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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陛下的反對黨

國王陛下的反對黨

  反對黨成為英國憲政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過程並不像我們過去想像的那樣一帆風順。反對黨如今已經成為歐美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態,被認為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標誌之一。但是反對黨從它誕生開始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卻不是一個「政治寵兒」,相反一直備受非議,差一點在近代民主化歷程中不幸「夭折」。
  英國是現代政黨政治發源地,也是最早出現反對黨的國家。「光榮革命」之後,英國進入君主立憲時代,反對黨的活動更加活躍,但是反對黨的形象卻大打折扣。人們普遍認為正是政黨對立造成內戰與流血,使國民充滿怨恨仇視,所以「政黨衝突必將危害國家」。在世人眼裡,反對黨領導人物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陰謀家,他們破壞傳統制度,違背憲政精神。18世紀初,國王喬治二世把當時的反對黨人士稱為「流氓」、「無賴」和「自高自大者」。一直到1794年,以福克斯為首的反對黨還被罵為「雅各賓分子」和「祖國的敵人」。
  即便是在人們對反對黨的日常稱呼中,也不時流露出一種厭惡情緒。18世紀20年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未用詞首大寫的「Opposition」(反對黨)一詞去稱呼政府的反對派。詞首小寫的「opposition」一詞主要是指反對派的反政府活動,而不是政黨本身。當時反對黨既有「輝格黨」、「托利黨」等正常稱號,也有「牢騷分子」、「反宮廷分子」、「敵對者」等貶義性稱呼。在拿破侖戰爭期間,甚至還有人將反對黨比作叛國者,認為反對派是「裡通外國者」的同義詞,因為他們都是接受法國賄賂的人。
  為改變反對黨在公眾心目中的不良形象,在漫長的18世紀裡,一代又一代的反對黨人士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8世紀初,就有人撰文鼓吹反對黨監督政府的積極作用,宣稱:「這個政黨鼓勵人們不要馴服地屈從於任何偏見,它維護那應當出現在議會辯論中的生氣和自由,它努力制止那些執政者愚蠢的隨心所欲的臆想。」1747年,一位叫漢姆波頓的律師在《羅馬英國憲法比較》一書中,對反對黨的政治作用作出了超黨派的客觀評價,「無論反對者成就如何,民眾都從『反對政府活動』中獲益匪淺,因為它使大臣恪守其職,並時常制止他們實行冒進政策... ...,同時,對權力的渴求,因失望造成的憤懣,激烈的反對者們對公務的專心致志,遠遠超過微不足道的職薪對他們的刺激。通過這種活動,反對黨成為能幹的政治家,當他們擔任大臣時,就不但能為不適當的計劃辯護,而且,當他們樂意時,能制定良好的計劃。」不過,這些議論在當時還是曲高和寡,並未成為英國社會的主流聲音。
  一直到18世紀晚期,英國才迎來了反對黨的正名時代,其中最響亮的聲音來自著名的保守主義政治理論家愛德蒙·伯克。1770年初,伯克發表了《對於不滿現狀之原因的感想》。他在文中系統論證了政黨政治的必要性,順帶解決了有關反對黨正當性的問題。伯克指出,一個政黨的議員履行職責時,既反對錯誤的議案,也反對該議案的制定者,並希圖擊敗他們,取而代之。政黨把追求公職看作第一需要,不是為了謀求薪俸,而是要佔據「強大的政府堡壘」,去實現他們的有利計劃。可見,政黨不是什麼邪惡的東西,而是一個使政府、議會和全體選民之間的關係達到充分協調的中介性工具。此後,反對黨正當性理念開始深入英國社會。19世紀初,一些主流媒體已經認識到:「反對黨必須對國家履行極為重要的政治職責。它必須扮演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者和擁護者、大臣行動的檢查者、大臣的失職做法和不端行為的告發者,並作為民族的領導者反對大臣的議案和試圖把他們趕出政府。」
  即使如此,在剛剛進入19世紀的時候,反對黨的合法性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從世人眼裡,反對黨是自封的,並沒有得到憲法的書面承認。為此,在1826年春,反對黨議員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在一次議會會議上,反對黨議員約翰·霍布豪斯模仿「國王陛下的大臣」這一政治習慣用語,創造性使用「國王陛下的反對黨」新術語,而不再使用含有貶義的「反對黨」。之所以使用新術語,反對黨議員的理由是「不能再發明一個更好的短語來稱呼我們了,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國王政府的一部分,過去一些時候的活動表明,雖然對面的先生(指執政黨議員)擔任官職,我們也還掌握權力。議案是我們的,但所有的職薪是他們的」。執政黨議員們當然不太習慣這一新稱呼,但是英國社會很快接受了「國王陛下的反對黨」這一說法,不少媒體紛紛採用。後來有學者認為這一政治術語「體現了19世紀對政治藝術的最大貢獻——就是一個在野的黨,被人承認著對國家制度具有完全的忠誠,並隨時準備著上台執政,而不至於震撼國家的政治傳統」。
  反對黨終於成為英國憲政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過程並不是我們過去想像的一帆風順,關鍵因素還是在制度實踐層面,即英國民主政治長期演進的作用與結果。從17世紀末期的「光榮革命」,到19世紀初的議會改革,近一個半世紀的政治風雲變幻,掌權的政治人物在憲政民主規則下,已經逐步習慣了反對黨的存在與反對黨政治,政治協商與妥協成為議會政治的主流。此外,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也不可小覷。經歷工業革命洗禮的英國,已經初步成為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社會利益分化加劇,眾多社會利益集團不斷湧現。對大量政治地位低下的新興社會階層來說,反對黨可以成為他們的利益代言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顧英國反對黨的歷史,也許可以糾正我們對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長期誤讀,即民主政治在歐美國家的開花結果,是因為西方存在民主傳統與文化的肥沃土壤。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應該還是制度構建所需要的時間、耐心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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