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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下令中情局千方百計獲取有關情報。為此，中情局除派遣特務、指使台灣當局執行空投間諜儀器的「奇龍計劃」之外，還拼湊了一支登山隊，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冰峰上放置由核燃料發電機驅動的監測裝置，以便長期窺探位於中國西北地區的核武器和導彈試驗場。
　　羅伯特.謝爾勒是這支登山隊的一員，當時他30出頭，在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附屬醫院做兒科醫生，業餘時間喜歡登山。1965年的一天，剛爬完麥金利山從阿拉斯加歸來的謝爾勒被兩名特工堵在了家門口：「對喜馬拉雅感興趣嗎？」
　　上世紀60年代，喜馬拉雅山脈那些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是登山愛好者心中的聖地，各國之間競相開展的登山競賽造就了不少英雄。儘管沒有現代通訊設備，缺乏準確的氣象預報甚至有很大的生命危險，謝爾勒還是接受了邀請。
　　為遮人耳目，中情局選中了印度第二高峰南達戴維峰。1936年，美國登山家威利.昂索埃德的女兒戴維葬身於此，山峰因她而得名。從峰頂向北望去，中國西藏地區的景觀盡收眼底。在衛星技術還不成熟的年代裡，這裡幾乎就是中情局最接近羅布泊的地方。
　　中情局給謝爾勒的報酬是每月1000美元，在當時那可不是小數目。他很快就明白了這筆錢意味著什麼：每次集中訓練，謝爾勒和他的同伴們都會被蒙住雙眼經過改裝的隧道進入一個不知名的營地，所有的窗戶都捂得嚴嚴實實，而訓練內容除了登山，還包括使用C3和C4炸藥，以及從直升機上安全跳下等等。
　　每次集訓需要2至3周，整個訓練過程則持續了3年之久。在此期間，隊員們都使用化名，並且不得向家人談論訓練目的和內容，一旦被問到，謝爾勒的回答是被挑選做宇航員。
　　儘管有嚴格的保密規定，但是時間久了，隊員們之間多少也有些瞭解，其中有精通核物理的專家，也有美國登山界的名人。比如湯姆.弗羅斯特，60年代早期就因成功攀登加利福尼亞州的約塞米蒂峰而奠定了他在美國登山界的地位。2003年，這支隊伍的領隊、曾代表印度首次成功攀登珠峰的「民族英雄」、前海軍少校戈利撰寫《喜馬拉雅山的間諜》一書，披露了美印聯手策劃這次絕密行動的內幕，並且在書中公開了弗羅斯特和謝爾勒的身份。弗羅斯特仍遵守保密諾言，拒絕向媒體透露有關情況。
　　1965年秋，在中國原子彈爆炸一年之後，由12人組成的美印聯合登山隊在當地夏爾巴人的協助下開始了征服南達戴維峰的第一次嘗試。
　　中情局交付的核動力監測裝置重40磅，其中包括6支雪茄大小的核燃料棒，裡面是放射性元素鈽238和鈽239的混合物。夜裡宿營的時候，隊裡的夏爾巴人靠它取暖。
　　到達離峰頂最近的4號營地之後，肆虐的暴風雪迫使登山隊放棄登頂計劃下撤。領隊戈利此時做出了一個在今天看來是致命的決定把裝置留在4號營地，第二年春天回來再帶它上路。因為擔心核燃料的放射性，包括謝爾勒在內的許多隊員都強烈反對將裝置留在山上，但他們的反對無效。
　　1966年春天，當隊伍返回4號營地時，那個讓人心裡不踏實的傢伙無影無蹤，現場只有一場大雪崩留下的痕跡。隊員們的夢魘由此開始,一方面害怕裝置落到別人特別是對手手中，更害怕裝置的保護層被自然力破壞而導致核燃料洩漏，那將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生態災難，南達戴維峰的腳下就是恆河的上游。
　　按照戈利在《喜馬拉雅山的間諜》一書中所說，核裝置丟失事件震動了印度政府，1966年至1968年之間，中情局不得不回頭來收拾殘局。直升機在高山上的稀薄空氣中盤旋往復，對掠過的每一寸土地進行拍照，帶著蓋革計數器的搜索隊員在地面苦苦搜尋，但還是沒有結果。
　　按照謝爾勒的說法，監測裝置經受了嚴格的環境測試，其中包括從1萬英尺的高空墜落到花崗岩地面。但是自然的偉力是難以預測的，如果冰川挾裹著燃料棒運動到河床，經過十年百年的積壓、衝擊和侵蝕，沒有人能保證其中的放射性材料不會洩漏。2005年，研究機構從4號營地下放地帶採集的土樣被送檢，其中發現了鈽239成分，而鈽239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
　　最後，登山隊員不得不將備用裝置安裝在與南達戴維峰臨近的南達科特峰，據說它發出的信號一直延續到1997年。在執行後續任務的過程中，謝爾勒找機會探訪了周圍的幾座冰峰。帶著一架奧林巴斯相機和記錄本，他在不少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其中就包括單槍匹馬成功登頂南達戴維峰。因為行動的秘密性質，這個登山史上的新紀錄不可能得到承認。
　　任務完成後，隨隊的中情局特工以撰寫行動報告為由拿走了謝爾勒膠卷和記錄。自那以後，他再也沒有見過這些東西。整個行動的官方紀念品:一枚銀質的情報貢獻勳章也由中情局代為保藏，兩名政府官員在向他宣佈了嘉獎決定之後，將勳章帶回了總部。
　　這之後，謝爾勒先是當了3年軍醫，然後干回自己的老本行，最終他成為西雅圖市著名的兒科醫生。回顧一生，當年自願與中情局合作、模範遵守保密規定的謝爾勒如今開始反思那次間諜活動的含義，這正是他願意向媒體袒露心聲的原因所在。醫生的職責是治病救人，登山者的信條之一是不遺留任何物品，1965年的那個秋天，那支登山隊在喜馬拉雅幹了些什麼？又留下了什麼？
　　《喜馬拉雅山的間諜》一書出版之後，謝爾勒先後3次依據《信息自由法》向政府索要自己的膠卷和記錄，每次都遭到拒絕。「中情局不承認也不否認所申請材料的存在與不存在」，政府官員在回函中寫道，「此類信息，如果官員正式承認其存在，都屬於關係國家安全的秘密事項。」西雅圖當地媒體的申請遭遇了同樣的命運。2007年，總統令規定的「自動解密」規則生效，但謝爾勒對此並未給予什麼期望，「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將永遠埋葬在中情局的檔案堆裡了」，謝爾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