯繫，但與明朝幾乎沒有外交關係... ...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西藏人都未覺得他們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們無須中國(明朝)居中調解而維持著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關係」。
　　明成祖朱棣在奪取帝位後，決定遷都北京，就開始建造紫禁城宮殿，到永樂十八年(1420)建造完畢。永樂十九年(1421)，朱棣正式將明朝首都遷到北京。從此以後，北京就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為此重新修建了北京城和北京的宮殿，同時為了保證北京的供應，重新疏通了大運河，利用運河開展漕運，使運河成為重要的南北運輸大動脈。明成祖遷都，有史學家稱之為：「天子守國門」之舉。
　　明太祖朱元璋時，由於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鉅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所以皇帝需非常勞心。明成祖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內閣制度，不僅成為明朝政治體制的重要特點，而且對後來全世界的政治體制都有所影響[。
　　明成祖時期建立了禁衛軍京師三大營，而三大營是明朝軍隊對外出征的主力。所以在朱棣的時代，明朝的軍事力量可不弱，當時明朝也是世界第一強國。為了徹底解決蒙元貴族的殘餘勢力，從永樂八年(1410)開始，明成祖禦駕親征率領明軍北伐漠北。這次北伐，明軍在飛雲山大戰中擊破五萬蒙古騎，迫使蒙古本部的韃靼向明朝稱臣納貢，永樂帝封韃靼大汗為和寧王。隨後明朝大軍一直進入到極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為碑「翰海為鐔，天山為鍔。」永樂十年(1414)，永樂帝舉行第二次北伐，擊敗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謝罪之後，永樂帝班師回朝。永樂十七年(1421)，永樂帝舉行第三次北伐，大敗兀良哈蒙古。明成祖五次北伐後，蒙古勢力暫時削弱，明朝也已精疲力竭，無力再作大規模遠征。此後蒙古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變前都無法對明朝構成威脅。永樂七年(1409)，明朝在黑龍江下游東岸奴兒干地方(元朝征東元帥府舊地)，設立了奴兒干都司，管轄今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庫頁島等地。
　　明成祖朱棣對各地方官吏要求極為嚴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須深入瞭解民情，隨時向朝廷反映民間疾苦。永樂十年(1412)，朱棣命令入朝覲見的地方官吏五百餘人各自陳述當地的民情，還規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者勿問」。之後，明成祖宣佈「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觀察員，如果看到民間疾苦而不實報的，要逮捕法辦。對民間發生了災情，地方上要及時賑濟，做到「水旱朝告夕振，無有雍塞」。
　　明成祖時期，布帛、絲絹、棉花絨和果鈔已成為明朝賦稅的重要部分，這也反映了當時經濟作物的發展 。永樂和宣德年間是明代制瓷業的鼎盛時期，江西景德鎮是當時中國制瓷業中心。景德鎮製造的瓷器產量高，而且質量也好，在制瓷工藝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成就。如明成祖時期的錐拱、脫胎，都是技術上的新創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甜白、翠青、釉裡紅是明成祖時期的名貴瓷器 。
　　永樂元年(1403)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王景、鄒輯等人纂修大型類書，至永樂二年(1404)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即《永樂大典》。修纂《永樂大典》並非出於文化專制的目的，而只是為了保留下更多的史書，能夠為後人所用。《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入《永樂大典》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300多年。開創了世界文化史上百科全書編纂的先河。有聲音指出，《永樂大典》雖然是動員和花費了眾多的人力物力修纂而成，但明朝和歷代帝王中甚少有人閱讀，據記載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常閱《大典》。《大典》在編成後即被深鎖皇宮數百年，以致當時有多名學者如顧炎武和談遷認為《大典》在萬曆晚年已經消失、全部皆佚。
　　在外交上明成祖不但派了陳誠出使西域，而且派了鄭和下西洋，成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之舉。同時向各國交往、宣示威德以及建立朝貢體制，也有為圍堵西亞帖木兒帝國的說法。永樂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宏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餘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印度西岸折回返國。以後又於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後七次出海遠航，經過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聖地麥加。這就是鄭和下西洋。
　　明成祖還多次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等官員出使西域諸國，西域諸國如帖木兒帝國、吐魯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與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來，稱臣納貢。明朝與西域諸國加強了政治、駐軍和貿易往來，使得全國的統一形勢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
評價
　　《中國通史》亦對永樂盛世尤其是在末年作出了批評，大致上有以下數點：
　　「唐賽兒民變是人民群眾對永樂太平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以愛民為本」的統治的恰當評價。」僅就《明太宗實錄》統計，永樂一朝所謂「民亂」、「強賊」就達四十起之多。永樂末年，山西、河北，甚至號稱富庶的蘇、常、嘉、湖等地都出現了成伙的「強盜」和大批「流民」。」
　　「(明成祖)亦常以「聖主」「明君」自許，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為政過猛，步伐太急，給當時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財力、精力有限，不免顧此失彼。南征安南，戰爭持續近二十年，八十萬大軍疲於奔命；鄭和六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修建北京宮殿，赴四川、雲、貴、湖廣采木，工程歷時十數年，「所費數以萬計，役死軍士百姓不計其數」；五次親征漠北，每次動員兵力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搜盡天下府庫以充軍餉，數十萬軍民為之轉輸，造成「財力大窘」。」
　　「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廣佈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所說：「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巨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土木屢作，勞者弗休」，結果是「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為支付巨大的開支，永樂末年甚至將官吏的俸給都撙節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屬已有凍餒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逋負，盜賊橫生」，便是永樂末年的社會生活圖景。」
　　「在其他方面，永樂時期也表現出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託賄賂，公行無忌」，官員任用「漸循資格」，辦事「循習」成弊；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湧」；軍隊中「自永樂以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而其間「多貪暴怠懈，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弛」，由於「調度頻繁，營造日久」，致使「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兵之力疲而農之業廢」。總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舉國上下已經漏洞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