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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與現在一樣，往往也是揪出一個大貪官，背後牽出一大串。所謂「拔出蘿蔔帶出泥」，古今竟然差不多。清嘉慶初年查處的和珅案，震動天下。當時，負責處理和珅案的官員在給嘉慶皇帝的奏章中指出，和珅貪污數量之大、性質之劣都是駭人聽聞的，而這一切不該僅歸罪於和珅一人身上，還有其身邊人的推波助瀾，他們在和珅的貪污生涯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幫兇作用。在奏章中有一個人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單」，他就是時任山東巡撫的劉國泰，他僅用了幾年時間，就為和珅撈足了七十萬兩白銀。
　　與和珅案有牽扯的其他人相比，劉國泰沒有顯赫的出身，只是在成為和珅乾女婿後才逐步飛黃騰達。卻決不能簡單地把他看做是靠了和珅的關係，才一步邁入地方大員行列，這有些抹殺了他在官場中的「聰明智慧」。確切地說，劉國泰的「成功」雖仰仗了和珅這座靠山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靠他自己在官場中「面壁多年」的修行，才逐步混夠資格成為山東巡撫的。
　　據資料顯示，劉國泰原本是個妓女之子，父親又是普通草根，無權無勢，只能靠辛苦積攢錢財維持家業，於是其父對劉國泰的教育培訓很用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劉國泰幼小勤奮好學，成人後文史精通。他在處處碰壁而不能謀取一官半職後，就想到了通過一種方法結識「貴人」予以借力。
　　他苦思冥想，選擇了和珅和大人。在得知和中堂喜歡看小丑戲劇後，他費日頗多，刻苦練習，終學成滑稽之術。一日，和珅和乾女兒納蘭坐轎回府，途中一個轎夫不慎跌了一跤。和珅正欲發火，突然看見一個肥頭大耳、大腹便便的人當街模仿轎夫摔跤的樣子，惟妙惟肖且誇張得令人捧腹，引得和珅大笑。這個肥頭大耳的人旋即開始模仿和珅大笑，更是逼真。和中堂見狀欣喜，就把他帶入府中，這個小丑就是劉國泰。不久後，他利用投機鑽營之術，博得了和珅的好感與信任，娶了納蘭為妻，成了乾隆朝炙手可熱的和中堂大人的乾女婿。
　　劉國泰第一份官職是江蘇泗洪縣令。當時的泗洪縣常因天災人禍緣故，成為不少官員的畏途。劉國泰臨行之前，他向岳父蘇阿凌(納蘭之父，此時已經從江西饒廣做道台，改任京官吏部侍郎)討教為官之道。這個蘇阿凌在官場浸泡多年，有足夠多的官場智慧和從政經驗。劉國泰相他取經很正常，蘇阿凌只說了一句話：「一般的人第一年要清，第二年半清，第三年濁，但你卻要把第二年、第三年當做第一年的要求來遵守。」
　　劉國泰當時一聽，叫苦連連：「教我如何能熬到三年！」蘇阿凌道：「現在當官，本是一上台就撈，不撈誰當官？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不過，若想要一個好前程，還得忍一忍，熬一熬，方可作大官，撈大錢。」
　　岳父的話劉國泰聽在耳裡記在心裡，當他到泗陽縣赴任時，當地恰逢旱災，且有惡霸作祟，劉國泰毅然決然地擺正心態，大幹實事。他一方面積極賑濟災民，做出親力親為的樣子，博取民心；另一方面嚴懲惡霸，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架子，贏取清名。
　　在泗洪縣，由於劉國泰有意無意地始終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故而，其「清」名傳誦在江蘇西部各地。其實，他無非是希望建樹政績，盡快陞遷。他深知，自己只是官場中的一個小人物。小人物想要成為大人物，就必須要建「功」與樹「德」。「德」常常僅是一種口碑，需要百姓賜予，劉國泰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做得很好；而「功」既要百姓賜予，更要被上級評定，有時候你即便有了一些功勞，僅僅是群眾知道，吃力不討好外，功虧一簣不合算；只有領導看得見摸得著的功勞，才是真正的有用功。
　　機遇終於降臨在他的頭上。公元1780年，劉國泰透過干岳父和珅的渠道，得知乾隆幾個月後將要經過泗洪縣。他立即集資，並招募全縣的能工巧匠，短時間在當地給乾隆皇帝建了一座行宮。為了收買民心，他徵集的民工都有工資，變相增加了當地部分百姓的收入，何況建行宮花的又不是政府的錢，民眾儘管心裡覺得他媚上，卻也沒有啥好說。通過他的一番作秀，贏得了在他離開泗洪縣的時候，當地民眾長跪十里送別這位「青天」的感人場景。或許有人說，他為百姓做事都是在利用民意。但在封建官場中，又有幾人不是在利用民意？他們或多或少地給百姓帶來實惠的同時也使自己功德圓滿，這種事情，實在無法較真。
　　果然，乾隆視察期間，住在如此華麗行宮，在和珅的指點下，劉國泰又應對得體，龍顏大悅之下，他一下從縣令升為了道台，後不久又升任山東巡撫一職，可謂是平步青雲。可惜的是，劉國泰成為大人物後，立即喪失了他在泗洪縣修行的那份高尚，轉而成為和中堂的幫兇，最終落得個不得好死的悲慘下場。
　　劉國泰看起來很簡單，正如大多數貪官污吏走過的人生軌跡那樣，由清到濁，由廉至貪，再後來就是一條人生不歸路。其中，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反思和警惕。
　　其一，「面壁」與「破壁」的關係問題。
　　相關資料透露，劉國泰在去泗洪縣上任前，其岳父蘇阿凌有段語重心長的話告訴他：「有些愚蠢的官員，一到職位抓到權力後就大撈特撈，這樣的人不是你這種有理想的官員該做的。要能忍受面壁之苦，苦盡自然甘來。」
　　蘇阿凌所說的「面壁」是在告訴劉國泰為了將來要「破壁」，必須修行身心，必須清廉為政，才能實現官員本分的追求「陞遷」。依蘇阿凌的看法，陞遷之道，貴在一個「修」字。這個修字就是修行，修行是為功德圓滿。那麼「功」與「德」該如何圓滿呢？他沒有說透，只是強調要「清」。
　　可見，無論何朝何代、何時何地，為官之道貴在清廉。如果不是一種口號，那麼可能就是一種官場政術。從劉國泰的身上我們發現，小人物的官運是否亨通，其功德是否圓滿，嚴於律己是一條光明大道。在這條道路上，你不需要費盡心力地去巴結上司，也不需要戰戰兢兢地與同僚博弈，你只需要盡到自己的本分即可。嚴於律己既是一種品德，更是一種能力。對於一個官場小人物而言，如果不能做到嚴於律己，就會失去堅持執政為民能力的基礎，而無法經受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就會失去提高執政能力的保證。
　　其二，當官與為人的關係。
　　劉國泰當官的目的，很明確很簡單，就是為了陞官發財。所以，他在泗洪縣救濟災民、打擊惡霸，不過都是需要民聲、籠絡民心的一種手段而已，絕非是真心實意的為民做主、為民謀利。否則，也就不會當他扶搖直上、高官厚祿之時，馬上換了一副嘴臉，與大貪官和珅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為非作歹了。
　　李鴻章曾經說過，世上最容易幹的事就是做官了，要是一個人連官都做不了，那就十分地無用了。其實，這話說的太輕鬆了。做官，並不是什麼人都能做的，做官是有很多「學問」的。　  
　　做人難，難在每次「道路」選擇上的自我鬥爭，難在面對繁雜瑣事無所適從，難在面對親情、友情難以割捨，難在有時在複雜的環境之中不能自我。做官更難，特別是做一個好官難上加難，首先面對各種腐朽的東西，你得始終保持潔白如水的思想品性，不被「污染」和「同化」。其次你必須要有好的政績，在群眾中樹立一個好的口碑，免遭世人唾罵。再次你必須幫別人做人和教別人怎樣做人，否則，是為官不教官之過。
　　做人不一定就當官，但是當官必須要學會做人。當官的過程也就是做人的過程，怎樣當官體現了怎樣做人，有什麼樣的「人德」，就有什麼樣的「官德」。當官與做人從來就是聯繫在一起的，為人不正，為官必邪，所以，怎樣做人，做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是為官者必須常自清、自查的行為準則。
　　做人不能失去做人的真。「真」是判斷事物正確與否的評判標準。常言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做人也一樣，一個真正的人，必定以愛為本，以善為本，具有愛國、愛民、愛事業的拚搏進取精神，具有幫人之所難，解人之所急的惻隱之心，善良之心;否則就是人的「半成品」，或者說是披著人皮的「人」。
　　做官不能失去為官的正。「正」是為官之根本，是衡量做官是否稱職的槓桿，也是「官德」的具體體現。為官不正民必忿之，民心不可違，失去民心，頭上的「烏紗」也就難保。古有和珅、劉國泰，今有胡長清、陳克傑，就是一個好的證明。他們貪污、受賄，弄私權、吸民血，失去了為官的正，最終也就淪陷為人民的罪人。
　　其三，為己謀權與為民謀利的關係問題。
　　在劉國泰看來，辛苦「面壁」也好，偽裝「作秀」也罷，都不過是謀取陞官發財的一種工具一種手段罷了。所以，他在泗洪縣任職期間，賑濟災民、打擊惡霸，只是博取民眾口碑、籠絡人心的方式方法而已，絕非是真心實意幫民所想、替民做主、為民謀福的真實寫照。
　　類似劉國泰這樣的形象，明末袁宗道曾概括成三句話：「對上司要做狗，對同僚要做鬼，對百姓要裝神。」比照一下，確實深刻生動。
　　我們不否認在古代存在好官清官，但在高度集權的封建帝制下，這樣的人是極其少數的。只有在新時代新社會，人民翻身解放、當家做主了，減少和杜絕「吏治腐敗」和「司法腐敗」才成為可能，達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才變得現實。
　　可惜的是，我們不能不看到，在今天的中國，要走出歷史的興亡週期率，要讓官員們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才變得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