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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國妓女存在六個等級，一直不能爲多數人所接受，但這六個等級是實際存在的。


最低等的六等妓女，多爲生活艱難的下崗中年婦女，以低收入階層特別是其中的中老年男性爲賣淫物件。這類妓女，在舊社會稱爲“流鶯”，在新時代稱爲“站街女”，是賣淫女中收費最低的一種，就是所謂“不管三塊五塊，關鍵動作要快。”她們是社會最底層的最窮苦的人，淪落到只要有人出錢，隨時都出賣尊嚴地步，是值得同情的。

五等妓女以上，都是青年女性。其中五等妓女是除六等妓女以外在中國妓女中姿色最爲平常的。她們以中低等收入的男性爲賣淫物件，比起站街女來，她們收取嫖資要高許多，有固定場所，多數集中在低等髮廊、洗腳屋、按摩院，十元小旅店、低檔旅館。總體上說，她們也是值得同情的一部分人，和六等妓女一起形成了妓女中的低收入階層，也是多年來掃黃的主要物件。其中一部分好逸惡勞、愛慕錢財，既想發財，又不想付出艱苦努力，因此想走終南捷徑。大部分是被人欺騙、引誘甚至脅迫而從事這一職業的。

四等妓女，就是通常所說的三陪女，集中在較高檔的賓館、酒樓、娛樂場所，以陪歌陪酒爲掩護，以陪床爲實質，和三等妓女一起，形成了中國妓女裏的中等收入階層。她們以社會中等收入階層爲性服務物件，通過陪歌陪酒和嫖客熟悉，進入情感角色，和低等妓女比起來，她們不僅可以從買賣過程中獲得比較充分的性快樂，而且收入大大高於低等妓女。按照整夜陪和完事就走兩種情況收費，即使是辦完事就走的所謂“速食費”，也成倍地高過五等妓女的“出臺費”。她們稱三陪爲“上班”，稱月經來潮爲“休假”，稱嫖客爲“老公”、稱去應熟悉的嫖客招嫖爲“送外賣”，名堂甚多，難以盡舉。這些人多半年輕、清秀，是渴望感官刺激、愛慕金錢財帛而心甘情願做妓女的，不值得同情。

三等妓女，出入四、五級賓館，神龍見首不見尾。她們的賣淫活動，通常有賓館的緊密配合，有的可以先查閱住客的登記資料，從中選擇性服務物件；有的還有專門的經紀人、皮條客；甚至通過征婚廣告引誘年輕的男性做嫖客。從獲取嫖資上來說，她們和四等妓女大致相同，但在逃避公安機關打擊上則截然兩樣。如果說四等妓女還要時時提防公安機關的“掃黃”行動的話，三等妓女則完全可以高枕無憂。因爲她們平時都隱於幕後，一部分還有其他職業作掩護或者只把賣淫當副業，只有在有了“生意”後才出現，一完事就閃人，警察是抓不到她們的，抓到了也拿不到證據，等於白抓，還可能引起投訴。

至於一、二等高等妓女，是對社會爲害最烈、人們最爲痛恨，而警察根本無權的。

二等妓女，以律師的助手、企業老總的秘書或者直接以有錢人的二奶身份出現。她們不僅有固定的賣淫場所、固定的賣淫物件，在性安全與治安安全方面有著無比的優越性，而且有著三等以下妓女不可企及的豐厚的嫖資。她們的嫖資是房子、車子、或者花不完的錢、戴不完的首飾。這個等級的妓女的存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內部的公平和一個社會階層的家庭穩定，對其他相關女性的傷害最大。

一等妓女，是現代暗娼，卻處在妓女的最頂層，也處在社會的最頂層，她們是嚴重影響全國人民物質文化生活質量的社會破壞者，是目前中國影視文化娛樂産品粗製濫造、官場貪污腐敗盛行的主要根源之一。她們賣身投靠大大小小經不起考驗的當權者，以賣淫來攫取巨大的社會效益、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小到處長科長甚至村長，大到中央領導，橫到導演、製片人，只要你手裏有我所需的文化權力、政治權力，只要你意志薄弱，我就誘惑你賣給你。以各級腐敗官僚爲賣淫物件的，嫖資多的，可以弄個科長處長甚至縣市重要領導，進常委進班子，嫖資少的，也得到個把好企業或者幾個好工程。這等妓女，不僅大量攫取特權，侵害廣大公利益，而且成了官場貪污腐敗的催化劑，嚴重地影響社會政治清明和公平公正，已成爲當今社會一大禍害，令人切齒痛恨。以影視導演、製片人爲賣淫物件的，嫖資高的可以一嫖而紅，從此出臺費廣告費源源不斷滾滾而來，嫖資低的也可上上戲露露臉，獲取平常百姓難以望及項背的利益；而通過妓女和嫖客製造的低劣影視節目充斥熒屏，則全面降低了中國億的文化生活質量。一等妓女的危害性不僅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而且破壞了政府與行業的公信力執行力，同時也極大地制約了那些嫖客們。尤其是政治與經濟利益型的賣淫嫖娼，貪污受賄的官員爲嫖而貪污受賄，爲嫖而監用權力，最終通常也因付不起嫖資而遭妓女投訴，受到紀委、監察、反貪部門的注目，以致身敗名裂。因此，這一等妓女雖是最安全和嫖資的最高獲得者，她們的嫖客所承擔的風險卻是最高的。

所謂“掃黃”，不過是制裁和驅趕低等妓女，對那些真正危害社會的中國妓女----那些高等尤其是一等妓女，是根本不可能觸及皮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