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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夷是華夏人對東方民族的泛稱，非特定的一個民族。夷又有諸夷、四夷、東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稱。隨著東夷與華夏的融合，漢朝之後東夷後來變成對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泛稱。夷字有多重含義。其主要意思是「平」。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說夷字「從大從弓」。據說東夷人最早發明弓箭，擅長射箭。 因此有所謂「東夷」為東邊的弓箭手說法。但商周時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實際是屍或者人字，和弓無關，因此以夷字「從大從弓」認定夷字為弓箭手之說可能是漢代人穿鑿附會而來。
　　遠古東方部落稱為夷，而東夷作為一個名詞則來自於周代，因為周室相對於東方諸夷部落來自於西部，但是後來這個詞被史學界統一用來借指史前中國生活於今山東，淮河地區，活動在今泰山周圍的被稱為夷的眾多部落、方國的一個名詞範疇，詞義性質從地理名詞轉變成對中國文化起源領域意義上的文化淵源性質的名詞。東夷，即東邊的夷人，「夷」，古山東話中音同「人」，原意為「一人負弓」(《說文解字》)，與華是同位語。東夷作為一個名詞則來自於周代，周人為了記述歷史就把中原以東的眾部落稱為東夷，事實上他們只有一個部落自稱為「夷」，後來這個詞被史學界統一用來借指史前中國生活於今山東，淮河地區，活動在今泰山周圍的被稱為夷的眾多部落、方國的一個名詞範疇。在漢時朝鮮，日本也被稱為東夷。東夷文明作為華夏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人認為岳石文化(距今約3900年)，是東夷文明。
　　夷的族稱，今所見為當時確證的，以甲骨卜辭關於屍(夷)方的記錄為最早；古籍記載則夏代的東方已有眾多夷人的方國部落。《後漢書‧東夷傳》說：「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鳳夷、陽夷。」這九種夷都見於古本《竹書紀年》關於夏朝與東方諸夷關係的記載。實際上，「九」僅言其多，不必拘泥於九種。《竹書紀年》所載，夏代還有淮夷、藍夷；《尚書‧禹貢》記載兩河之間的冀州有鳥夷(一作島夷，字形近似致誤)；青州在泰山以東至海有嵎夷、萊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與淮海之間揚州也有鳥夷(一作島夷)。《禹貢》成書於戰國，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稱。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現了「東夷」的稱謂。在整個西周時期，東方諸夷都是周王朝的勁敵。文獻記載周對東方的戰爭，不同時期出現了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稱謂，這些稱謂，實際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時期對東方勁敵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後兩三個世紀觀念上的變化，造成了現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難。學術界對西周時期東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有著不同的看法。
　　據張懋鎔《西周金文所見東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較表》統計，西周早期僅見有「東夷」，周公、成王東征的對象金文中記載都概稱為東夷，而《史記‧周本紀》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魯周公世家》說：「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 ...寧淮夷東土。」周公，成王東征雖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東省境，此為東夷起源的地區，也是夏、商時東方諸夷的核心地區。金文為當時實錄，西周早葉以東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東征以後，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勢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大公於齊，封周公子魯以鎮東方。到西周中葉淮夷在淮河地區興起，成為東夷中勢力最強的一支。據上引張懋鎔的《比較表》第二欄，西周中期金文只見有淮夷，反而不見東夷的記錄。說明成康以後，周王朝與東方諸夷的關係，主要對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了。文獻記載多為後世追敘，關於周公、成王東征的記載，蓋成於成康以後，所以依周中期的觀念，反以淮夷概稱東夷了。
　　到了西周晚葉，夷王時期《禹鼎》復見淮夷與東夷並舉，而淮夷居前；厲王時器《鍾》又有南夷與東夷並見，而南夷居前。周晚葉的南淮夷、東夷各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可在東夷與西周的關係中去辨析。總之，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文獻中關於東夷的軍事活動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區，然而其分佈範圍，都沒有超出海岱與淮河流域。
　　秦漢以後的東夷，主要是指先秦的東北夷，又將倭人列於其中，是泛指東方的民族和國家，與先秦東夷在地區與民族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區別。
　　先秦的東北夷，包括肅慎，息慎同音異譯。《史記‧五帝本紀》敘述舜時「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在來貢的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鄭玄的註解說：「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國語‧魯語下》，記述孔子在陳，有隼死於陳侯之庭而身上留著射來的楛矢石砮，於是問孔子。孔子說：「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民之矢也。」並且講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進貢方物，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度有一尺多。周王為了以其能招來遠方的美好政績垂法後世，在箭桿上刻了「肅慎氏之貢矢」，分給舜的後裔而封於陳。孔子說：「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韋昭註：「肅慎，東北夷之國，故隼之來遠矣。」
　　肅慎的分佈，學術界長期有過多種推論。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肅慎在不鹹山(今長白山)之北。《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鹹，有肅慎氏之國。」郭璞註：「今肅慎去遼東三千餘里。」郭璞晉人，晉遼東城即今遼寧省遼陽市老城區，晉尺約相當今6寸，當時3000里合今華里1800里左右，明顯已在長白山以北。《三國誌‧東夷傳》：「挹婁在夫余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又說：「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肅慎之國也。」三國時夫余王城大概還在今吉林市境，其東北晉時千餘里，合今華里600里左右。兩書所記肅慎地理，都相當於今黑龍江省寧安縣附近。《新唐書‧渤海傳》說：渤海「以肅慎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賈耽《入四夷道城紀》說：渤海上京「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肅慎城」，渤海上京遺址即今寧安縣東京城。按文獻記載，肅慎分佈在以今牡丹江中游為中心的地區。再證在考古學發現的楛矢石砮及對肅慎人文化遺址得出的判斷，可以肯定肅慎是起源於今牡丹江流域的東北古民族，又是東北與中原王朝發生政治交往最早、源遠流長的古代民族。
　　夫余，又有扶余、鳧臾等異譯。《史記》記述秦漢時的經濟區域說：「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 ...北鄰烏桓、夫余」，而《論衡‧吉驗篇》記述夫余立國的傳說：「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故我有娠。』」後產子，即夫余的始祖東明。說明夫余的始祖傳說，也帶有東夷以鳥為上天使者的特點。夫余立國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區為中心，其先橐離大概分佈在嫩江支流烏裕爾河流域。
與夏商周的關係　　在夏代400餘年中，除與有扈氏甘之戰發生在今陝西省關中外，其餘未見與西方部落及方國戰爭的記錄。與此相對照，夏與東方的鬥爭劇烈得多。夏啟殺後益自立為後(王)，傳至太康，即發生了有窮氏后羿「代夏政」的大變革，接著寒浞代羿，前後40年，少康復國。一直到少康兒子後杼才消滅有窮氏，使夏朝得以鞏固。自後啟至後杼約半個世紀與東夷鬥爭，主要是在今山東北部以及河南東北部與河北南部，今山東與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區展開。後杼以下，對東方各部落與方國的征伐及交往，已轉移到泰山以東以南地區，所見「九夷」名稱及其分佈已在「東夷的分佈」中敘述。到了夏代晚葉，與九夷的關係似有所改善，帝發元年，出現了「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從《竹書紀年》所敘前後聯繫看，當主要是東方之夷。關於夏代滅亡，古籍記述夏桀在鳴條之戰失敗以後，奔於南巢，通常以為即到了東夷的地區，今安徽巢縣一帶，可姑備一說；勾踐越國也宣稱越為禹後，大概是與諸夏認同的一種表現。這些都可置疑，有待證實。夏人在夏代及夏朝滅亡以後有一部分東徙，移居於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灣一帶，卻在考古學上有若干證據。有一部分夏人東漸而化於東夷和百越，當是事實。
　　東夷與商朝也兵戎相見，而且有的記錄說明商對東夷的征伐時間延續較長，規模也較大，遠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為虐東夷」，「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甚至認為商紂與東夷大規模的戰爭是商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紂克東夷而殞其身」。然而從西周初葉，東夷與商遺裔聯合起來反對周王的情況看，商與東夷的關係還是比較親近的。
　　兩周與東夷的關係，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周初葉武王至康王時期；周中葉穆王至孝王時期；週末葉夷王至平王東遷以前。
　　大約在公元前11世紀初葉，周武王聯合800諸侯及西土各族，經牧野一仗，商紂滅亡。仍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為「三監」，各據商中心地區的一部以監視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佈置，周武王回到鎬京，仍「自夜不寐」，因為商遺裔和東夷的勢力仍很強大。武王滅商以後兩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輔其子成王，而「三監」心懷不滿，武庚乘機與東夷之大國奄、薄姑等聯合起兵反周。周公於是大舉東征。關於這次東征的對象除商遺裔之外，成王時鑄造的雪鼎，盥鼎銘文都記載的是征伐「東屍」(夷)、「東或」(國)。奄在今山東曲阜縣舊城東，這是少昊集團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東博興縣東南。兩國都淵源干少昊集團，是商代方國，西周初是東夷勢力最大的兩國。據《史記》記載，周武王曾封太公望於營丘，國號齊，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區；封周公於奄，國號魯，正是奄的中心地區。當薄姑與奄起兵反周時，追隨者還有許多其它東夷方國與部落，《孟子‧滕文公》說：「周公相武王，誅紂、代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這五十國大多當在今山東境，此外還有淮夷，分佈在淮水地區。根據各種古籍的記載，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經過三年戰爭才殺了武庚，放逐蔡叔，佔領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東徵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以後，齊大公在營丘立國之初，「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夷也」。經過劇烈的戰鬥，齊才得以立國，而且直到春秋，有時萊夷也與齊發生戰爭。周公之子伯禽就封於成，「淮夷，徐戎並興」，使得魯「東郊不開」。《尚書‧費誓》說：「公曰：『人無嘩，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傳》說，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眾準備好武器，糧草，振作士氣，勇往直前，不然「汝則有常刑！」經過戰爭，魯雖然得以立國，成王親政以後，「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如此大規模徵集軍隊，在取得勝利以後，又是大規模賞賜，熔金鑄器為銘慶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見成王此次征伐東夷，影響之大。經過了這樣幾次反覆，今山東境內的東夷不再成為周的勁敵，周的統治鞏固了，東夷地區已經安定，出現了成康時40餘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約為前976—前922)時，東夷勢力的中心轉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稱東夷，而徐最為強大，徐，嬴姓，淵源於少昊以鳥為圖騰的集團，分佈在淮水中下游以今泗洪縣附近為中心的地區。《逸周書‧作雒解》說：「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這裡「熊」為「嬴」之訛，而「盈」與「嬴」同音通假字。可見成王東征之徐戎為東夷。到穆王時，徐已自稱王：「徐偃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後來穆王與楚國夾擊徐，徐偃王被殺。《都城記》說：「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西巡，聞徐君威德日遠，遣楚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從之者數萬」。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記述頗多歧異，大約西周中葉淮夷以徐為最強，經周穆王與楚夾擊而受到嚴重打擊近於歷史事實。直到春秋時，徐仍不失為淮夷群舒當中的煢煢大國。徐偃王「行仁義」，深得東夷之眾，可見其文明水準較高，至今傳世的(徐)王器及國器的青銅鑄造技術與銘文都比較成熟，接近中原諸侯水平，雖為春秋時器，也說明徐的文明發達淵源有自，且傳之久遠。
　　到西周晚葉，東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反而追隨於淮夷之後。此時古籍記載仍稱淮夷，而金文稱之為南淮夷，周夷王時，《禹鼎》銘文噩(鄂)侯馭方叛周，「率南淮屍(夷)、東屍，廣伐南或(國)，東或」，不僅危及周南境與東境的諸侯，也威脅周的東都雒邑。周動員了西六師、殷八師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時器《兮甲盤》：「王令甲政辭(司)成週四方(資)，至於南淮屍(夷)。淮屍(夷)舊我(帛)(賄)人……」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兮甲即銘文後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詩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敗獫狁之後，周宣王即派他徵收淮夷的貢物，《詩大雅。江漢》說：「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詩序》說：「《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見與《兮甲盤》所記為同一事件。據統計，西周晚葉金文中南夷凡三見，南淮夷凡六見，而淮夷僅一見。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轉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勢力往淮河中上游發展，威脅了周的南國江漢諸姬及蔣、蔡等諸侯對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與南淮並見，應是指荊楚而言。西周晚葉，王室衰微，諸侯日強，南方的楚、東南的淮夷成為周室的威脅，然而無論是楚還是東夷都已廣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逐漸走上了華化的歷程。
　　先秦的東夷，即分佈在古河濟之間及泰山以東以南的東夷各部落與方國，到戰國晚葉都已經華化，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這個既是分化又是融合的歷史過程，大體可分為夏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主要階段。
　　夏初，後啟與後益爭奪共主地位的鬥爭以及從仲康失國到少康復國，中經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後杼滅有窮氏，前後經歷半個世紀的鬥爭，是少昊集團中那些與黃炎集團結成部落聯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聯盟向國家過渡過程中的鬥爭。這些部落已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的行列，成為華夏起源時期東系的重要來源。他們分佈在古河濟之間，即今山東省北部與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區。在夏代，還有一支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們從燕山地區南下，興起於河濟之間，終於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國第二個王朝的基礎，其過程已在華夏雛形的形成一節敘述。在泰山與古濟水流域，形成了以奄與薄姑為中心的各方國。西周初奄與薄姑仍是東夷中的大國，他們是東夷中社會發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國，而泰山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與方國，即夏、商時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滅奄及薄姑，封魯與齊於其故地。以齊魯為中心，今山東省境內到春秋的只有萊夷沒有完全華化。淮水地區諸夷，為西周東方的勁敵，是西周中、後葉東夷的主體。
　　齊與魯對周圍東夷部落的政策有明顯的區別。齊國的中心地區，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述，在薄姑立國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東遷至此。《史記》也說：「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集解》引《呂氏春秋》說是指「東夷之土」。齊的遠古祖先已與東夷發生過較密切的關係。齊「大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齊採取了文化禮俗兼容並包、經濟方面充分發揮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齊太公在營丘立國之初雖然遇到了萊夷來爭，但很快就穩定了，只有五個月就向周公報告其施政與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魯，卻過了三年才向周公報告其施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周公在對比了齊、魯這兩種不同的方針政策及其效果之後：「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魯這兩種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學發現中已有初步的印證。據研究：「近些年，臨淄齊國故城與曲阜魯國故城相繼進行了發掘，看出齊魯兩國在西周、春秋時期，彼此文化面貌、喪葬習俗、城市佈局等方面，的確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結合文獻記載，齊國的商文化色彩濃厚，還保存許多原始的殘餘(如大量地殺殉人畜與婦女地位較高等等)，而魯國則保持周文化傳統，證明司馬遷所說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與魯公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禮，是有根據的。」齊雖來自黃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的西系，但他所採取的政策，促進了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文化與部落的進一步融合，不僅在春秋時首先稱霸，齊國的文化對整個華夏文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齊國周圍的東夷部落較快地與之融為一體，至春秋中後葉，前567年(齊靈公十五年)齊國滅萊，於是山東半島各東夷小國已被齊兼併。齊從春秋初葉已超過魯國，並基本上統一齊魯大地，成為東方最強大的諸侯，與他從立國時期已確定的兼容並包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魯在受封時，周王是定下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針的，而伯禽強調變革當地土著居民的禮俗，雖然魯以推行周禮著稱，但當地土著的習俗仍頑強地保留著。據對魯國故城的初步發掘，共清理了129座兩周時期的墓葬，時間跨度從西周初葉到戰國初葉共五六個世紀。這129座墓可分為葬制風格迥異的甲乙兩組。據研究，乙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組墓從西周至少一直延續到春秋晚期，這個事實說明當地民族固有的社會風尚曾牢固地、長時間地存在著，並經歷了自己發展同化的過程」。實際上，魯國頑強地推行周禮，也必然還會與當地文化相結合，周禮起著主導作用。儒家祖師孔夫子，其先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說周禮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華，「鬱鬱乎文哉，吾從周」。魯在東夷文化起源發展的中心地區，以周文化為主導，發展出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孔孟儒家學說，在實際的發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變其俗，革其禮」的政策那麼徹底，仍是周俗與夷俗並存而又以周禮為主導相互融合。
　　到春秋時，在魯國附近，還存在著大昊的後裔任、宿、須句、顓臾等風姓小國，在今山東境還有少昊後裔莒、郯、譚、費等國。他們與諸夏通婚、會盟，在與楚國的爭霸鬥爭中，他們主要是依附齊、魯，被認為是諸夏的同盟。從出土文物看，今山東境內的春秋東夷各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諸侯，只是因為他們仍保留一些東夷禮俗，當時仍被認為是東夷。實際上已是與諸夏即合而未化，到戰國時，這種文化上的差別已不引起人們重視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蘇等省接壤與鄰近地區，少昊集團的後裔嬴姓與偃姓諸國，如徐、江、葛、黃、淮夷、鍾離、英、六、舒鳩等，春秋時期他們主要傾向於「即事諸夏」，與諸夏通婚，參與會盟，出土器物有明顯特點，凡有銘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爭霸與戰國大兼併的歷史進程中，他們先後被楚、吳、魯、越所兼併，他們的文化對齊、魯、楚及吳越都有影響，在政治上逐步統一過程中，文化與民族得到交匯融合，夷夏間的差別逐漸消失，當秦統一六國時，「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都已經成為華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