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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4日我國正式批准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國際公約」，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3款規定，為維護審判中被告有一定程度之保障，需擁有立即受審的權利。而我國司法體系長期以來「積案」問題嚴重、被告經常在一審、二審、三審中因發回更審徘徊數年，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間團體早已呼籲政府應當建立一快速審判辦法。此國際公約簽訂後，政府迅速地制定了《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但此法16條條文中，仍有許多問題需待釐清，否則未來將會影響受審被告權益甚大。

目前台灣一審為「事實審」以事實真相、雙方舉證內容，適用相關法律做出審判；二審為「事後審」，也就是「事後審查審制」，認定一審判決是否妥當、有無暇疵；三審為「法律審」，不再做一、二審法官之事實調查，只檢視判決所適用之條款是否有問題並做出判決。此設計是為了讓案件都能妥善地得到審判正義，但在這種制度下，仍有被告等待遙遙無期地審判定讞結果，並且「積案」問題始終未被解決，此外，今年制定的《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是否真的可以快速地解決上述問題則相當令人堪慮。

所謂「妥」乃是指「正確審判」、「速」則是「迅速審判」，但到底「很快判錯」與「很慢判對」哪一個比較正確？台灣的狀況是，檢方起訴後，一審很快做出判決，但重點是在二審、三審不斷地重複發回更審，這之中有很多因素，像是檢調單位未將犯罪事實調查清楚、蒐證不完全，一審未做好把關貿然做出判決，到了二審法官手中，卻發現證據有誤，因此發回、改判無罪而檢方再上訴；又或者三審遇到同樣的情況，認為在事實不明的狀況下亦無法做出判決，再度發回更審。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件案子反覆來回循環，時間就會拖得相當長，像是蘇建和案、一銀押匯案的3名老人，一審就是二十年以上。

因此，在這邊可以很清楚地發現，「積案」的原因在於，司法與檢調體系配合不足、而法官每天需要處理的案件又非常多，現在以一《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真的就能夠解決此問題嗎？應該改革的到底是上級法規，抑或是司法體系人力不足或檢調單位起訴浮濫的問題？

觀看十六條《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中：

第五條雖規定「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件，應優先且密集及終審理」，但對於被告「羈押時間」並無明確規定，更可能影響「偵查品質」而出現上述「很快判錯」之狀況。

第六條中指出逾十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被告得有適當救濟原則以「終止審判」。在第一款中明文規定，若是因被告個人因素造成判決延誤，不能使用此救濟原則。被告個人因素範圍甚廣，包含傳訊不到、戶籍地址錯誤，以及被告是否積極請求加速審判程序。但問題是台灣審判體系是以法院作為主體，法官看完卷宗了嗎？檢方將上訴書寫完了嗎？這是被告可以決定的事情嗎？就算被告「想要快也不能快」。若條文中以「個人因素造成判決延誤」、被告有無積極請求作為認定標準並不合理。

尤其在第九條中更限制了被告上訴權，條文中指出在案件超過六年且經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後，只能有三種例外：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判決違背判例，可繼續上訴；站在檢方的立場，檢方可以一直提上訴（反正大不了被最高法院駁回），由此得以見得，被告與檢方雙方並未站在同樣的平衡點上，那被告又如何維護自身權益。因此，此條文更被質疑是「閹割被告上訴權」條款。

以一銀押匯、華定國、蘇建和等案為例，在此《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通過之後，若判決有誤而被告宥於法令無法再行上訴，被告的正義又被置於何處？且無論有利或不利於被告的相關證據，若因為時間的更迭陸續出現，此《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反而扼殺了審判正義，這與其立法用意完全背道而馳。

《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貌似一部解決由來已久的積案問題、審判延誤，但其中仍有許多爭議點需要再討論，若此案在立法院本會期中輕易通過，台灣未來司法體制前景實則令人難以想像。