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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的產生、發展過程中，海上勢力曾經扮演過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古代希臘羅馬人對海洋的探察和對海上勢力的認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海洋意識，對於西方近代海洋意識的形成，對於「地理大發現」時期西歐諸國的殖民擴張，都產生過不可磨滅的重大影響。古代東西方國家的當政者對海上勢力的不同認識和定位，對於15、16世紀東西方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發生過至關重要的影響，而這正是造成其後東西方文明差距逐步拉大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根源。
　　愛琴文明的產生與大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在公元前3000年代愛琴海地區居民的生產和生活中，航海業和捕魚業已居於重要地位。在克里特文明的全盛時期(公元前1600~前1400年)，克里特人已經能夠製造出槳船和帆船了。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斯都稱克里特的米諾斯國王為「薩拉索克拉基」(意為「海之王」)。
　　公元前8~6世紀是希臘歷史上的大殖民時代，一批又一批希臘人被迫下海，成為海盜、殖民者或經商者。在殖民過程中，一方面，希臘奴隸制文明的範圍擴大了；另一方面，希臘人的視野大為開闊，為他們吸取當時處於領先地位的古代東方諸國的文明成果打開方便之門，進而為後來希臘文化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公元前5世紀前期，發生了震撼地中海世界的希波戰爭。結果，不習海戰的波斯大軍在海上連遭敗績，不得不退出愛琴海海上霸權的爭奪。雅典逐漸成為海上霸國。
　　羅馬原本是第伯河畔的農業小邦。經過一系列征服戰爭，羅馬人成了意大利的主人，不久又繼續向海外擴張，征服西西里、撒丁、科西嘉諸島及地中海沿岸諸國。與此同時，羅馬人大量吸收希臘文化。到公元前1世紀，羅馬一躍成為囊括地中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地中海遂成為羅馬的「內海」，海上交通空前發達，海上貿易日趨興盛。地中海周邊各被征服地區人民所繳納的貢賦(糧食、牲畜、木材、黃金、寶石、奴隸等)源源不斷地通過海路運抵意大利和帝國的首都--羅馬，或按照羅馬統治者的旨意調運到帝國各地。由羅馬附近的奧斯提亞港向外輻射的7條海上通道將羅馬與地中海各地聯繫起來。羅馬人還建立了強大的海軍，依靠強大的海上力量，羅馬人牢牢控制了地中海地區的制海權，直到羅馬帝國的衰亡。
　　海上勢力的發展培養了古希臘羅馬人的海洋意識。其一是海洋領土意識，在古希臘人的心目中，「海外」和「國外」是不能混為一談的。羅馬帝國是海陸霸國，地中海的航運本身就是其國內的水上交通問題。顯然，沒有制海權，雅典帝國和羅馬帝國的統治是難以維持的。其二是海洋經濟意識，即把海洋視為經濟的一個領域。希臘人在與地中海驚濤駭浪的搏擊中，已逐步意識到某些海域的戰略價值，如由愛琴海進出黑海的咽喉~~~赫勒斯滂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意識到控制這些地域的軍事意義和經濟價值。古典時代一些糧食不能自給的城邦(如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等)，每年都要進口大量糧食，海上交通的安全問題事關他們的生存；雅典人色諾芬在《論收入》中，把發展海上貿易、引進海外客商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途徑。這是深處內陸的國家或民族難以想到的。
　　奴隸制時代的希臘羅馬人長期艱難曲折的海上開拓和生產實踐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西方人的開放意識和勇於探索的冒險精神，使他們具有較強的海洋意識，其核心內容是他們明確認識到海洋在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而社會對海上開拓、探險也具有較高的認可度。這是西方古典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和中古時代北歐人的海洋意識一起，成為近代西方人海洋意識的主要源泉。當資本主義萌芽在歐洲封建社會的母體裡逐步成長起來的時候，當這些國家的當政者力圖把海外擴張和掠奪作為基本國策的時候，他們把古典文明的遺產加以吸收、利用並發揚光大，使之成為推動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因素。反觀此時中國明王朝，卻正在大力推行「海禁」政策，把海軍作為實施「海禁」的工具。因此，儘管此時中國的航海技術水平不低於甚至超過西歐諸國，但這種技術難以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難以轉化為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力量。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歷代中央或地方的當政者從來就沒有真正從海上取得過重大政治、經濟、軍事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強烈的海洋經略意識，也就不可能對海上勢力的作用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定位。當許多人為明王朝錯過融入世界大潮流的歷史機遇而扼腕歎息時，殊不知從某種意義上說，15、16世紀中西海上政策的差異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或者說是各自歷史發展的一個新起點，其實質是西歐諸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經明顯超過明王朝，而海洋意識正是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