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rid

　　公元五世紀，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希臘、羅馬燦爛的古典文化迅速衰落，羅馬時代的城市幾乎完全沒落，有的成為設防據點，有的成為封建諸侯或主教的駐地，古代的各種文化教育機構也幾乎蕩然無存。統治西歐各地區的各個蠻族王國由於剛剛才脫離原始部落狀態，在文化教育方面還是一片空白，這時，羅馬基督教會就成了古代文化的承擔者和傳播者。在教會的努力下，陸續出現了一些修道院學校、大主教區學校和教區學校。其中，以意大利修道士本尼狄克開創的本篤會修道院所組織的教育活動影響最大。僧院學校的學生分為兩種，一種是準備充當僧侶的兒童，稱為Oblati，意味自願獻身者；另一種是學成後不準備充當僧侶者，稱為Externi，意味外來者。前者又稱為內學，後者又稱為外學。除僧院學校外，還有大主教區學校和教區學校。大主教學校設在主教的所在地，學校的性質與水平同僧院學校相當，學校設備較好，學科內容也比較完備。教區學校設在神職人員所在的村落，學校規模很小，設備簡陋，只教授一般的讀、寫、算和基督教的初步知識，它雖然是由教會舉辦的，但也向一般世俗群眾開放。教會首先需要的是對教士和僧侶進行讀、寫、算和教義基本知識的教育，這就需要利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這樣，就逐步形成了被稱為「七藝」(文藝學科教育)的學習課程。在當時的學校都設有三藝(trivium)和四藝(quadrivium)，前者指語法學、修辭學和邏輯學，後者包括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學，兩者和在一塊即所謂的「七門自由藝術」(septem artes liberales)，簡稱「七藝」。但是，在整個中世紀的初期，文化教育基本上局限於為教會和宮廷服務，教育水平也停留在基本知識的傳授上。
　　從11世紀末到13世紀，隨著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和商業的逐漸活躍，開始重新出現手工業和商業中心的城市。隨著城市的發展，西歐與其他地區的來往開始多了起來，人們的思想眼界也比以前也開闊了，此時，教會學校已無法滿足世俗社會的需要，於是，逐漸出現了城市的大學。城市大學的誕生標誌著西歐文化歷史的一個新時期的開始，而它的出現又是與當時的歷史文化條件分不開的。
　　十字軍東征和東西文化交通為大學的興起鋪平了道路。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法國南部的克勒芒召開宗教會議，發表煽動基督徒的長篇演說，為「征討異教徒」進行總動員，以此為標誌，開始了長達200年的十字軍東征。通過十字軍東征，歐洲人接觸到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帶回了許多學術典籍。在阿拉伯人佔領的比利牛斯半島和諾曼人佔領的意大利南部，許多學者將古典文獻和阿拉伯文獻由希臘文和阿拉伯文譯為拉丁文。由此，中世紀的歐洲開始瞭解到古典文化的面貌，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歐幾里德的幾何原理，托勒密的天文學，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醫學著作等。另外，一些伊斯蘭文化的傑出成就，如阿維森納的醫學和哲學著作，阿維羅伊的哲學著作，以及各種代數學、化學、天文學、醫學方面的知識也都傳人歐洲。這對於當時西歐的學術界和文化界是一場大的革新。除了原來的文藝學科有了很大的改革和發展外，新的三個高等學科即神學、法學和醫學也開始確立，從而為大學各學科的形成準備了條件。
　　中世紀大學是市民社會的直接產物，它的組織形式來自城市和行會的組織形式，當時西歐城市各種行會組織的形成、發展為大學的組織奠定了基礎。在城市的發展中，興起了各種手工業的同業行會、商會，它們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成為控制城市的力量。在行會的發展和鬥爭中，逐漸形成了較為嚴密的組織與規章制度，這成為了大學組織的榜樣，最初的大學機構，也就是學生行會與教師行會。大學(university)一詞由拉丁語universitas而來，而universitas本意為「共同體」，它是由介詞Versus(往，向，朝向)與名詞Unum(唯一，單獨)構成，意思是「成為一體」。因此，大學在它誕生之初無非是教師和學生的行業公會，學校由教師和學生共同管理。所有的教師聯合成特殊的組織即專業行會，稱為系或教授會(faculty)，它是由拉丁語facultas而來，本意為才能，即教授某種科目的能力，後來開始把系這個名詞理解為教授某部門知識的大學分部；學生則組成同鄉行會，雙方各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簡單來說，大學作為一種行會體制，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就是師傅(magister)與學徒(discipulus)的關係。
　　最早興起的大學是12世紀意大利的波洛尼亞大學和薩萊爾諾大學，隨後巴黎、牛津大學相繼產生，到15世紀，整個西歐建立了近80所大學。據統計，意大利有20所，法國有18所，英國有2所，蘇格蘭有3所，西班牙有13所，葡萄牙有1所，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境內有16所，匈牙利有3所，波蘭、丹麥和瑞典各1所。由於當時民族國家尚未形成，每個地方的大學都向各地學生開放，而不限於周邊地區，這就使得那時的大學都有著很強的國際性，各地的學生可根據自己的志向和興趣自由到自己所喜愛的大學求學。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只有完成了以傳統的「七藝」為內容的基本人文學科課程後，才可能進入法學、醫學和神學等其他專科的學習。
　　大學作為一種行業公會，是一種獨立自主的機構，完全實行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級的管轄，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學校與市政當局發生矛盾，或者對所在地的條件及環境感到不滿意，便會全校搬到其他地方繼續辦學。大學的自治性還表現在它享有其他一些特權，如免納捐稅，平時免受兵役，不受普通司法機關管轄等。在爭取自治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大學在其成立之初都同當時的市政當局和教會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甚至發生大規模的械鬥。中世紀大學按領導體制可分為兩種類型。以最早興起的意大利波洛尼亞大學為代表的稱為「學生大學」，由學生主持校務，教授的選聘、學費的數額、學期的時限和授課的時數等，均由學生決定，歐洲南部的大學，如法國(巴黎大學除外)、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大學多屬此種類型。以法國巴黎大學為代表的稱為「先生大學」，由教師掌管校務，歐洲北部的大學，如英格蘭、蘇格蘭、瑞典、丹麥、德國等地的大學，則多屬此種類型。
　　中世紀大學統一用拉丁語作為教學語言，這就使得歐洲各地的學生可以聚集一起共同學習。不同的學科雖然在教學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但在教學方法上卻大致相同。如在當時的神學院，除了聖經外，最重要的教科書是彼特·朗巴特(Peter Lombard，1100~1164)的《箴言四書》(Libri Quatuor Sententiarum)，但其主要的教學方法仍是通行的講授和論辯。講授(lectio)來自拉丁語動詞閱讀(lego)，即閱讀指定的教材，由教師誦讀教科書原文及其註解，學生逐字逐句地筆記，授課的內容則被記錄、整理為「註釋集」(Commentarius)。論辯(quaestio)最初只是一種口頭訓練，後來演變為一種正式的教學方法。在神學院，論辯又分為兩種，即問題論辯(quaestio disputata)和自由論辯(quaestio quodlibetalis)。問題論辯在課堂上進行，由教師提出一個論點，由兩名學生或兩組學生進行對辯，由教師主持，裁定勝負。有時，由一名學生就某一問題的兩面自己提出論據，自己辯駁，稱為獨辯。自由論辯則是在公開場所進行，一般是在降臨節(Advent)後的第二周和四旬齋(Lent)後的第四、五周舉行。自由論辯的規模很大，不局限於學術問題，任何問題都可提交討論，參加的人包括學生、老師以及其他著名的訪問學者。論辯的題目最後整理、彙集為「論辯集」(Quaestiones)，各種題目的論辯集則進一步總匯為「大全」(Summa)。它的寫作方式是圍繞一個題目提出一系列問題，每一問題都有「贊成」和「反對」兩種意見，作者先列舉維護這些意見的理由，然後陳述自己的觀點，最後逐一反駁其中一種意見的各種理由，並論證另一種意見的各種理由。
　　按當時大學的規定，文學院的課程需要4年半到6年，有的學校甚至要求7年。文學院畢業後，學生首先獲得的是學士學位(baccalaureus)，然後才可能繼續申請碩士(magister)和博士(doctor)兩種學位。當時的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無程度上的差別，它們的區別是，碩士考試不公開，合格者發給證書，取得教學資格；博士考試則公開舉行，有隆重儀式。通過考試者，到主教所轄的地區，由副主教賜給學位。凡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者，統稱為教授(professor)。事實上，學位制最初只是教師行會的一種自我保護措施，它起著決定職業標準和保證學生的學習質量的作用。學士最初根本就不是一種學位，它乃是教師行會所新招學徒的一種身份，這些年青人希望有一天也成為行會的正式成員。那些獲得許可證，被接納到教師行會的人，最初一律叫碩士，magister其本意就是師傅，表明已出師了，可以開始授課帶徒，而博士或教授僅僅是一種榮譽稱號。
　　巴黎大學是西歐中世紀大學的典範，是歐洲各國學生雲集的中心，13世紀的巴黎有歐洲雅典之稱。巴黎大學的前身是諾丹(Notre Dame)主教學校。12世紀初，學者香浦的威廉(Guillaume de Champeaux，1072~1121)在此主持校務，著名經院哲學家彼特·阿貝拉爾(Petrus Abaelardus，1079~1142)1108年至1139年間也曾多次在這裡講學。起初，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按鄉土組成德意志、諾曼底、羅馬和英格蘭四個同鄉會，教師則按學科的不同組成藝學、神學、醫學和教會法學(羅馬民法在巴黎被禁止講授)四個教授會。每個教授會有權頒發本學科的教學許可證書，決定本學科的教學規則和學生紀律，大學的重大事務都由這幾個教授會共同會商。巴黎大學鼎盛時期師生達5萬多人，號稱與教皇和皇帝一起並為歐洲三足鼎立的勢力，因此，在當時就有「羅馬有教皇，德國有皇帝，法國有知識」這種說法。到了13世紀，隨著經院哲學的繁榮，它更是成了歐洲學者雲集的中心，來自各地的學者都在這裡求學與講學，不同學派與思想的論戰也大都在此發生，因此，它更是享有「哲學家的天城」(Civitas Philosophorum)的美譽。
　　中世紀的大學產生以後，迅速成為歐洲文化復興和傳播的中心，也是隨後進行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近代啟蒙運動的重要陣地。此外，儘管世界各國、各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種種較高水平的教育機構，如希臘雅典的學院、阿拉伯的「智慧館」和中國的書院等，但是，西歐中世紀形成的大學所提供的辦學理念、組織原則、教學體系、學業考核制度、法律地位等，卻是近現代世界高度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驅。
　　中世紀的大學是歐洲重新獲得和瞭解古代希臘羅馬的哲學和科學知識的重要媒介。當歐洲還處於文化的黑暗時期時，卻正是阿拉伯世界以其燦爛輝煌的文化彪炳於世的時候。公元7、8世紀興起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是古代東西方諸多民族、宗教融合、碰撞的結果，它在產生之初即表現出勤於學習、尊重知識的特點，據說，穆罕默德曾對穆斯林發出「學問即使遠在中國，亦當求之。」的號召。經過阿拉伯人200年左右的努力，歐洲古代的主要經典幾乎都翻譯成了阿拉伯文，當這些著作被翻譯為拉丁文而為中世紀的學者所瞭解後，重新點燃了歐洲人的智慧，而這主要是在當時的大學展開的。
　　中世紀的大學直接促進了經院哲學的發展與繁榮。隨著大學的發展，教會的勢力也慢慢滲透進大學，經院哲學逐漸成為大學的主要內容。當時興起的兩個托缽修會，即多米尼克修會與法蘭西斯修會更是積極向各個大學滲透，他們在大學的活動，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屬於法蘭西斯修會的著名學者有「不可辯駁的博士」(Doctor irrefragibilis)哈列斯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Halensis，1185~1245)、「六翼天使博士」(Doctor seraphicus)波那文圖拉(Bonaventura，1221~1274)、「悲慘博士」(Doctor mirabilis)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精微博士」(Doctor subtilis)約翰·鄧·司各脫(Johannes Duns Scotus，1265~1308)以及威廉·奧康姆(Guillelmus de Ockham，約1285~1349)等；屬於多米尼克修會的著名學者有「全能博士」(Doctor universalis)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 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以及約翰·艾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1260~1327)等。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學者成為了中世紀神哲學的中堅力量，他們讓他們的時代成為了歐洲思想史上最具創造性的時代之一，他們的著作和思想也成為了近現代哲學的重要源泉。
　　中世紀大學的出現和發展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作了準備。中世紀的大學體制為學者們從事學術活動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證，成為當時各方面學者活動的舞台。例如13世紀的牛津大學就是當時歐洲的科學中心，西方近現代的科學在那裡開始萌芽。牛津大學的第一任校長羅伯特·格羅斯太斯特(Robort Grosseteste，1168~1253)和他的學生羅吉爾·培根將柏拉圖對數學的強調和亞里士多德對實驗觀察的強調結合起來，奠定了現代科學興起的基礎，他們自己也成為現代科學的先驅。此外，但丁、薄伽丘、哥白尼、伽利略、弗朗西斯·培根、牛頓等人的思想，也都是在大學的土壤上產生的。
　　中世紀的大學讓「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理想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曾講，科學的價值不在於作為實現某種崇高目的手段和工具，它是自成目的的活動，它是自由的人進行的自由思考，它有著其內在的價值，因此，科學活動更類似於遊戲，而不是獲取某種實用價值的工作。然而，這種理想唯有通過某種見證獲得現實力量後才能表達出來，中世紀大學所表現出來的知識分子的職業化就是一種見證，它讓那種理想成為了現實的可能。在大學興起以前，古代學院中的學者的身份是多重的，他們既是真理的追求者、傳道授業解惑的導師，更是為治國安邦出謀劃策的帝王師。這樣的結果，一方面讓知識分子成為四處遊蕩的乞兒，另一方面更是讓他們活動淪為可有可無的工具。中世紀的大學通過知識活動的行業化，使得知識分子以「分子」的方式顯現出來，讓他們不再停留於「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道德理想境界。如果說知識是由於對自己的否定，最終才被某種力量見證出它的價值的話，那知識分子也必須通過對自己的限定才可能為某種力量所見證。
　　以京師大學堂的成立為標誌，我國傳統式的書院教育就終結了，現代中國大學的教育體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大學的翻版。然而，無論是從大學教育的理念，還是從大學的法律地位來看，我們的大學與西方大學又有著根本的不同。現代社會的構架、學科的分類等都使得回到傳統書院幾乎不可能，因此，重新審視和理解西方大學教育的精神，或許會讓我們思考到更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