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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學生運動由來已久，追根尋源可能可以追溯到1918年東京帝國大學學生們乘所謂「大正民主」的機會成立的「新人會」。第一次大戰以後席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使得學生運動迅速轉向共產主義。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以後，學生運動更是如火如荼。隨著日本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對學生運動的取締和鎮壓也隨之升級。到了1933年京都大學法律教授瀧川幸辰(戰後曾任京都大學校長)的學說被政府正式認定是「過激派言論」，瀧川本人也被趕出校門以後，在憲兵和特高警察鎮壓下日本學生運動銷聲匿跡。領導學生運動的日本領導們也出走中國，在延安堅持反戰鬥爭。
　　戰後，隨著佔領軍的民主改革。口號為爭取教育民主化的學生又捲土重來，1948年成立了「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簡稱「全學聯」。戰後的學生運動一開始還是和戰前一樣，受日共的領導，但是逐漸地學生運動就和日共分道揚鑣。和人們想像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頂峰，學生運動和日共幾乎沒有了關係。
　　這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日共在戰後的方針變幻無常，一開始是認為學生屬於小資產階級，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農大眾，對學生運動失去了戰前的熱情。加上朝鮮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日共領導人又重返中國避難造成領導權丟失。還有就是日共在1951年將其議會鬥爭路線改成武裝鬥爭，而在1955年又宣佈放棄武裝鬥爭。如此左往右來，造成學生們無所適從，加上此時蘇共開始的反斯大林運動，使不少共產主義運動的陰暗面公佈於眾，日共名聲大壞，所以學生乾脆另立山頭，自己摸索道路。從此日本就有了所謂「舊左翼」和「新左翼」的說法，日共和其控制下的組織被稱為「舊左翼」，而反日共的形形色色的左翼組織側被統稱為「新左翼」。
　　反斯大林運動的結果使斯大林的政敵的托洛茨基理論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重視。斯大林走下了聖壇，也就意味著托洛茨基不再是「反革命」的代名詞。不再意味著是分裂主義者，叛徒，小資，冒險主義，反共，而是一種可以討論的思想。於是托洛茨基主義在學生中成為熱門，60年代日本學生運動的兩大派別，「中核派」和「革馬派」的口號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斯大林主義」，「帝國主義」當然指的是美國，「斯大林主義」不僅指的蘇聯，同時也指中國，指所有執政的共產黨。執政就是斯大林主義，要革命就必須堅持托洛茨基主義。戰後日本的學生運動有兩次高潮，一次是從1959年開始的「安保鬥爭」，目標是反對日美安全保障協定的修改。第二次高潮，即所謂「大學鬥爭」。
　　學運高潮之一「安保鬥爭」「安保鬥爭」的序曲應該說是全學聯開始的「砂川鬥爭」，反對砂川美軍基地擴建的運動。一開始日共在砂川駐有工作隊，可是在日共宣佈放棄武裝鬥爭時連駐砂川的工作隊也撤走了。在砂川人看來，這是一種不可容忍的叛賣行為，所以後來砂川鬥爭真正開始以後，砂川人堅決拒絕日共的參與。砂川事件的當時是學生和砂川市民勝利了，政府不得不放棄測量計劃，擴建也就不了了之。學生勝利的原因很多，比如政府並沒有決心要干，法曹界也有不少人同情學生，在審判被捕學生時，法官的判決不但是「全員無罪」並且判決擴建美軍基地「違反憲法」。違憲的官司是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是政府方面也不願招惹更多麻煩。
　　1951年與舊金山和約一同簽訂的規定美軍在日本駐軍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將在1961年滿期，修改為《日美協作與安全保障條約》。這時就是「安保鬥爭」的主要部分了。學生運動反對這一條約首先是從反對駐日美軍這一簡單出發點開始的。但是到了在國會審議這一條約時，有人對條約裡「為了維持遠東地區的和平安全」這句話裡的「遠東」提出質疑，外相籐山愛一郎在答覆時說：「以日本為中心，菲律賓以北，中國大陸一部分，蘇聯的太平洋沿海部分。」這種解釋讓日本人和亞洲人想起了15年前的「大東亞共榮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條約》還是在為再次侵略亞洲而鋪路？現在不只是學生，其他市民也發出了疑問，參加到「安保鬥爭」中來。
　　當時和日共對立的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是一個自稱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其實在更大程度上是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為了強調自己的原教旨性，特地用德語的「Bund」(同盟)作愛稱。當時的岸信介內閣利用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而在1860年5月19日強行表決通過了這個條約，要鑽法律的空子——既然參議院可能無法通過這個條約，那麼只要參議院不否認這個條約就行了，岸信介的計算是參議院無法審理這個條約而使之在30天後的6月19日自然生效。這自然遭到了各界的反對，要想使已被眾議院通過的條約法案實效，除了在6月19日前打倒岸信介內閣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而岸信介內閣對於連日全國六百萬左右大規模遊行示威裝聾作啞而使之在6月19日清晨零點自然生效。岸信介內閣的辭職是6月23日的事情了。      
　　「全學聯」和「Bund」沒有很嚴密的組織，任何人只要說他是「全學聯」了，他就是「全學聯」了。作為一個革命黨，這是致命傷。全學聯當時根本沒有秘密工作的經驗，甚至連公開和秘密的兩套領導班子都沒有準備，以至在羽田機場和警察對峙時78名學生領袖被警察一網打盡，一直到安保條約自然生效以後才被釋放，這也是鬥爭失敗的一個原因。
　　鬥爭的失敗使「全學聯」發生分裂，1963年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成「革馬(革命馬克思主義)派」和「中核」兩派。各派分別參加反對當時已經進入泥沼的越南戰爭和反對三里塚建設新空港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