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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之際，地處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陽曲縣(今太原市)，出了一位博藝多才、重氣節、有思想、有抱負的著名人物。他的事跡生平，不見於正史記載，甚至連專門記載地方歷史陳跡的縣志、府志，也只見廖廖數語。然而他的聲譽和影響卻是相當之大，相當之深，毫不誇張地說，在太原地區乃至三晉大地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頗受人民群眾擁戴。在整個山西乃至於全國也稱得上聲名遐邇，彪柄於後。他就是明清之際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1607~1684)，字青竹，後改青主，別號頗多，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嗇廬、僑黃、僑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大同，後徙於忻州，逮至其曾祖傅朝宣移居太原陽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書香之家，家學淵源，先祖連續七八代有治諸子或《左傳》、《漢書》，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為寧化府儀賓、承務郎，祖父傅霖累官山東參議、遼海兵備，頗有政績，其父傅子謨終生不仕，精於治學。傅山少時，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博聞強記，讀書數遍，即能背誦。15歲補博士弟子員，2O歲試高等廩餼。後就讀於三立書院，受到山西提學袁繼鹹的指導和教誨，是袁氏頗為青睞的弟子之一。
　　袁繼鹹，是明末海內鹹知的鯁直之臣，提學山西時，以“立法嚴而用意寬”的精神宗旨，整頓三立書院學風，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極重於文章、氣節的教育，對傅山影響頗深，傅山亦以學業精湛、重節氣得意於袁氏門下。袁繼鹹曾在朝為兵部侍郎，因為官清廉，為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權貴魏忠賢之流，被貶為山西提學。崇禎九年(1636)，魏忠賢死黨山西巡按御史張孫振，捏造罪名誣告袁繼鹹，陷其京師獄中，傅山為袁鳴不平，與薛宗周等聯絡生員百餘名，聯名上疏，步行赴京為袁訴冤請願。他領眾生員在京城北京四處印發揭貼，申明真相，並兩次出堂作證。經過長達七八個月的鬥爭，方使袁繼鹹冤案得以昭雪，官復武昌道。袁繼鹹得雪之日，魏忠賢的走卒張孫振，亦以誣陷罪受到謫戍的懲罰。這次鬥爭的勝利，震動全國，傅山得到了崇高的榮譽和讚揚，名揚京師乃至全國。
　　袁案結束後，傅山返回太原。他無意官場仕途，尋城西北一所寺廟，辟為書齋，悉心博極群書，除經、子、史、集外，甚至連佛經、道經都精心覽讀，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崇禎十六年(1643)，傅山受聘於三立書院講學。未幾，李自成起義軍進發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輾轉於平定嘉山。不久，起義軍、清軍先後攻佔北京，明亡。傅山聞訊寫下“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茍逃”的悲痛詩句。為表示對清廷剃發的反抗，他拜壽陽五峰山道土郭靜中為師，出家為道，道號“真山”。因身著紅色道袍，遂自號“朱衣道人”，別號“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對亡明的懷念；石道者，如石之堅，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可見，傅山出家並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為自己忠君愛國、抗清復明的寄托和掩護。
　　清軍入關建都北京之初，全國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氣勢頗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強大，早日北上驅逐清王朝匡復明室，並積極同桂王派來山西的總兵官宋謙聯係，密謀策劃，積蓄力量，初定於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五日從河南武安五汲鎮起義，向北發展勢力。然而，機事不密，宋謙潛往武安不久，即被清軍捕獲，並供出了傅山。於是傅山被捕，關押太原府監獄。羈拘期間，傅山矢口否認與宋謙政治上的關係，即便是嚴刑逼供，也只說宋曾求他醫病，遭到拒絕，遂懷恨在心。一年之後，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確誣報，相應釋宥”的判語，將他釋放。
　　傅山出獄後，反清之心不改。大約在順治十四至十六年間，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勢。當確感清室日趨鞏固，復明無望時，遂返回太原，隱居於城郊僻壤，自謂僑公，那些“松喬”、“僑黃”的別號就取之於此後，寓意明亡之後，自己已無國無家，只是到處做客罷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僑”的詩句，正是這種痛苦心情的寫照。康熙二年(1663)，參加南明政權的昆山顧炎武尋訪英雄豪傑，來太原找到傅山，兩人抗清志趣相投，結為同志，自此過從甚密。他們商定組織票號，作為反清的經濟機構。以後傅山又先後與申涵光、孫奇逢、李因篤、屈大筠以及王顯祚、閻若璩等堅持反清立場的名人和學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東領導起義的閻爾梅也來太原與傅山會晤，並與傅山結為“歲寒之盟”。王顯祚見傅山常住土窯，特為他買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號院。
　　清初，為了籠絡人心，泯除亡明遺老們的反清意識，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鞏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聯將親試錄用”。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推薦傅山應博學宏詞試。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強行將傅山招往北京。至北京後，傅山繼續稱病，臥床不起。清廷宰相馮溥並一干滿漢大員隆重禮遇，多次拜望誘勸，傅山靠坐床頭淡然處之。他既以病而拒絕參加考試，又在皇帝思準免試，授封“內閣中書’”之職時仍不叩頭謝恩。康熙皇帝面對傅山如此之舉並不惱怒，反而表示要“優禮處士”，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著地方官存問。”
　　傅山由京返並後，地方諸官聞訊都去拜望，並以內閣中書稱呼。對此，傅山低頭閉目不語不應，泰然處之。陽曲知縣戴氏奉命在他家門首懸挂“鳳閣蒲輪”的額匾，傅山凜然拒絕，毫不客氣。他仍自稱為民，避居鄉間，同官府若水火，表現了自己“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
　　在學術和學術思想上，傅山的學問文章，都追蹤當時的進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時，他的思想帶有強烈的進步傾向，不重視當時學者重理學的傾向。他讚揚具有革命新精神，被明朝統治者視作洪水猛獸的李贄學術思想和劉辰翁、楊慎、鐘星等節高和寡之士的文風。對明末的政治腐敗，官場齷齪，是有清醒的認識。清軍入關明王朝滅亡後，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學者以經學為中心的研究范圍，而是獨辟研究子學的途徑，衝破宋明以來重理的羈絆，開拓了新的學術研究領域，成為清之後研治諸子的開山鼻祖。至於傅山的詩賦，則是繼承了屈原、杜甫以來的愛國主義傳統，他主張詩文應該“生於氣節”，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為衡量標準。傅山一生著述頗豐，可惜所著宏論，大都散失，只存書名和篇名，留存於世的僅《霜紅龕集》和《兩漢人名韻》兩部。
　　在詩、文、書、畫諸方面，傅山皆善學妙用，造詣頗深。其知識領域之廣、成就之大，在清初諸儒中，無出其右者。傅山的書法被時人尊為“清初第一寫家”。他書出顏真卿，並總結出“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於直率毋安排”的經驗。他的畫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所畫山水、梅、蘭、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畫徵錄》就說：“傅青主畫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勝，墨竹也有氣。”他的字畫均滲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氣節，流溢著愛國主義的氣息，在中國古典書畫藝術中，博得後人的高度讚賞。
　　傅山在醫學上，也有著巨大的成就。他內科、婦科、兒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術，而尤以婦科為最。其醫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訣》，至今流傳於世，造福於人。傅山極重醫德，對待病人不講貧富，一視同仁，在相同情況下，則優先貧人。對於那些前來求醫的闊佬或名聲不好的官吏，則婉詞謝絕。對此他解釋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醫與好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
　　傅山作為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一生中處處表現了堅韌不拔的戰鬥精神。他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氣節，毫不愧對“志士仁人”的評價。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和正統思想的作梗，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夾雜著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他的民族主義思想無不打著大漢族主義的烙印，這些則應引起當今學者和研究者的注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傅山的愛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進入風燭殘年的傅山悲痛異常，再也經受不得如此打擊，不久則撒手人寰，與世長辭，時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