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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更化，發生於王安石變法十餘年後，是北宋新舊黨爭全面爆發的一個轉捩點。　　
　　元豐八年(1085)三月，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病逝變法派失去後台，由子趙煦年幼即位，是為宋哲宗，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等昔日的重臣們又得以重新掌政。這一年保守派司馬光執政，打出「以母改子」的旗號，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幾盡罷新法，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史稱「元祐更化」，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如蔡確、章惇、呂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貶黜。其中蔡確被貶至嶺南(今廣東)，最後死於新州，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事實上至元祐更化之前，變法已進行十餘年，無論是新黨還是舊黨人物，大都認為，新法有利有弊，如免役法與差役法相比較，還是利大於弊，即使不能說是完全成功，但也有真正便民、利民之處。蘇軾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 ...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但司馬光自始至終都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廢除新法之徹底，實在是帶有十餘年來政治上鬱鬱不得志的個人仇恨情緒。蘇軾認為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蘇軾將自己在密州實踐免役法的好處告訴司馬光，但司馬光執意如此，一意孤行。蘇軾十分憤慨，回家後，怒呼：「司馬牛，司馬牛！」。蘇軾在給楊元素信中提到：「昔之君子，惟荊(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溫(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蘇軾)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王夫之批評元祐諸公「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權，改元紹聖，他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擊元祐大臣。王夫之稱哲宗親政後，「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為亂媒，無一日而不為危亡地，不徒紹聖為然矣。」
　　如此「人治」因人易政的反覆變換使得民眾與官員無所適從，對未來惶惶不安，使不管好與壞的法律都效果大減，北宋末年的黨爭進入不可收拾的餘地淪為意氣與仇恨之爭而非政策討論，直至北宋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