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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是金初在中國北方相繼興起的三個新道派之一。 它與原有的道教舊派有顯著的不同。 三教合一的思想 六朝以後，三教合一論逐漸成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儒、釋、道三家，不時有頭面人物出來打此旗幟，以推行其學說。
　　王嚞在創立全真教時，也宣揚三教合一的思想作為創教的宗旨。他在山東文登等地所建立的五個會，皆冠以「三教」二字。傳教時，又勸人誦讀佛教《般若心經》、道教《道德經》《清靜經》及儒家《孝經》。在他的言論、著作中，三教合一論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關玉鎖訣》中說：「三教者，如鼎三足，... ...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在《示學道人》詩中說：「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來做一家。義理顯時何有界？妙玄通後更無加。
　　又有詩云：「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在《答戰公問先釋後道》中稱：「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他的這種思想亦為其弟子所接受，而加以廣泛宣傳。如馬鈺有詩勸僧道合同，勿相誹謗，其《贈李大乘兼呈淨公長老》詩云：「雖有儒生為益友，不成三教不團圓。」《丹陽真人語錄》稱他 「在東牟道上行，僧道往來者，識與不識，必先致拜。」其他弟子也如此。邱處機《磻溪集》卷一有詩云：「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 劉處玄《仙樂集》卷三也稱「三教歸一，弗論道釋」。
　　全真道的創建者在教義、教制、教規以及內丹修煉等方面都貫徹三教合一的思想。全真道的教義集中體現於「全真」二字。對此二字有過多種解釋，或謂使「真性」保全，或謂使「精氣神」三全，或謂個人內修的「真功」與濟世利人的「真行」兼備而兩全。後者是全真道創建者們十分強調的。 他們以「忍辱含垢」為「真功」的重要內容，但為什麼要忍辱含垢？則引進了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
　　尹志平的《北遊語錄》中稱：「凡人無故遭人欺罔困辱，甚或殺害，莫非還宿債也。」郝大通弟子王志謹說：「乃至大小喜怒、譭謗、打罵、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結舊冤，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受，不敢辯證。承當忍耐，便是還訖。但有爭競，便同抵債不還，積累更深，冤冤重結，永無了期。」。他們以「苦己利人」 為「真行」，所謂苦己，就是實行絕對的禁慾主義，把生活欲求降到最低限度，實行苦行生活。他們又以履行儒家的倫理綱常為修煉「真功」、「真行」的前提。這是對道教傳統的積功累行的修行原則的繼承和發展。王嚞教在家修道者盡倫常之道，「與六親和睦，朋友圓方，宗祖靈祠祭饗頻，行孝以序思量」。
　　又謂修煉內丹，必以「忠君王，孝順父母師資」為首務。馬鈺入道的《立誓狀文》也以「遵依國法為先。」總之，在教制、教規、內丹修煉方面，無不汲取儒、釋。可以說，三教合一是全真道立教的主旨，是比其他舊派道教更為鮮明的特徵。 成仙證真的信仰 長生成仙是道教的基本信仰，它是區別於其他宗教的根本標誌。
　　全真道放棄肉體不死的信念，只追求 「真性」解脫和「陽神」升天，雖與舊道教相區別，但卻與佛教追求的「涅　」相近似。實際上他們所謂的真性，或叫本來一靈，元神，元性，真心等概念，即源於佛教。 既然肉體是要死的，只有「真性」、「陽神」得到解脫後可以長存、升天，因而他們乃視人的肉體為桎梏，意欲其毀滅，以便真性、陽神的早日解脫。所以人們在王嚞及其弟子們的詩文集中，能見到許多破斥肉體、否定人生的言論。邱處機斥肉體為「臭皮囊」和「爛肉」，「一點如如至性，撲入臭皮囊，遊魂失道，隨波逐浪，萬年千載不還鄉。」「一團臭肉，千古迷人看不足，萬種狂心，六道奔波浮更沉。」「一團膿，三寸氣，使作還同傀儡。」
　　譚處端認人體「本是一團腥穢物，塗搽模樣巧成魔」。王嚞等又斥人體為「走骨屍」、「骷髏」。曾畫骷髏警馬鈺，又作《歎骷髏》詩。譚處端云： 「骷髏骷髏顏貌醜，只為生前戀花酒。」邱處機又謂「子羽潘安，泉下骷髏總一般」。又斥人生為「苦海」、「火宅」，視父子、夫妻親情為「冤業」。如此等等。 全真道還援引禪宗的見性成佛說，宣稱只要做好內省功夫，便能頓見真性，超出生死，得到陽神解脫。譚處端稱「一念不生，則脫生死」。 邱處機稱「一念無生即自由」。
　　王嚞進一步宣稱：「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見即超無色界。」他認為這種精神上超出「三界」的人，就像蓮根在淤泥而花在虛空，「身在凡而心在聖境」，雖然身居一室之內，卻「性滿乾坤」，謂之「法身」。「法身者，無形之相也，不空不有，無後無前，不下不高，非短非長，用則無所不通，藏之則昏默無濟」。
　　這裡所謂的「法身」，大概就是全真道所追求的那個不死的「真性」和「陽神」的形象，但它和佛教所謂的離言絕相的「法身」卻十分相似的。 先性後命的內丹學說全真道以修習內丹為成仙證真的基本法門，認為道教其他修煉術皆為「區區延年小術」，只有該派所倡的內丹術為「天上大道」。他們的內丹術淵源於鍾、呂，以性命雙修為基本內容但與道教南宗修持的路線相反，不是先命後性，以修命為主，而是先性後命，以修性為主。王嚞云：「賓者是命，主者是性。」
　　邱處機稱：「吾宗惟貴見性，水火配合（指煉氣修命——引者注）其次也。」又說該派內丹功是「三分命術，七分性學」。其《大丹直指》所述九節丹功，前三節為命術，後六節為性學。所謂先性後命，大略是教人先收心降念，做對境不染的明心見性功夫，使心定念寂，然後靜坐調息，按鐘呂派傳統內丹法程序，依次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
　　全真道首領從這種先性後命、以性為主的基本路線出發，有時又宣揚一種以性兼命的丹法，謂只要修性，或直接煉神還虛，即可自然了命。《丹陽真人語錄》稱，做清淨心地工夫，「屏絕萬緣，表裡清淨，久久精專神凝氣充，三年不漏下丹結，六年不漏中丹結，九年不漏上丹結，是名三丹圓備，九轉功成。」李道純《中和集》卷二《試金石》分所有丹法為三乘九品，以直接修性而自然了命之法為「最上一乘」之頓法。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二也分丹法為頓、漸二乘，稱直接修性者為頓法。
　　很顯然，全真道這種先性後命、以性為主、或以性兼命的丹法是受禪宗影響很深的結果，故牧常晁稱之為 「釋氏金仙之道」，可謂一語破的。 森嚴的教制教規 全真道倡導道士必須出家住宮觀。他們為了貫徹成仙證真的信仰，曾經大力破斥肉體和人生；同樣，為了實現出家、建立宮觀制度，又宣稱家庭、親情的虛妄。
　　他們稱家庭為「牢獄」、「火宅」，稱父子夫妻親情為「金枷玉鎖」，教人捐妻捨子，「跳出樊籠」，出家修道。王嚞曰：「兒非兒，女非女，妻室恩情安可取！總是冤家敵面仇，爭如勿結前頭苦。」「莫騁兒群，休誇女隊，與公便是為身害，脂膏刮削苦他人，只還兒女從前債」。譚處端云：「茫茫苦海，逐浪隨波，便宜識取抽頭。恩愛妻兒，都是宿世冤仇」將「這冤親繫腳繩兒一刀兩斷。」所以馬鈺宣稱「家」、「道」不能兩全，應該及早覺悟，「莫待豐都追帖至，早歸物外住雲庵」。 王嚞立教之初，令出家者須住庵修行，居住條件力求儉樸。《重陽立教十五論》謂： 「茅庵草舍，須要遮形，... ...雕樑峻宇，亦非上士之作為，大殿高堂，豈是道人之活計。」
　　在這期間，全真道士亦彷彿教倡修苦行，王嚞七大弟子皆以頭陀式苦行著稱。如馬鈺修道時，每日僅乞食一缽面，並誓死赤足，復不飲水，冬不向火。王處一「曾於沙石中跪而不起，其膝磨爛至骨。山多礪石荊棘，赤腳往來於其中，故世號鐵腳雲」。邱處機 「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蓑，雖簞瓢不置也，... ...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磻溪時」。郝大通於趙州橋下趺坐六年，持不語戒，兒童戲觸亦不動。「寒暑風雨，不易其處」。
　　全真道初期，還信奉絕對的禁慾主義信條，王嚞把人的七情五欲視為成仙證真的障礙，生死輪迴的根由，要人「把七情五欲都消散」，「脫人之殼」而「與天為徒」。邱處機奉答成吉思汗時稱：「學道之人，... ...世人愛處不管，世人住處不住，去聲色，以清靜為娛；屏滋味，以恬淡為美。... ...眼見乎色，耳聽乎聲，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則散其氣。」而氣散則體衰夭亡，死後還要「沉於地為鬼」。王重陽規定：「凡人修道先須依此一十二個字：斷酒色財氣，攀援愛念，憂愁思慮。」 尹志平更進一步規定道徒要盡量減食、省睡、斷色慾，宣稱「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為重，多食則多睡，多睡情慾所由生」。
　　隨著組織的擴大，特別至元初進入鼎盛以後，原來簡樸的草庵，變成雕樑畫棟的大殿高堂，宮觀又擁有不少的田產，這時乞食苦行的生活恐已難實行。但是宮觀的管理制度和清規戒律卻隨之逐步完善。其制度和規戒，大部倣傚佛教，制度之完整和實行的嚴格，在道教諸派中是首屈一指的。 經過王嚞及其弟子們對全真道教義、教規以及理論方術等的全面闡釋後，使全真道具有了較新的面貌而屹立於諸道派中，為後來發展為道教兩大派之一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