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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誹謗有罪的法令
　　
孝文皇帝三年（ 前177 ）三月，文帝說：「古代君王治理天下，朝廷設置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相傳唐堯時，在四通八達的路口樹立旌旗和木牌，慾進善言者，立於旗下言之；有批評朝政者，寫在木牌上。），使治國的途徑通暢，招來進諫的人。當今的法令中有誹謗朝廷妖言惑眾的罪狀，這就使大臣們不敢盡情說真話，做皇上的也就無從瞭解自己的過失。這又怎麼能招來遠方的賢良之士呢？應當廢除這樣的法令。百姓中有人一起詛咒皇上，約定互相隱瞞，後來又負約相互告發，官吏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如果再有其它不滿的話，官吏又認為是誹謗朝廷。這些實際上只是百姓無知而犯了死罪。上述做法我認為很不可取。從今以後，再有犯此類罪的，一律不加審理，不予治罪。」
　　
以德化民，天下富足，禮義興盛
　　
後元六年（前159）天下乾旱，有蝗災。文帝施惠於民：詔令諸侯不要向朝廷進貢，解除禁止民眾開發山林湖泊的法令，減少宮中所用的各種服飾、車馬和狗等物，裁減朝廷官吏，開倉濟貧，允許民間買賣爵位。
　　
孝文帝自代國來到京城，即位了二十三年，可是宮室、園林、狗馬、服飾、車駕等等，沒一樣有所增加。只要有對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廢止，以便利民眾。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來工匠一算，造價要上百斤黃金。文帝就說：「百斤黃金相當於十戶中等人家的產業，我繼承了先帝留下來的宮室，常常擔心有辱於先帝，沒有理由要建高台！」文帝平日所穿的是質地粗厚的絲織衣服，對所寵愛的慎夫人，要求其衣裙不得拖地，所用的幃帳不准繡有花紋，以此來表示敦樸，為天下人做出榜樣。
　　
文帝規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得用金、銀、銅、錫等金屬做裝飾，不修高大的墳，要節省，不要煩擾百性。
　　
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而，文帝卻把尉佗的兄弟召來，使他們顯貴，報之以德。尉佗於是取消了帝號，向漢朝稱臣。漢與匈奴相約和親，匈奴卻背約入侵劫掠，而文帝只命令邊塞戒備防守，不發兵深入匈奴境內，不願煩苦哪裏的百姓。吳王劉濞謊稱有病不來朝見，文帝就賜給他木幾和手杖，關懷他年紀大，可以免去進京朝覲之禮。群臣中如袁盎等人進言說事，雖然直率尖銳，而文帝總是寬容採納。張武等大臣接受別人的賄賂，被發覺，文帝就從皇宮倉庫中取出金錢賜給他們，用這種辦法使他們內心羞愧，而不下交給執法官吏處理。文帝一心致力於以德化民，因此天下富足，禮義興盛。
　　
至死都不願煩擾百姓
　　
後元七年六月己亥日，文帝在未央宮逝世。他留下遺詔：「我聽說天下萬物，終有一死。死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沒有甚麼值得過份悲哀！當今的世人都喜歡活著而厭惡死亡，人死了還要厚葬，以致家產破盡，服喪重以致損害身體。我認為很不可取。況且我生前沒甚麼德行，沒有給百姓甚麼幫助；今天我死了，又讓人們加重服喪，長期哭悼，遭受嚴寒酷暑的折磨，使天下的父子為我悲哀，使天下的老幼的心靈受到損害，使天下百姓飲食不安，中斷對鬼神的祭祀，從而加重了我的無德，我怎麼向天下人交待啊！我有幸得以保護宗廟，以我這渺小之身為一國之君，已二十餘年。依靠的是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使得國內安寧，沒有戰亂。我不聰敏，時常擔心行為有過錯，導致先帝遺留下來的美德蒙羞；歲月長久了，總是擔心不能維持始終。我僥倖能享盡天年，將被供奉在高廟裡享受祭祀，我如此不賢明，卻能有這樣的好結果，我認為就很好，還有甚麼可悲哀的呢！現在詔令全國官吏和百姓，詔令到達後，哭吊三日就除去喪服。不要禁止百姓娶妻、嫁女、祭祀、飲酒、吃肉。參加喪事、服喪哭祭的人，都不要赤腳。服喪的麻帶寬度不要超過三寸，不要陳列車駕和兵器，不要動員民間男女到宮殿來哭祭。宮中哭祭的人，只在早晚上各哭十五聲，行禮完畢就停止。不是早晚哭祭的時間，不要哭泣。下葬以後，按喪服制度應服喪九個月的大功只服十五日，應服喪五個月的小功只服十四日，應服喪三個月的緦麻只服七日，期滿就脫去喪服。其它不在此令中的事宜，都參照此令辦理。要把這道詔令通告天下，使天下人都明白的知道我的心意。葬我的霸陵周圍的山水要保留原樣，不要有所改變。後宮夫人以下直至少使，全都讓他們回娘家。」
　　
至此，在位二十三年，開創「文景之治」盛世的一代明君漢文帝離開了人世。他在位期間，廢除了禁止人們自由出入關隘的法令，使處處暢通無阻，邊遠地區也不例外；廢除誹謗有罪的法令，取消肉刑，賞賜老人，收恤孤獨之人，使百姓生活無憂；他減少各種嗜好，不受貢品，不求一己之私利；不株連九族，不誅罰無罪之人；廢除宮刑，放出後宮夫人。他仁厚、儉樸，處處為百姓著想，為後世所敬仰。這在唐代詩人許渾的《途經秦始皇墓》詩中可見一斑：龍盤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青山秋草裡，路人唯拜漢文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