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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滸傳》中提到的第一個人物是宋太祖趙匡胤，第一個出場的人物是宋仁宗趙禎，但真正作為其開篇人物的卻是奸臣高俅。

　　金聖歎在評批《水滸傳》時曾做出這樣的論斷：“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亂自下生出；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此言一針見血，入木三分，極有見地，但是，施公耐庵為什麼選擇高俅而不是蔡京或者童貫作為開篇人物呢？難道他早在七百年前就預見到了和中國足球有關的某些人會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唾棄的對象。

　　若論名氣（當然是臭名）和地位，蔡京和童貫其實更有資格代表奸臣來充當《水滸傳》的開篇人物。

　　就名氣而言，人家老童老蔡是當時流行民謡“打了筒（童），潑了菜（蔡），便是人間好世界”的主人公，還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六賊”（另外四個傢伙是王黼、梁師成、朱勔和李邦彥）中的首要人物，而且在《宋史》中都單獨有傳，相比之下，高俅則差得遠，不但沒有在民謡中挨罵的份，也沒有得以躋身“六賊”之列，不但沒有自己的傳記，就是在《宋史》的《奸臣傳》、《佞臣傳》裡也沒有他的影兒，關於他的資料只能到《三朝北盟彙編》和《揮麈後錄》等歷史邊角料裡去找。

　　就地位而言，蔡京先後四次入相，徽宗在位的二十五年中，他竟然竊據相位長達十七年；童貫則更是了不得，雖出身宦官，卻領樞密院事，任樞密使掌兵權達二十年，權傾內外，時稱蔡京為“公相”，稱他為“媼相”，後更因鎮壓方臘起義有功而被封為太師，再後來又榮升廣陽郡王，成了中國歷史上獲得爵位最高的宦官，也是唯一一個被冊封為王的宦官。而高俅雖然也是高官，位居三公之一的太尉，掌握守衛京城的幾十萬禁軍，但畢竟只是正二品。比一品的宰相和樞密使要低。

　　但是，施耐庵最終卻選擇了讓高俅以“亂自上作”的代表身份來充當《水滸傳》的開篇人物，原因何在呢？竊以為，有兩個理由值得考慮。

　　其一，高俅的發跡史頗富傳奇色彩，更適于寫入小說。

　　《水滸傳》中關於高俅發跡前的描寫基本上和筆記體歷史《揮麈後錄》的記載基本一致，只是在小細節上有些出入。《揮麈後錄》是南宋時人王明清的作品，而他的外祖父曾紆的父親就是水滸傳中的曾布（他的妻子就是和李清照齊名的女詞人魏夫人），所以，這段記載應該是非常可信的。

　　據王明清所言，高俅原是蘇軾的小史（也就是小秘書一類的角色，《水滸傳》中說是書僮），他為人乖巧，擅長於抄抄寫寫。元祐八年（1093年）蘇軾從翰林侍讀學士外調到中山府，臨行前想把高俅送給曾布（雖然蘇軾與曾布分屬新舊兩派，二人在元祐年間是有所交往的，而且還有着一定的交情），但是曾布婉拒了蘇軾的好意，於是蘇軾又把高俅推薦給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詵（即王晉卿）。

　　王詵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水滸傳》中是端王的姐夫或妹夫），《宋史》中說，王詵雖然是堂堂駙馬，但卻是一個招蜂引蝶之輩，冷落蜀國長公主，公主後來鬱鬱而死，氣得神宗在公主葬後立刻將王詵貶謫。不過王詵卻是一個丹青書法的好手，徽宗在潛邸（以非太子身份繼位的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時，就常與之切磋，關係很好。

　　元符三年（1100年），王詵與趙佶在等候上朝時相遇，趙佶忘了帶篦子刀，於是向王詵借了一個，修理了一下鬢角。趙佶用後對王詵說：“這篦子刀的樣式非常新穎可愛。”王詵回道：“我最近做了兩個，還有一個沒用過，稍後就派人給你送去。”晚上，王詵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水滸傳》中是玉龍筆架和鎮紙玉獅子，更有文化韻味），碰巧趙佶正在園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為然之色，或許是趙佶注意到了這個小廝的神情，便問道：“你也會踢嗎？”高俅倒也年輕氣盛，回答說能。於是二人對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領，將毬踢得如鰾膠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趙佶的口味，趙佶大喜，當即派人傳話給王詵：“謝謝你給的蓖刀，連同派來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於是變成了端王趙佶的親信。

　　更為湊巧的是，不久哲宗皇帝駕崩，作為皇弟的端王趙佶幸運地被太后選中繼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這個搭上末班車的潛邸“舊臣”，也鴻運當頭麻雀變鳳凰，一下子從一個閒散王爺的玩伴兒，一躍進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場，並且在官場中青雲直上，很快坐到了殿帥府太尉的位子上。

　　選擇高俅作為“亂自上作”代表的第二個原因和北宋的滅亡有着密切關係。

　　北宋王朝走到徽宗當政時，雖然貪污漫天，腐敗遍地，民不聊生，但還維持着表面上的繁華熱閙，特別是在像東京汴梁這樣的大城市裡，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在此時創作完成的。儘管北邊有宋江為盜，南方有方臘起義，實際上他們只算得上小打小閙，根本動搖不了趙宋江山的根基，如果沒有女真人的悍然入侵，宋徽宗還可以繼續當他的風流天子、太平皇帝；退一步講，即使女真鐵蹄打破了大宋的安寧，如果黃河以北的宋軍戰鬥力夠強，金軍也過不了黃河；再退一步講，即使黃河防線崩了盤，如果京城禁軍經得起考驗，北宋王朝也不會那麼的不堪一擊，立馬玩完，那麼是誰把幾十萬禁軍徹底搞垮了呢？答案就是——高俅。

　　據《靖康要錄》記載：“高俅……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校閲。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雖然禁軍，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廢校閲，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實俅恃寵營私所致。”翻譯成現代話，大意就是——高俅把軍營的地皮建成私宅，而且很少進行訓練，經常把禁軍當作私役使用。如果你有手藝，就直接給高俅修建樓堂館舍、亭台閣榭，如果你沒手藝，那麼只能花錢僱用工匠為高俅服務。不但如此，高俅還挪用軍款，扣壓禁軍工資，導致家庭條件差的軍士只能再找營生賺錢，這樣就更沒法操練了。於是，京城禁軍“紀律廢弛”、“軍政不修”，成為“人不知兵，無一可用”的擺設，以至當國家危急，面臨虎狼之師金軍的進攻時，開封城內幾十萬的禁軍很快土崩瓦解。

　　實事求是地說，人家高俅也不是一點訓練都不搞。為了迎合徽宗皇帝志大才疏、好大喜功的心理，高俅在軍隊訓練上玩了不少花架子，據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高俅主持的軍隊爭標競賽是相當精彩的：（競賽現場）“橫列四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棹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爭標之前，先來一通吹吹打打，後面的爭標競賽，也要搞出“旋羅”、“海眼”、“交頭”等各種花樣，頗為熱閙。徽宗看了龍顏大悅，十分滿意。彼時彼刻，打死他也不會相信正是這個搞得他特爽的高俅若干年後斷送了他的大宋王朝，同時也把他和他的皇子皇孫推上了去往五國城的啼淚泣血的漫漫風雪路。

　　從某種意義上說，北宋亡於禁軍，而禁軍毀于高俅，這一點和他那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發跡史一起把他捆在了“亂自上作”代表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