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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滸傳》第一回（有的版本稱為楔子）中，北宋仁宗嘉佑三年，京都汴梁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建議大赦天下，免除稅賦，仁宗準奏，可惜並未奏效，相反瘟疫卻越來越厲害。這時，參知政事范仲淹出班啟奏：“目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仁宗便立即派人奔赴江西信州龍虎山去請張天師。張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策，攘救災病”，於是，“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下又是一片繁榮昌盛景象。

　　實際上，范仲淹是不可能出現在嘉佑三年的朝堂上的，因為這一年是1058年，而范仲淹早在1052年就已經逝世了。那麼，為什麼施耐庵要這樣寫呢？因為他對范仲淹有着特殊的感情。

　　施耐庵是江蘇興化人，比他早三百年的范仲淹曾在興化為官，並且做了很多造福百姓、澤被後世的好事。

　　宋仁宗天聖年間，范仲淹任泰州西溪鹽稅官，他發現興化（當時屬於泰州管轄）地勢低窪，常遭海水倒灌，海水退後，一片鹽鹼，難以耕種，就提請發運使張綸上奏朝廷建議在興化築堤擋海。宋仁宗準奏，而且任命范仲淹為興化知縣直接負責此項工程。

　　范仲淹到任後，領導興化人民在東部沿海經白駒場（施耐庵的家鄉就在此地）築起一條長達一百四十三里的捍海堤（後向南延至通州，向北延至海州，共計七百餘里，堪稱一偉大工程），從此，興化、鹽城一帶人民再也不受千百年來的海水倒灌之苦了，土地日益肥沃，生活大有改善。為了紀念范仲淹的功績，人們將這條海堤稱為“范公堤”（今為“通泰公路”）。

　　僅此一項業績，范仲淹就足以在興化名垂青史，萬古流芳，但他為興化人民做的大事可不止這一件。

　　在范仲淹任職興化之前，興化的經濟和文化都還處在待開髮狀態，沒有出過一個名人，甚至連有名有姓的文化人也沒出現過。范仲淹到任後，在為民興利的同時大興教化，于興化南城外，建立縣學培養人才。縣學位於三閭（即三閭大夫屈原）遺廟之側，山子廟（紀念興化創始人昭陽將軍的廟宇）相對，共同構成興化城內的一處優美精緻。縣學內築有文會堂，范仲淹不但自己誨人不倦，還經常聘請有學之士到此講學。在范仲淹的倡導推進之下，興化境內讀書求學蔚然成風。

　　范仲淹培育了興化百代文風，宋朝時就有時夢琪首中進士，稱為“開科第一”。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緒，興化有二百六十二人中舉，九十三人中進士，在蘇北實屬罕見。文化名人也隨之層出不窮，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有小說家施耐庵、文藝理論家劉熙載、“揚州八怪”之中的鄭板橋和李鱓等。

　　後來，興化發生蝗災，旱災，上報朝廷後，皇帝沒有當成一回事，當時已在中央任職的范仲淹又一次為興化百姓請命，犯顏直諫：“宮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仁宗“惻然，即命仲淹安撫，開倉賑恤”。興化人民深感范仲淹之恩德，他健在時就已建生祠供奉，死後建成范公祠，一直保留至今。

　　作為興化人的施耐庵，和所有的父老鄉親一樣崇敬仰慕先賢范仲淹，所以，他在創作《水滸傳》的時候，將范公寫入了書中，以表達自己的愛戴懷念之情。

　　《岳陽樓記》是這樣寫成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几乎每個中國人都熟悉的名言警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它出自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卻很少有人知道《岳陽樓記》這篇文辭奇美、立意深遠的散文佳作實際上是一篇看圖作文。

　　范仲淹是北宋時期傑出的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他的詩詞散文都享有盛名，特別是詞作《漁家傲》、《蘇幕遮》和散文《岳陽樓記》，最為人們所熟知的當然還是這篇觀圖而作的千古奇文。

　　談到《岳陽樓記》的寫作，還得從范仲淹抵禦西夏保家衛國說起。

　　宋仁宗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國王李元昊入侵大宋西部邊境，在定川寨大勝宋軍，而後直取渭州（今甘肅省平涼市）和涇州（今甘肅涇川），涇州知州滕子京（與范仲淹同年得中進士，並且同屬改革派）在招討使范仲淹的支援下擊退了西夏軍，取得了涇州保衛戰的勝利。戰爭結束之後，滕子京大擺牛酒宴犒賞三軍，特別是羌族首領和兵士，並安撫死者親屬，按當時邊疆風俗在佛寺裡為死難將士祭神祈禱。

　　後來，有人彈劾滕子京在涇州時濫用官府錢財，雖有當時任參知政事（相當於副總理）的范仲淹和諫官歐陽修為之辯白申冤，但還是被從京城貶到了鳳翔府（今陝西省寶鷄市），後又貶往虢州（今河南靈寶）。御史中丞王拱辰認為滕子京“盜用公使錢止消一官，所坐太輕”，於是，滕子京在慶歷四年春又被貶到了遠離京城的岳州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陽市）。

　　仕途受挫的滕子京來到巴陵郡後，並沒有一味地漫嗟榮辱、低沉消極，而是儘力為當地百姓辦事造福，如擴建學校、修築防洪長堤和重修岳陽樓等。

　　重修岳陽樓之後，滕子京給好友范仲淹寫信請他作記，他在信中說“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並隨信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圖》，供范仲淹參考。

　　此時的范仲淹已被反對“慶歷新政”的保守派們排擠出京城，由參知政事貶為鄧州（今河南省鄧州市）知州。他深知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滕子京之心境，收到老朋友的信後，就開始了《岳陽樓記》的醞釀。

　　慶歷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鄧州花洲書院內，夜風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洞庭秋晚圖》張掛起來，開始凝神構思。他生於蘇州吳縣，幼時去太湖玩過，母親改嫁後，又隨繼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州安鄉（今湖南安鄉）讀書，所以對太湖、洞庭湖的風雨晴晦種種風情非常熟悉。如今懷想起來，岳陽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無涯的洞庭湖，你看她“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鬱鬱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在《岳陽樓記》中，范仲淹借樓寫湖，憑湖抒懷，抒發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愛民之情懷，表現了雖遭迫害仍不放棄理想的頑強意志，同時也鼓勵和安慰了一樣遭貶的戰友。

　　不久，范仲淹的看圖作文《岳陽樓記》送到了岳州巴陵郡，滕子京讀罷大為感動，立即命人勒石刻碑以傳之後世。文章最後那句格言——“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不脛而走，風也似的傳誦開來，並且穿透幾十萬個日日夜夜，一直傳到千年後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