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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品中正制是沿襲了東漢鄉里評議的傳統，在戰亂時期人士流移的條件下發展而來的，也是適應曹魏初期政治的特點而產生的。
　　東漢時孝廉察舉是地方士人進入仕途的一條重要方式，其依據是鄉里評議。漢代已有以九品之法區分人物優劣。如《史記;李將軍傳》，李廣從弟李蔡，「為人在下中，出廣下甚遠」。司馬貞註：「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又《後漢書》卷九八《許劭傳》：「少峻名節，好人倫，... ...故天下之拔士者，咸稱許郭... ...初劭與靖(從兄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檄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鄉里評議掌握在清議名士手中，他們甚至干預政府用人，互相交結。這些名士又往往是地方大族或受大族支配的人，他們交結在一起，任意臧否政治(人物)，形成一股浮華之風。
　　東漢末年，代表中央政權的曹操有不少壓制豪族名門浮華風氣的舉動。曹操並非名門，其祖父是與名士對立的宦官集團中的一員。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與曹操政權對抗。因此曹操必須壓抑以清議名士為代表的地方豪族勢力，破壞朋黨交遊便是其一舉措。如205年，曹操平袁紹之後發佈了一道命令：「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足，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
　　但在戰亂時期，曹氏政權還須依靠地方名士，因為他們在鄉里有較高的聲望，完全廢除鄉里評議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權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議納入政權軌道，使名士與政權合作。這樣以設立中正官專門執掌品第人物以備仕進參考的方式，代表「國家利益」的政權便對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議也便合法化，從而為其發展勢力創造了條件。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便是黃巾起義之後，人士流移，政府選舉無法考查鄉里的批評，故政府專設一官以司其職。這一點為當時人說法，在我看來，未必如此。因為中正官最初也是須以鄉里評議為基礎的。
　　以品第之法選拔官吏，始於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後漢書·劉表傳》：「及曹操到襄陽，(劉)琮舉州請降... ...乃釋(韓)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而魯肅的一段話更能佐證。《三國誌·吳志·魯肅傳》：「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牘車，從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後出現的。《三國誌·魏志·陳群傳》：「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為州都，郡國為中正。如《太平御覽》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次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都而總其議」；又引應琚《新論》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足束如馬齒，生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又引《吳志》：「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如果說上面關於郡中正的論述還有點空泛的話，那麼下面便是魏初正始前王嘉、時苗任郡中正的記載。《三國誌。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以吉茂、時苗等人為《清介傳》，傳曰：「...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 ...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又：「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 ...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寬，... ...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上面的材料同時也表明，郡中正由各郡長官推選，而且是現任官兼。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曹氏政權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黨浮華之風的名士私家評議收歸政府統管，由郡長官推選現任官兼任中正，職掌人物的品第。中正品第人物，必須提供三個項目：一家世，一狀，一品。《太平御覽》卷214引《晉陽秋》：「陳群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表明魏時已重家世，但還不是唯一標準。
　　曹操由於政治軍事上的需要，多次頒布唯才是舉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雖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學。如《宋書·恩幸傳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漢代選舉已參考狀。狀是一個人道德才能的具體敘述。中正所作的狀往往止一二句，是為總的評語。
　　品是根據家世和行狀綜合作出的評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虛位，二品實已為最，初期二、三品仍屬上品。這裡的品是「中正品」，與官品是不同的。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鄉論。
　　曹魏初期中正以郡為基層，郡中正是真正發揮品第人物作用的，它們尚為地方士族所專控，而州都只不過總其議罷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門大族尚沒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為其服務。但在曹芳以後，情形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